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丛书(共12册)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在全球治理的多个平台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世界和平安全、规则公平合理等方面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注意到全球治理对于中国外交的重要意义，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全球治理观。

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正是以多边主义的方式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1]。简单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多边外交政策与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宗旨、主张和指导思想等几方面分析近年来中国积极践行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的外交实践，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全球治理观的理念内涵。

一 21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

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是中国多边外交工作的重要转折点，之后中国以联合国为平台，逐步实施了一些多边外交行动。198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将多边外交列为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进入21世纪后，中国提出了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坚持通过协商与谈判的和平外交方式解决矛盾，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近年来，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为此，中国活跃在上海合作组织、朝核六方会谈、WTO多哈回合谈判、中非合作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多边外交机制当中。

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世界积累的治理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即是一例。面对这次金融危机，原有的国际治理平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由此，世界各国越发认识到以合作方式进行全球治理的重要性。为了应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各类新兴国际组织不断出现，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中国也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等机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在开展多边外交时一贯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支持联合国在宪章精神指导下的各项工作，积极参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开展的活动。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平等协商集体制定国际规则，推动对话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二参与全球治理的时代背景与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全球治理体制曾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制的根本宗旨在于维护西方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因而在制度设计上呈现出严重的“制度非中性”特征。在这一治理体制下，发达国家拥有决定议程的权力，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则长期受到压制，无法享有相应的制度性话语权。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一全球治理体制开始面临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愿意将手中的治理权力向新兴经济体让出，而自身解决问题的能力又在下降，这导致全球治理平台的合法性、代表性和效率都在不断下降。

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全球治理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为这一改革带来了希望。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新兴经济体积极响应和参与全球治理，不断提供公共产品，为有效遏制国际金融危机并推动世界经济秩序的恢复和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它们的贡献并没有相应地体现在全球经济治理的规则框架之中。

新兴经济体已经认识到既有治理体制中的“制度非中性”，开始呼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希望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制中不合理的部分，以获得与其实力与贡献相匹配的制度性话语权。在此背景下，“西方治理”转型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共同治理”的过程是大势所趋。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敏锐地指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可以为中国发展和世界和平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2]以公正、合理、有效的治理效果为宗旨来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改革，其实就是使这一体制更多地反映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增强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积极性和合法性。

三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在2013年3月南非德班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上，习近平主席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3]在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等诸多治理平台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不断呼吁进行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其中，最迫切的就是国际金融领域的治理改革。在2013年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的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习近平主席两次讲话均触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改革的必要性，呼吁进行新的份额安排以更准确地反映各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

IMF的份额与投票权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原因。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各国在IMF中的份额与投票权主要由该国的经济体量和结构决定，具体影响因素包括 GDP、开放度、经济波动性和官方储备等。由于IMF的份额、投票权条款和计算公式存在不合理性，因此导致少数发达国家拥有更高的份额和更大的投票权，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和投票权偏低，由此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平衡现象。例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偏低。如果IMF不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则可能会影响SDR的权威性、合法性和代表性。经过艰苦博弈与磋商，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这一举措使IMF的全球威望有所回升，有助于形成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另外，“人民币入篮”也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影响力提升的重要体现，具有标志性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发达国家的国际货币垄断，有助于公正合理有序地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促进国际货币供给的竞争，为各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另外，新兴经济体为推动IMF和世界银行进行份额改革的努力也进行得非常艰难。IMF曾于2006年和2008年分别进行了两次份额改革，使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与投票权均有所上升。近年来，IMF不断向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进行援助，其资金总规模持续下降，而西方发达国家无力扭转这一趋势。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要求对不均衡、不合理与不公正的份额分配以及投票权安排进行改革的呼声与日俱增。例如，2009年中印俄外交部长第九次会晤提出，IMF应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5%的份额，世界银行增加至少3%的实质性投票权，以期达到增强发展中国家发言权的目的。2010年金砖国家央行行长和财长会议提出，发达国家应至少让渡6%的投票权给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后者份额将上升到42.3%，转移5.3%投票权，金砖成员国的份额届时将会进入前十位。此外，取消原有任命产生执董的机制，改为选举产生，欧洲国家减少两个席位。

