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原委

在第五个“中国航天日”和“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50周年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4月23日给孙家栋等11位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并就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加快航天强国建设向广大航天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作为“东方红一号”任务的参与者，你们青春年华投身祖国航天事业，耄耋之年仍心系祖国航天未来，让我深受感动。50年前，“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我在陕北梁家河听到这一消息十分激动。当年，你们发愤图强、埋头苦干，创造了令全国各族人民自豪的非凡成就，彰显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

故事延展

孙家栋，中国科学院院士，从事航天工作60多年，是中国月球探测一期、北斗系统等多个卫星型号的工程总设计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被誉为中国的“卫星之父”。中国航天的许多“第一”都与他有关，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可以说，孙家栋为我国空间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9年，孙家栋出生于辽宁一个普通的教师之家。因为是左撇子，上小学两周后，他就被退学。然而凭借顽强的毅力，只用了一年的时间，他学会了熟练地使用右手，并且每一科成绩都十分优异。

1951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的孙家栋应召入伍，去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制造。在苏联求学的7年时间里，他门门学科都是满分，也因此获得了“斯大林金质奖章”。学成归来，孙家栋被抽调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了9年的导弹研制工作。

当时世界上已经开始争夺太空资源，苏联、美国相继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方面撤走了所有援建专家，中国的航天事业陷入了困境。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国内没有先进的工具，更没有现成的技术，研发卫星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对孙家栋而言，“东方红一号”意义最特殊，最难以忘怀。

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队参谋找到孙家栋，讲明来意，传达指示，随后又直接将他从北京南苑送到友谊宾馆。

原来，当时在导弹设计领域已小有名气的孙家栋，被钱学森亲自点将，担任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技术负责人。

对于年仅38岁的孙家栋来说，这无疑是一副重担。

“现在看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工业水平、科技水平都有差距。”孙家栋回忆说，中央根据当时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从当时情形看，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的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冲击几乎停顿；卫星方案的复杂程度，非当时的实际条件所能应对；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有的仪器甚至还没开始动手做。按照原定方案继续进行的话，到1970年很难完成。

聂荣臻元帅万分焦急，他找到钱学森，要求一定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

“钱老组织我们反复研究，最后得到一致意见，就是为了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原定方案需要大大简化。第一颗卫星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如果时间来不及，科学实验的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孙家栋说，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能简化到最低程度，“可以拿下来”。

“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寥寥12字，简洁概括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以此形容初次接触卫星的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也十分贴切。

当时的孙家栋就已展露出擅长总体协调的能力。他首先选定来自不同单位的18名技术人员。随后，他又拿着重新制订的“东方红一号”总体技术方案找到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直率而恳切地说：“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许多卫星产品研制单位都把毛主席金属像章镶在生产工具上，继而又镶到产品上。这导致卫星超重，极大影响卫星质量。虽然事关重大，但验收产品时，谁也不敢说出“毛主席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为了是否如实向周总理汇报像章的问题，孙家栋想了一整夜。汇报时，图纸铺在地毯上，孙家栋蹲着给周总理讲解。周总理听得入神，也蹲下来细听。孙家栋趁机提了像章的事情。周总理听后同在场的人说：你们年轻人对毛主席尊重热爱是好事，但是大家看看我们人民大会堂这个政治上这么严肃的地方，也不是什么地方都要挂满毛主席的像。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挂都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周总理一番话，最终解决了这个棘手难题。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消息传来，短时间内，天安门广场就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

比较公允的评价是，如果按照原来方案，“东方红一号”卫星不可能在1970年发射成功，有人说，“没有孙家栋的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

航天人这一辈子，永远向前看，永远在路上。

沿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开拓出来的道路，孙家栋又牵头研制了一系列卫星，从通信到遥感、导航，从不可回收到可回收，从国内到国外。满天中国星，有三分之一来自于他所担任技术负责人、卫星总设计师或工程总设计师的团队。

1994年，北斗一号系统工程立项，孙家栋出任工程总设计师，他在战略上做到顶层思维、超前谋划，在战术上做到细致、缜密，带领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起步开局。2004年，北斗二号系统工程立项，孙家栋继续担任工程总设计师，仅用了短短5年时间，就将16颗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并于2012年12月27日正式对亚太地区提供服务。

