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视野宏阔、高屋建瓴，观点鲜明、博大精深，气势磅礴、内涵丰富，催人奋进。“七一”重要讲话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历史任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所形成的建党精神和红色精神谱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主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发出了全体党员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的号召。对于党的历史，对于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业发展作出了一系列新概括、新总结、新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和新思想，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是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略的新创见，是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政治宣言，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伟业的行动纲领，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必读经典，是向全党发出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动员号令，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把当前正在进行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为中国共产党开创新局、实现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和路径，为全党全国人民领悟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切实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和时代大势，牢牢把握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思想指南，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

“七一”重要讲话包括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开头语，说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会议主题和宗旨。第二部分，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阐述党的初心、使命和为之奋斗的主题。第三部分，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所形成的建党精神和红色精神谱系，要求全党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大伟大建党精神。第四部分，总结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提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九条“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第五部分，阐明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战略，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反对“台独”，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针。第六部分，对中国青年给予殷切希望。第七部分，向全体党员发出在新时代赶考路上再出发的伟大动员令。第八部分，结束语。习近平总书记坚定表示，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¹⁾。“七一”重要讲话在全面深刻阐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提法、新的论述、新的理念和新的观点，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宝库。归结起来有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论述。

二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的重要论述。

三是关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的重要论述。

四是关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重要论述。

五是关于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

六是关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

七是关于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的重要论述。

八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述。

九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同世界上一切进步力量携手前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

二、深刻把握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不断解决并进一步解决的四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自从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旗帜、灵魂和指导思想，就始终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持续不断地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给予解答，不断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³⁾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旗帜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近代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发出强大精神力量。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党和国家必须始终遵循的指导思想。”⁽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回顾总结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懈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不同历史时期党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和特点，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具有重大意义。概言之，我们可以把握三个要点：

1.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指导思想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既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近代以来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所处的世情、时代的发展大势所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⁵⁾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正确道路，是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之后所作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⁶⁾“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⁷⁾在近代史上，为了拯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华民族，曾经涌现出一批有作为的先进人物，提出种种救国图强方案，作出了不懈努力。然而，旨在救国救民的各种探索，譬如，林则徐发动的禁烟运动、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试图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群众性的义和团运动、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每一次都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进步，但又一次次地归于失败。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旧中国，幻想运用资产阶级思想武器，采取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的方式，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走资本主义富国道路，是不可能解救中国、振兴中华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不允许，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允许。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是由世界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大势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已经有了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有了坚实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经历五四运动洗礼，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找到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缔造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的光明之路。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得以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局限，以唯物辩证的科学精神、无私无畏的博大胸怀领导和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没有辜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使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和实践一再证明，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根本指导思想，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出路，是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引发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⁸⁾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吸收古今中外先进思想的精华，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批判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在农民占绝大多数、产业工人数量比较少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指导这样一个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武装革命、夺取政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实践难题，既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照抄，又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大革命时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脱离中国实际，致使党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遭到惨重失败，已经发展到近6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只剩下1万多名党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统治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使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损失了90%的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长征，由30万人锐减到3万人左右，党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

我们党始终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已经从思想路线高度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他在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¹⁰⁾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矛盾论》中，他科学论证了矛盾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哲学原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哲学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即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问题。“一般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根本不存在离开“特殊性”的“一般性”，“一般性”来自“特殊性”，离开了“特殊性”，“一般性”也就失去了意义，成为抽象的教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去说明和解决中国的“特殊”问题，形成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把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真谛生动地概括为“实事求是”，这就从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依据问题。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出深刻论述，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¹¹⁾在这里，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方法和形式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都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邓小平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¹²⁾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¹³⁾一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指导，为增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统一提供了坚实思想基础。

3.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基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伟大成就，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归根到底，是科学回答了在具体时代和特殊国情下，“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一核心问题。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光辉历程中，我们党积累了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

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和理论武装。恩格斯指出，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根本标志，“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¹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首要任务。建党之初，我们党就清醒认识到，在旧中国农民、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工人阶级数量较少的条件下，要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对工人阶级先锋队及其人民群众进行全面、深入、系统、从始至终的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党的奋斗历程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¹⁵⁾

理论武装的重点在党的领导干部。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¹⁶⁾。加强党的理论武装，首要的就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当前，就是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只有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只有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知和执着追求，才能牢牢占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实现人类美好理想的道义制高点。只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才能不断创新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用以指导中国实践。

必须切实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¹⁷⁾学风问题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从本本出发还是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坚持好的学风，至关重要的是解决好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做到有的放矢、学以致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¹⁸⁾他形象地说，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去射中国革命之的。理论是箭，实际是靶子。一个人马克思主义学得如何，要看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说明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程度如何。“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¹⁹⁾

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导，就是要用它来指导工作、改造世界。一百年来，党取得的每一个发展和每一个胜利，都是全党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修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门功课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继承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体现了我们党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他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并且是更重要的学习”⁽²⁰⁾。他要求，“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紧密联系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紧密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实际，紧密联系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大变化，紧密联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各项任务，自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使各方面工作更符合客观规律、科学规律的要求，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²¹⁾。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决防止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党的创新理论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之中，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发展的举措和改进工作方法的本领。

必须始终不渝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说到底，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不断发展的实践，永不脱离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