然而，2010年IMF出台的一份改革方案却遭到来自美国的阻力。美国政府为了捍卫自己在该组织中的主导权，不愿意推动旨在提升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份额改革。另外，少数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不断推动修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企图在重要决策事项中增加特别多数通过的条件，以确保主要发达国家的份额总额占据主导优势的局面。

经过多年努力，IMF改革方案终于在2016年1月正式生效。虽然美国继续保有否决权，但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得到大幅度提升。新兴经济体比以前增加了超过6%的份额，其中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从3.8%提升到6.071%，投票权排名从第6位升至第3位。中、巴、印、俄四国与美、日、法、德、意、英同时位列IMF前十大成员国。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改革也有很大的进展。世界银行的改革主要涉及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份额，修订世界银行的章程，增加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执行董事会的席位等。2008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提出了改革世行投票权的一项计划，以增加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话语权。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增加基本票数，提升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投票权至44.1%，对于由于改革导致份额减少的发展中国家补贴额外的投票权，增加一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执行董事。之后，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等诸多外部经济压力的影响，世界银行在2009年提出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计划，即继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设立了世界银行股权分配的标准，规定股权分配要通过选择性资本方式来实现。2010年世界银行又进行了第三阶段的改革，继续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上述三个阶段的改革均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中国因此成为世行的第三大股东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贡献中国智慧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宗旨。在诸多治理难题上，我们看到了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在诸多治理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中国代表活跃的身影。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与雄心之间、中国做出的贡献与其话语权还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因此，中国（包括其他新兴经济体）还需要努力提升自己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

一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是合作的基础，而全球治理的出发点也是全球共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指出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4]。可见，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是我们参与全球事务的根本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5]如果说共商共建共享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手段，那么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汇集各国利益共识的前提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国利益，增加了中国同各国利益汇合点。[6]

在强调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符合时代的要求，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时代，各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全球治理应对的是日渐急迫、前所未有、跨出国境的世界性问题，非一国之力所能及。比如，在国际贸易领域，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粉墨登场。全球贸易发展中地区不均衡现象明显，发达国家在进出口贸易、服务贸易方面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国际贸易领域的这些问题绝非哪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能够应对。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分析指出，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整体复苏艰难曲折，国际金融领域仍然存在较多风险，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上升，各国调整经济结构面临不少困难，全球治理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依然任重道远。[7]因此，应对此类问题亟须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原则。各国参与全球治理秉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精神，充分认识到在如今全球化的世界里，“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8]

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遵循求同存异的精神。求同存异是一种优良的处世哲学与合作精神。这种合作的理念源于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各国需要在合作中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找到利益汇合点，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以达到利益均衡的状态，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了求同存异的重要性，他提出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共同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9]他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强调：“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10]

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大国要负责任、有担当。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观强调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性地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中美两个大国在全球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作用。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访美前夕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表示，全球治理体系是由全球共建共享的，不可能由哪一个国家独自掌握。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也不会这样做。中美在全球治理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应该共同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这不仅有利于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合作，也有利于双方合作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11]应当看到，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诉求，两国有意愿也有能力深度参与全球治理。中美这两个世界主要大国的合作是全世界的福音，也是推动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的必要条件。中美合作好了，可以成为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中美冲突和对抗，对两国和世界肯定是灾难。中美两国应该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机制，共同促进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尊重文明多样性。全球治理需要大国和小国的共同参与，但大国与小国能力不同，因而各自提供的公共产品应在数量和质量上有所区别。大国要在一定程度上接纳小国“搭便车”的行为。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12]另外，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的国情不同，背景各异，因此在治理合作中应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

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需要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来融通中国的利益与世界的利益。在这方面，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可以实现中国利益与沿线各国利益的融通。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有关国家可以加强合作，增进共识，增强整体意识和团结意识，在建设中参与治理进程，解决治理难题，从而促进全球治理体制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具体实现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 ‘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13]

二为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贡献中国智慧

世界需要中国声音和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新年贺词中表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4]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再次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努力为完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15]

全球治理呼吁中国智慧是基于客观环境的需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亟须应对的问题包括增长动力欠缺、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动荡、贸易和投资不景气等。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一贯主张使用短期政策来刺激经济，但其实收效甚微，世界经济的形势并未有明显好转。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市场需求疲软，全球贸易与投资量走低，发达国家的经济弱点不断显现；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却维持相对较高增速，两相叠加，使全球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发达国家主导的治理理念并不足以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许多国家表现出焦虑心情，希望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站出来，提供新的治理理念与思路。

