——“包容”是中国外交的关键词

1840年1月，负责禁烟事务的林则徐升任两广总督，并为总督府书写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当时中英冲突日渐激化，但清王朝依旧保守封闭，对世界大势缺乏认知。“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震惊于中外巨大的军事差距，深感不改变就无以为继，从而走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第一步。“西学东渐”在中国历史上再一次成为风潮，中国古典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激烈碰撞。

可以说，百年探索历程和正反两方面经验，共同塑造了中国对多元文明的包容精神，进而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事务、引领全球议程奠定了理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由于西方的封锁，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所走的曲折道路，借鉴世界先进科技和文化的脚步一度十分缓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强大的政治自信，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对世界敞开国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治理理念，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使中国经济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形成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使中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指出“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果都要珍惜”，“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习近平的讲话既表达了中国对多元文明的尊重，也透露了对文明偏见和傲慢心理的担忧。

中国是“傲慢和偏见”的受害者。清王朝盲目的“傲慢和偏见”导致中国未能赶上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国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员，遭受西方的歧视和封锁，客观上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改革开放后，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但西方仍有很多声音或唱衰中国经济，或宣扬“中国威胁论”，表现出对中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和敌视，其根源则是内心深处的“文明优越感”和意识形态优越性。他们错误地认为，只有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才匹配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其他所有政治制度要么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要么会引发地缘政治灾难。

这种“傲慢和偏见”正在使“文明冲突”成为现实。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国家创造了世界最强大的物质文明，并在此基础上养成了排斥异己文明和政体的“进攻冲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2011年，西方空袭利比亚，颠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近年来，西方国家为了颠覆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姑息纵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最终养虎为患。这些暴力颠覆他国政权的行为，在文化层面被视作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文明的冲突”，在地缘政治层面则造成欧洲难民危机、恐怖主义肆虐等恶果，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中国始终坚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主张国家间互不干涉内政，互相尊重领土和主权；改革开放后，我们停止“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树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大量吸收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成果，服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提出，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划线，不以社会制度的差异论亲疏。这些都彰显了尊重多样文明、实现“包容互鉴”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民心相通、“文明交流互鉴”作为重要内容；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反对双重标准和文明偏见；坚持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致力于推动人员、物流、信息、文化的大流通、大交融，将多元、发展、包容的全球治理理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外交具有了更强的实践色彩。中国深入参与全球事务，推动包容性全球治理理念和人类发展理念从概念变为现实。然而，意识形态歧视、单一文明论、宗教极端主义等过时理念并未消亡，继续污染着全球政治和文化生态。未来只有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将“包容”作为全球普遍践行的治理理念，才能真正形成公平合理、开放包容的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