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首要关系，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与变革。在工业文明基础上诞生的生态文明，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建设生态文明是对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趋势的自觉顺应和深刻把握，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是对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积极回应。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任务。

一、顺应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演替。历史上众多文明古国均发源于生态良好的地区，又都随着生态恶化的加剧而导致文明衰落。可以说，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1]。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巨大的物质财富被创造出来，世界市场得以开拓，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现代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评价道，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虽然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在历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它同自己所产生的社会生产力本身又是不相容的。以机械化和电气化为特征的工业文明，在资本增殖与扩张本性的驱动下，在人类中心主义与功利主义思想观念的支配下，把人类视为自然的“主人”，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对自然界的控制达到“随心所欲”的地步。这种片面而偏激地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做法，在推动工业文明凯歌行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打破了生态系统固有的循环和平衡，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给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威胁。

当人类还沉醉于工业革命的伟大胜利时，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在长期累积中逐渐凸显出来。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多起环境公害事件，对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巨大影响，带来惨重损失。20世纪中叶后，臭氧层耗损与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退化与沙漠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水体污染、固体废弃物垃圾成灾等全球环境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更加严峻。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由于大量使用化石燃料，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等多种温室气体，在日积月累中逐步导致全球气候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气候异常、自然灾害加重、流行性疾病加速传播等多种恶劣影响。从总体上看，环境公害、全球环境问题、气候变暖等愈演愈烈，已不再单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严峻问题。残酷的现实充分表明，工业文明对待自然的态度与做法已经走进死胡同，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已发生严重逆转，人类文明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还远远没有后来如此严重，生态环境问题尚没有引起人类广泛关注。但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超前地关注到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进化的产物，无机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母体、根基与家园，没有自然就没有人本身。人类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必须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他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等历史上因破坏生态而遭到报复的事例给予高度关注，发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2]的警示。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的同时，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不和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还表达了对于未来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向往，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最终的“和解”，必须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由于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从20世纪中叶起，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找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背后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极力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并逐步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理论。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揭露了因滥用农药导致的环境污染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的争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震惊世界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对西方以资源的高消耗、污染的高排放和生态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深刻反思，揭示了“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引发国际社会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极大关注和广泛讨论。同年，联合国首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揭开了全人类共同保护环境的序幕。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正式对可持续发展作出定义，系统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将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升到了战略高度。人们逐步意识到，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巨大破坏，终使人类自食苦果。因此，必须深刻检讨工业文明所招致的严重问题，重新审视与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

工业文明的发展实践证明，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客观上倒逼人类必须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是唯一可行选择。同时，关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探索表明，人类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生存。顺应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建设生态文明是大势所趋。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工业文明之后更为高级的文明形态，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生态文明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本，以经济、社会、人口和自然协调发展为准绳，以资源的循环和再生利用为手段，以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们的经济活动，从根本上解决人类文明发展同自然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

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历史大势，也是世界潮流。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也必须自觉把握历史大势，主动顺应世界潮流。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能重复“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西方国家老路，绝不容许“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必须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走一条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之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提出，是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成果，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重要战略措施，更是中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一大贡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3]

二、破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贯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强调改善生态环境，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植树造林、绿化祖国”运动和“兴修水利、保持水土”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关注环境保护工作，1981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保护环境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把“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4]。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明确要求“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把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理念，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党的十六大把“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生态文明写入党代会报告，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写入新修改的党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位，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条基本方略，把绿色发展作为一大新发展理念，把污染防治作为三大攻坚战中的一大攻坚战，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建立并实施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等等。所有这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也使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几年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好的时期，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出现了稳中向好趋势。

同时也要看到，经过多年快速发展，我国积累下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进入了高强度频发阶段，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习近平同志强调指出：“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如果不从现在起就把这项工作紧紧抓起来，将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5]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脆弱的形势依然严峻，生态治理成效并不稳固，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难题。

一是资源保障能力较弱，制约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大量能源需要进口。从长远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仍然在不断增长。根据预测，到2035年，我国现价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90万亿元^[6]，如果保持现有的能源消耗强度不变，我国的一次能源消费将达到110.98亿吨石油当量，而2017年全球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才135.11亿吨石油当量。这样的能源消耗量，不仅我们供应不起，整个地球都承受不起。