在重要国际治理平台上发声，是中国贡献治理智慧和治理方案的重要渠道。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是近年来中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峰会，也是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借杭州峰会的契机，向世界分享了全球治理的对策建议。他在本次会议的开幕辞中表示愿意为全球治理开出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中国药方”，推动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之路。[16]在这次会议前后，中国运用主场条件，积极发挥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形成影响，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起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积极作用。正是在这次峰会上，中国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从而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中国为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可以贡献哪些理念呢？这些理念又包括哪些内涵呢？可以说，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的核心是开放包容、合作共赢、互联互通、改革创新。开放包容首先意味着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表达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意愿。他指出：“第一，打开窗子，才能实现空气对流，新鲜空气才能进来。搞保护主义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损人不利己。二十国集团要致力于营造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环境，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要坚持通过对话和协商妥善处理贸易摩擦。一些发达国家也要取消对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不合理限制。第二，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当前的多边贸易体制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其生命力在于普惠性和非歧视性。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合作时，要坚持开放、包容、透明原则，使之既有利于参与方，又能体现对多边贸易体系和规则的支持，避免国际贸易治理体系碎片化。”[17]在2013年10月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他再次表示，中方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发达成员要做好表率，开放市场，重视经济技术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贸易水平和竞争力；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坚定支持多哈回合谈判。[18]开放包容还意味着中方倡导的新兴多边治理机构也是开放的。比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业务不仅仅面向五个金砖国家，而是向世界各国开放，努力惠及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又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员国并不局限于亚洲，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国家都可以加入。

合作共赢要求各国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别国的利益，只想独善其身而不是追求共赢。全球治理必须以多边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在多边主义合作框架中，各国应在充分尊重别国利益的前提下凝聚共识，防止集体利益被个别成员国的私利所绑架。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应由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商量来办。我们应该共同推动国际关系法治化，推动各方在国际关系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原则。”[19]由此可见，尊重各国意愿和多边行为法治化是全球治理获得合法性的重要方式。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环节，也是实现合作共赢的途径之一。实现互联互通应该优先实现运输、通信、支付体系等基础设施在物质层面上的联通，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使得各国能够依托陆上、海上合作走廊，共享经济发展成就，促进深度交融的互利合作网络的形成。互联互通对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义在于，它可以改变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的局面，以“先富带后富”的方式实现亚洲地区的均衡发展。

改革创新是中国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给出的药方。中国提倡用中长期的经济结构改革来替代短期刺激政策。在中国看来，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金融监管改革虽有明显进展，但高杠杆、高泡沫等风险仍在积聚。在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习近平主席从改革和创新两方面提出了富有针对性的建议：“二十国集团成员应该结合本国实际，采取更加全面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用多种有效政策工具，统筹兼顾财政、货币、结构性改革政策，努力扩大全球总需求，全面改善供给质量，巩固经济增长基础。我们应该创新发展方式，挖掘增长动能。二十国集团应该调整政策思路，做到短期政策和中长期政策并重，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20]

近年来，中国的全球治理实践全面展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我国过去五年的外交实践和成果总结为“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而涉及多边层面上，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实践囊括了非常丰富的内容，成果显著，包括：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起创办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举办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21]

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亦在逐步提升治理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小智治事，大智治制。”[22]这句话是说，具有小智慧的人，只会处理好具体性的事务；而具有大智慧的人，则会制定制度。由此可见制度的重要性，以及增强参与制定全球治理制度的关键性意义。在这方面，中国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倡议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中国的发展利益。

一积极参与新兴治理机制

新兴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更多地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增加了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全球治理体制的不足，并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积极参与新兴的治理机制是增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它能够更好地助力全球治理机制朝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也可以保障新兴经济体的权利，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劣势。