“天上好用，地上用好，”孙家栋曾说，“发展到现在，航天事业真正的效果，关键的关键，是在地面怎么样把它用好。”作为北斗系统工程总设计师，孙家栋从工程一开始就坚持工程建设、国际合作和应用推广统筹推进，按照国际标准建设北斗，鼓励优势企业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模块以及终端产品。孙家栋让“中国的北斗”逐步向“世界的北斗，一流的北斗”迈进。

航天人这一辈子，失败了哭，成功了也哭。

2007年10月24日，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10余天后，经过40万公里的星际飞行，“嫦娥一号”顺利抵达月球并实现绕月飞行。中华民族终于圆了千年奔月的梦想。

航天飞行指挥控制中心内，人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握手。然而，照相机捕捉到了这么一个镜头：孙家栋走到一个僻静角落，悄悄地背过身子，掏出手绢默默擦眼泪。

孙家栋说，当时的心情，一方面为国家为民族感到自豪，另一方面也感觉到航天人这个集体没有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这两种心情掺和在一起，加上压力突然一释放，感情就难以自抑。

2004年出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时，孙家栋已经75岁。探月工程风险太大，很多人认为，这个工程一旦出现问题，已是“两弹一星”元勋的孙家栋此前的辉煌历史就会受到影响。但孙家栋全然不顾，探月工程副总设计师张荣桥说，“他是怀着对中国航天事业的满腔热情来的”。

“当时最大的挑战，就是第一次进入深空。卫星跑出40万公里，是第一次。以前所有卫星都只和地球有关系，属于双体运动。‘嫦娥’离开地球去月球，变成三体运动，也是第一次。”孙家栋肩上的担子的确很重。

孙家栋再次显露总设计师本领，他化繁为简，创新利用现有的火箭、卫星和航天测控系统，确定了“嫦娥奔月”方案。当嫦娥卫星一发射出去，人们看到的是一串串数据、一条条曲线。但在孙家栋眼里，速度曲线往上抖或者往下抖，所代表的卫星状态，那是清清楚楚的。特别是卫星被月球成功捕获的一刹那，速度值有个拐点，孙家栋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孙家栋外衣胸口经常别着一个航天标识的圆形徽章，标识中间是个类似火箭的形状，往外是三个圈，分别代表三个宇宙速度，也代表人类航天梦想的三个阶段。为此，他奋斗了几十年。

打完“嫦娥”这一仗后，孙家栋走到了最内圈和第二个圈之间：摆脱地球引力，活动空间扩展到了太阳系。“中国航天的下一个发展目标，应该是有能力到达太阳系的任何角落。”他说。

“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航天尖端产品也是买不来的。在一穷二白的时候，我们没有专家可以依靠，没有技术可以借鉴，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今天，搞航天的年轻人更要有自主创新的理念，要掌握核心技术的话语权。”

“生在中国这片热土，有幸从事航天事业，这种成就感一生都忘不了。中国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全面深化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入，我们一定要紧跟党中央，完成好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说到这儿，他习惯性地眯起眼睛，表情仍是那样的从容而淡定。

从航天大国走向航天强国的路上，这个航天强者的传奇仍在继续。

2014年，孙家栋卸任北斗系统工程总设计师，成为北斗系统高级顾问，却依然不辞辛劳地为系统建设发展奔走。2020年6月23日，北斗三号系统收官卫星发射，心系北斗的孙老特地发来视频，寄语北斗人不忘初心、践行使命、砥砺前行。

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孙家栋院士坐轮椅入场，迎来现场所有人起立，大家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向这位北斗事业的奠基者致敬！

故事启迪

“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广大航天工作者培育和发扬的“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神，成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英雄模范们用行动再次证明，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只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不懈的奋斗精神，脚踏实地把每件平凡的事做好，一切平凡的人就都可以获得不平凡的人生，一切平凡的工作就都可以创造不平凡的业绩。踏着榜样的足迹前行，新时代的追梦人定将绘就一幅幅更加广阔动人的奋进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