二是环境污染依然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老百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清洁的空气、更干净的水、更安全的食物，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严重制约了这些需求的满足。经过近几年治理，大气环境虽然有所改善，但不容乐观。2018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17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超标，占64.2%。同时，水环境安全形势严峻。在全国地表水1935个水质断面（点位）中，IV—劣V类占29%。在1613个流域水质断面中，IV—劣V类占25.8%。111个重要湖泊（水库）中，IV—劣V类占33.3%。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906个在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监测断面（点位）中，未达标占10.2%。全国32%的河流和11%的湖泊污染物入河量超出纳污能力。^[7]再就是土壤污染严重。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我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全国土壤调查点位总超标率为16.1%，历史上曾经是大粮仓的成都平原土壤各类超标率甚至高达42.2%^[8]。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评价。

三是生态系统依然脆弱，制约了生态系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自然界是包括人类在内一切生物的摇篮，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不仅创造维持了人类生命的支持系统，同时还为人类提供了休闲、娱乐等精神享受。近年来，我国生态退化依然严重，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农业生产与开发导致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等问题严重，我国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的31%和30%，耕地退化面积占四成以上。每年流失土壤总量达50亿吨，因水土流失导致土地生产力下降的耕地超过3亿亩，严重影响了自然生态提供人类所需生命支持物质的能力。^[9]森林、灌丛与草地生态系统质量为优等级的面积比例仅分别占5.8%、11.7%和5.4%，17.6%的森林、14.4%的灌丛和34.7%的草地生态系统质量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城镇化、工业化与资源开发导致的流域生态破坏、城镇人居环境恶化、自然岸线丧失等问题依然存在。仅2000—2010年间，城市扩张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总面积就达到420.37万公顷，有4.06万平方公里的自然生态系统由于耕地开垦而丧失。沿海大量自然岸线和滩涂水域被占用，自然岸线保有率已不足40%。^[10]这些问题使我国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大幅下降，不仅制约了经济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而且影响到外商对我国投资环境的评价与信心，限制了经济长远发展空间。此外，一些环境问题引发的自然灾害更是直接造成巨大财产损失，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也是代价高昂，甚至远超当初创造的财富。

资源环境是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程度，决定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优良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可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妨碍乃至破坏经济的发展。古今中外无数案例都表明，因掠夺式开发而造成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必然限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最终出现经济结构崩溃和社会全面危机。现阶段我国人口规模大、经济体量大，越往前发展对资源环境的需求量越大，在没找到更多可替代资源的情况下，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将越来越明显。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改变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发展模式，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要破解环境污染和人民对美好环境期待之间的难题，必须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使我国生态环境有一个根本改善；要破解生态脆弱和提升生态系统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之间的难题，必须将山水林田湖草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加快构建生态功能保障基线，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切实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则、目标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环节与全过程。

三、满足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是一种兼具自然性与社会性、物质性与精神性的复合存在，具有对美好生活的永恒向往和不懈追求。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受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追求标准有所不同。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必然要追求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生活状态，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逻辑，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规律。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集中各方力量全力攻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判断，明确指出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内容更加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特别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态问题越来越重视，对天蓝地绿、山清水秀、生态优美的生活环境和空气洁净、水质优良、食品安全的生态安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盼温饱”，现在“盼环保”；过去“求生存”，现在“求生态”，这成为民心民意最真实的表达。这种变化，一方面源于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高速发展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它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得以实现向更高层次的跃升，生态环境在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另一方面则源于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大量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使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重大利益关切。这两个方面共同作用，引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内涵和内容的历史反思，也从生态维度丰富了美好生活的时代标准。

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谋求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过去发展经济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现在保护生态环境同样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二者是内在统一的。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与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能否解决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和水平，关系到党的执政绩效和执政安全。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11]。他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着眼未来，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基础的条件、最重要的内容。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都要求我们必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发展新路，既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75页。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9—560页。

[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697页。

[4]《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32页。

[5]《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6]《党的十九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7年版，第72页。

[7]生态环境部：《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9年5月。

[8]环境保护部、国土资源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2014年4月。

[9]习近平：《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332页。

[10]环境保护部、中国科学院：《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调查评估报告》，2016年6月。

[1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