首先，积极参与新兴治理机制是增强治理能力的重要渠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二十国集团逐渐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成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最重要平台。当新兴经济体作为主席国时，二十国集团的议程就会更加贴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切身诉求。例如，2002年的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是印度，当年的首脑峰会讨论的议题就以减少贫困、关注发展和提升制度透明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为主，也第一次讨论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问题。2003年的二十国集团首脑峰会在墨西哥举行，这次峰会首次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寻求“平衡发展”的主张，要求对落后的国家实行债务减免等有利于贸易的举措，再次强调了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二十国集团安塔利亚峰会的主要议题是“包容性、投资和执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对话等问题，也延续了前几次会议中关注发展、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相关议题。

其次，新兴经济体还要利用好自己的治理机制来提升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例如，金砖国家这一机制自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的活动中来，采取了诸多努力来推动全球经济体系的改革，主要涉及如下几个问题。第一，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负面溢出效应，积极推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地位。第二，推动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督促两者尽快实现2010年关于份额和投票权改革的既定目标与方案。第三，积极寻求更多的合作机遇，加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沟通，支持二十国集团等新兴全球治理平台的发展。第四，积极开展多边金融安全合作，成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第五，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确保各国在国际经贸活动中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权利平等。

自成立以来，金砖国家致力于“加强协商协作，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共同利益”。[23]它对于提高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地位，推动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的建立和改革，做出了巨大努力。中国对于金砖国家的未来发展抱有很大的期望。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指出：“金砖国家刚刚成立五年，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我们要扎扎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把金砖国家合作伙伴关系发展好，把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好。”[24]

二创建包容性新机制

除了积极参与新兴治理机制的活动，中国还创建新型治理机制，希望以更包容的精神来兼顾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其中有代表性的就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新机构、新机制增强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也为全球治理体制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2013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期间，各国就新开发银行的建设成立达成了一致意见。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签署了新开发银行协议，标志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的正式诞生。金砖银行授权资本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实缴资本为100亿美元，由初始成员国平等出资。银行首任理事会主席来自俄罗斯，首任董事会主席来自巴西，首任行长来自印度，银行总部位于上海，同时在南非设立非洲区域中心。

金砖银行的宗旨是服务于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融资需要，并缓解它们对美元和欧元的依赖。[25]金砖五国中的南非、巴西、俄罗斯和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缺口相对较大，仅凭借自身国家财力难以满足其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因此金砖银行的共同资金合作、优先贷款权将有效地解决它们的融资需求，同时又可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经验交流，因此金砖银行的设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2016年7月18日，金砖银行发行了30亿元金融债券，所获资金用于推动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另外，金砖银行是一个开放的金融机构，其业务不仅仅面向五个金砖国家，还将惠及广大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金砖银行是新兴经济体加强金融合作的一个代表性案例，象征着金砖国家在金融合作方面迈开了崭新的步伐。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是一个主要由中国推动的、旨在促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多边金融合作机构。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向外界透露中方拟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其后历经八轮协议谈判和800多天的筹备，2015年12月25日，57个意向创始国签署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标志着亚投行的成立。根据《筹建亚投行备忘录》，亚投行的法定资本是1000亿美元，中国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左右，为最大股东，各意向创始成员国将以国内生产总值衡量的经济权重作为各国股份分配的基础。《协定》规定亚投行的主要职能包括鼓励、推动亚洲公共和私营资本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及主要的生产性领域；利用可支配资金为本区域发展事业提供融资支持，特别关注欠发达成员的需求。[26]亚投行可以对亚洲国家提供基础设施信贷，补充亚洲开发银行在融资、金融援助方面存在的不足。

亚投行的建立对于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它旨在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合作，亚投行可以突破原有的条件性限制，有效弥补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促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其次，亚投行扩大了亚洲投融资的需求，有利于从投资方面刺激经济走出低迷的状态。另外，亚投行对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促进亚洲地区经济增长，带动私营经济的发展并改善就业。最后，亚投行给予了高储蓄率国家存款投资平台，直接导向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有效配置本地区内的资本，并最终促进亚洲地区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

三促进新旧制度的有机融合

创建新的全球治理机制，并非全盘否定既有治理机制，另起炉灶，而是旨在改革既有治理机制中的不合理因素，转变其存在的非中性和歧视性的制度，增加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话语权，使之变得更具合法性、广泛性、包容性，实现全球治理机制的融合、协调与发展。简单地说，就是坚持改革、不搞革命。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要坚定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维护和巩固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积极维护开放型世界经济体制，旗帜鲜明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27]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但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改革完善，以顺应国际关系发展进步的时代潮流，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诉求，更好地应对新形势下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

