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历史经验表明，把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起来，既是改革的需要，也是法治的需要。“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1]。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深化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依法治国，需要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是两个轮子，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辩证关系。”[2]

一、改革和法治相辅相成、相伴而生

改革和法治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性。习近平指出：“我国历史上的历次变法，都是改革和法治紧密结合，变旧法、立新法，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到明代张居正变法，莫不如此。”[3]在中国政治文明史上，改革总是一马当先，冲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体制和制度；法治则紧随其后，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的体制和制度。尤其是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的形成，更是彰显了改革与法治并施的关键性作用。

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伟大实践，以全新的方式展现了改革和法治的密切关系。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分别把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主题并作出决定，有其紧密的内在逻辑，可以说是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都离不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是姊妹篇，我们要切实抓好落实，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像两个轮子，共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事业滚滚向前。

二、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我们要着力处理好改革和法治的关系”[5],“必须坚持改革和法治相统一、相促进”[6]。

总体上看，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在目标上互为一体，在功能上互为支撑，能够实现相统一、相促进。从目标上看，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表现形式，又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从功能上看，改革所需要的秩序环境有赖法治提供，法治所追求的法治体系也有赖改革深化，特别是深化法治领域改革。改革和法治的这种内在联系，使得它们在实践中呈现出相互促进的关系。

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改革和法治存在着不少差异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是破、法治是立，改革是变、法治是定。具体而言，从思维方式上看，改革表现得更为主动和活跃，不大受条条框框的约束，而法治则表现得更为审慎和稳定，要求在规则之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行为特征上看，改革更强调创新性和突破性，倡导敢闯敢试，法治则强调确定性和规范性，强调依法决策和依法办事。从评价标准上看，对改革的评价，侧重于提高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成效，而对法治的评价，则侧重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合法权益的成效。正是由于改革和法治存在差异，一些人对二者关系的认识存在误区和偏差。

当前，我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和法治的关系需要破解一些新难题，也亟需纠正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就是要冲破法律的禁区，现在法律的条条框框妨碍和迟滞了改革，改革要上路、法律要让路。”[7]这种观点容易导致在实践中搞违法的改革，甚至借改革之名行违法乱纪之实。“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律就是要保持稳定性、权威性、适当的滞后性，法律很难引领改革。”[8]这种观点只重视法治对改革成果的确认、保障作用，不重视法治对改革的引领、推动作用，导致在实践中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