创建新的治理机制需要注意与原有机制的有效融合。例如，二十国集团就亟须处理好与其他治理平台的关系。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可以作为既有国际组织和治理平台的补充。二十国集团优点在于它更具包容性，包括了发达国家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另一方面，二十国集团的成长历程还相对短暂，在诸多方面还需要与既有机制形成互动，共同发挥作用。近年来，二十国集团与部分既有的国际组织与机制有着不错的互动，例如，二十国集团与联合国就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问题开展了密切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然而，它在敦促IMF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面进展缓慢。又如，金砖国家非常注重与其他治理机制之间有效协调，目前与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互动。这样的对话与互动对于这些新型治理机制的成长将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然而，在国际贸易领域，新旧治理机制之间的融合难题非常突出。多哈回合谈判的停滞不前使WTO在国际贸易领域的领导地位不断下降，各类排他性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不断涌现使国际贸易领域呈现出“碎片化”趋势，不利于治理机制的统一与整合。逆全球化浪潮促使贸易保护主义在一些国家再次兴起，自由贸易原则受到一定的挑战。面对严峻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观点，开出“中国药方”。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上希望各国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方对任何有利于亚太区域融合的机制安排都持开放态度。有关安排应该建立合作而非对立的关系，倡导开放而非封闭的理念，寻求共赢而非零和的结果，实现一体化而非碎片化的目标。要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形成彼此融合、互为补充的局面。”[28]2017年1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时发表主旨演讲，特别批评了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的现象，同时大声疾呼世界各国应当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29]

四重视非传统安全治理

中国是全球安全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气候变化、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武器扩散、毒品泛滥以及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升温，中国的国家安全也受到或浅或深的影响，中国对非传统安全治理的力度亦随之加大，对非传统安全治理国际合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表示，尽管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涌现，但捍卫和平的力量终将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30]正是在这一重要论述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参与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不断在反恐、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亮明观点，提出主张。

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国际会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理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上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上海合作组织的各成员国要支持维护各国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做出的努力，加大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和毒品犯罪力度。由于当前地区恐怖主义和毒品犯罪相互勾结的现象愈演愈烈，所以提出了对于反恐和禁毒双管齐下的系统性工程的新要求。中方认为有必要赋予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加强其综合打击“毒恐勾结”的能力。第二，上海合作组织各国需要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繁荣需要安全稳定的环境。落实2001年签署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及合作纲要，完善上合组织的执法安全合作体系，赋予地区反恐怖机构禁毒职能，并在该基础上建立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综合中心。[31]

中国积极参与网络安全治理。网络安全问题是一个近年来兴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由于互联网在各国政府、企业和人民的日常工作、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的安全问题备受各界重视，逐渐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安全议题。中国与世界各国在网络安全上有共同关切，中国也是黑客攻击的受害国，因此中国坚决维护网络安全。当今网络技术越来越发达，同时也客观上提高了对网络安全建设的要求，特别是在针对涉及国家安全领域内的网络安全建设方面。目前，中国已经和许多国家就网络安全治理交换了意见，积极谋求网络安全领域的有效治理。比如，中国与美国双方已商定成立相应的安全对话工作组，并开始着手安全问题的研究。中国希望各国通过合作，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网络安全全球治理体系。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巴西国会发表演讲时就此指出：“国际社会要本着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原则，通过积极有效的国际合作，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32]

中国在气候领域的全球治理实践中表现出大国担当，不断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与各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挑战。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提交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自主决定贡献”，明确表示自己将承担远超需要的“公平份额”的数值，比如，承诺在203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中国还设立了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主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融资提供支持。中国还将治理大气污染上升为重要的国家计划、规划，例如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将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写入“十三五”规划建议、发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成功通过了《巴黎协定》，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指出，巴黎协议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是一面镜子，给我们思考和探索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宝贵启示。[33]围绕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他认为理想的治理状态包括以下三种特点：第一，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未来。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如果抱着功利主义的思维，希望多占点便宜、少承担点责任，最终将是损人不利己。巴黎大会应该摈弃“零和博弈”狭隘思维，推动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多一点共享、多一点担当，实现互惠共赢。第二，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平正义的未来。要提高国际法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确保国际规则有效遵守和实施，坚持民主、平等、正义，建设国际法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应对能力都不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该得到遵守。第三，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倡导和而不同，允许各国寻找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应对之策。[34]其实，这些基本思想也适用于全球治理的各个问题领域之内，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五参与引领经济全球化发展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乏力，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全球化遇到波折，贸易和投资低迷，全球性挑战加剧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回应全球化遭遇的问题与挑战，“我们要秉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合作观，拒绝自私自利、短视封闭的狭隘政策，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35]2017年年初，习近平主席出席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让世界感受到了中国支持经济全球化、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责任感、信心与决心。习近平主席的此次达沃斯之行，正值世界在2016年经历了众多“黑天鹅”事件、世界对全球化缺乏信心的时刻，充分表明了中国乐意保持对外开放的姿态，并与世界各国一道，引导全球化向着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

另外，习近平主席的达沃斯之行也向世界传递了来自中国的信心。当前，世界经济正处于增长乏力、创新不足、突破性的技术革命尚未发生的历史性节点上，表现出增长动力欠缺、全球宏观调控滞后、地区发展失衡等特点。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而且中国经济与地区和世界经济的有益互动，将会有效整合资源效率、共同探讨经济增长新动能、合作创新与突破。这对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来说必不可少。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会议上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全球经济稳定和增长提供了持续强大的推动。中国同一大批国家的联动发展，使全球经济发展更加平衡。中国减贫事业的巨大成就，使全球经济增长更加包容。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推进，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36]

围绕“经济全球化怎么走”的问题，世界期待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三方面建议：第一，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第二，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第三，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而围绕“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习近平主席又提出以下建议：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37]

中国参与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举措是“一带一路”倡议。该倡议于2013年正式提出，以《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发布为阶段性标志，涉及东盟、印度、俄罗斯、非洲、中东欧等地区和国家，不论是从地域范畴、沿线经济体彼此之间的发展阶段、特征和结构性差异来看，其覆盖的面都比较广，涉及的国家之间可挖掘的经济互补性较强。因此，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互联互通体系建设是重点。沿线国家可以通过寻找比较优势，开展双边贸易，从基础上做大区域经济规模，从而实现多边共赢。在人类历史上，技术进步使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变为现实，从而缩小了世界的距离，并使互联互通成为全球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谈及互联互通，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是基础设施的联通。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应抓紧制定战略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目前，中国政府已经规划了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以经济走廊为依托的亚洲互联互通基本框架，并优先推进中国与巴基斯坦等国的交通设施项目。

这一系列的举动都让世界看到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与世界主要国家一道引领经济全球化的决心，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从时代背景出发，做引领经济全球化浪潮的表率、愿做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之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姿态。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市场需求疲软，全球贸易与投资的优势被削弱，发达国家的经济弱点不断显现，新兴经济体国家维持相对较高增速，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此背景下，新的全球治理秩序和思路亟须建立起来。“一带一路”吸取了以往全球危机的治理经验，倡导的是对现有机制的补充、完善和创新，使其更具合法性，广泛性和包容性。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周边国家共同打造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

积极参与引领经济全球化与不断增强的综合国力有关，也与保持开放包容的政策导向有关。综合国力的提升增强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但也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38]开放包容的政策导向表明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们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就必须树立全球视野，更加自觉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全面谋划全方位对外开放大战略，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39]

全球化使世界变得“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使全球化的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同时扩散开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各国责无旁贷。向全球化“关门”并非长久之计，也非明智之选。应对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大家商量一起办，这就是全球治理的实质。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既有全球治理体制的不足。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断为全球治理贡献着中国力量与中国智慧，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观由此逐步成型。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指导思想和理念创新总结为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40]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从时代背景、参与宗旨和基本主张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观：第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第二，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宗旨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第三，我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基本主张是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41]

总的来看，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吸取了以往全球危机的治理经验，对现有治理机制与治理平台不搞推倒重来，不另起炉灶，而是“改制”与“建制”并行，以共赢为目标，以合作为途径，注重开放性、合法性、连通性，努力协调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对全球治理的不同需求。我们有信心认为，在器物、制度和思想等层面，世界将越来越多地看到全球治理的中国力量与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