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就永无止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硬的教条，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发展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²²⁾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创新发展，反复强调理论创新的重要性，他指出：“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都告诉我们：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要求进行创新。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前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征程也永无止境。”⁽²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贡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相统一、守正创新与培元固本相统一，不断回答每一时代的重大课题，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引领时代、指导实践，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创造性升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始终不渝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始终不渝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²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2021年6月7日和6月8日《人民日报》分别发表了《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和《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两篇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是经过实践证明和检验了的真理。

中华民族从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民族振兴的唯一出路，到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百年历程曲曲折折，走过弯路，有教训也有经验，有挫折也有成功，但一路前行，虽经曲折，终成正果。

1.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道路选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中华民族复兴伟业，从1840年至1921年，中国仁人志士在思考选择走什么路，才能救亡图存、强国富民。80年间几经争论与反复实践，有的主张在保持封建制度条件下，实行禁烟，结果失败了；有的主张采取农民起义的办法，如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轰轰烈烈14年，最终归于失败；有的主张洋务运动，发展近代工业走实业救国之路，甲午海战彻底打碎了洋务派工业救国之梦；有的主张在维持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局部改良，比如康有为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仍以失败告终……无论是走农民起义之路，还是局部改良之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都没有触动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

针对中国的具体国情，在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发生了正确主张和错误主张的重大分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是先进行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再进行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或是一下子搞社会主义革命，一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先搞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然后再不间断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产生了道路之争。错误主张表现为一右一“左”：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中国要进行“两次革命”，先进行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服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政党服从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把革命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政党国民党，从而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大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总代理人国民党右派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搞大屠杀，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人头落地。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主张中国进行“一次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地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结果也险些葬送了革命。两种错误的政治主张导致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政策乃至行动的严重失误。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怎么走？又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的分歧，再次发生了道路之争。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终于找到了使中华民族成功实现复兴伟业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1956年中国宣布完成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八大正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阶级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²⁵⁾，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重要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总路线。然而究竟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

毛泽东带领全党进行了艰苦卓绝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成功的经验，又没有现成的方案。怎样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须面对三个前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设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艰辛探索的准备。要弄明白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怎样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之路，始终集中在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

马克思恩格斯在描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特征时，实际上强调了两个重要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成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发展时，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二个前提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前提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所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具有上述四个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在其不断发展丰富科学社会主义的整个一生中，一开始他们的注意力和着眼点是放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生产力比较发达、无产阶级人数众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而且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少在几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才能胜利。他们从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出发，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之所以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是因为那里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阻碍其发展的程度，再也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了。所以，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但此后的社会实践发展，促使他们开始注意并研究西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东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不同情况，提出了非资本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问题，进一步修订了他们原来的看法。通过对东方国家民族发展道路研究，他们补充认为，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痛苦，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科学设想的精神实质是：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甚至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也不经过资本主义带来的压迫、剥削、战争、流血与两极分化，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的实际情况，证明了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非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甚至相当多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落后经济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这些国家和民族跨越了作为独立历史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的“卡夫丁峡谷”。这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痛苦，建设社会主义的设想既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科学设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提供了理论储备。

十月革命胜利后究竟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没有先例。列宁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起初为了应对帝国主义发动的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基本内容包括：实行工业国有化，剥夺剥夺者；实行余粮征集制，禁止粮食买卖；实行商业国有化，限制市场和私人贸易；全面实行成年人劳动义务制，推行平均主义分配……然而国内战争结束后，俄国却爆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列宁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在1921年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进行了深刻调整，基本内容包括：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对中小企业采取非国有化措施，允许自由贸易，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废止劳动义务制，改变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实行租让制，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和合作等。列宁晚年对十月革命道路和新经济政策的初步推行进行了总结，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的根本保证，是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要实行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合作社是把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结合起来的最好形式，必须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和执政党建设，等等。列宁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²⁶⁾。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到实践的高度加以认识。

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出发，寻找最合适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途径。对于新经济政策，邓小平同志评论说，“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²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演化，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邓小平同志讲，苏联模式是指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苏联模式的形成，在特定条件下对巩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曾经起到了重要作用，促进了苏联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为苏联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除了客观条件的局限外，由于不尊重经济规律，苏联模式弊端日益暴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进入20世纪80年代，面对经济发展困境，苏联进行了某些调整，然而在西方势力围堵下，这种调整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和路线的指导，加之历史和现实原因推波助澜，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下，终于1991年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了重大挫折。

（3）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所留下的必要准备

我们党是在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大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但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党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只能学习苏联经验。毛泽东同志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²⁸⁾。但经过实践，我们党很快觉察到苏联模式的局限性，认识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毛泽东同志经过慎重思考，提出要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重大历史任务。以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要标志，我们党对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了新的认识。从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同志还系统研究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看法。

经过实践探索，特别是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十分重要的认识。譬如，提出了独立自主地走一条有别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生产力是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发展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和供求平衡；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是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特殊化；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在文化领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总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艰辛探索，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家工业体系，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然而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可供借鉴的经验，所以，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曲折。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党的行动指南，但不可能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种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所以在实践探索中容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由于认识和实践的局限，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失误，比如有人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脱离了实际，超越了阶段。那个时期有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中受到挫折。在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曾一度在某种程度上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设想和苏联模式的现成经验，犯了某些教条主义的错误。邓小平同志回顾这段历史时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²⁹⁾。尽管探索艰辛坎坷，但我们取得的成果是积极的。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了充分的准备，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和制度条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概言之，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特色，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³⁰⁾，必须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三是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偏离这个方向。四是要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资本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是发明和推进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最优化地配置资源。资本主义利用市场经济的积极一面，在短短的几百年以更快的速度创造了比封建社会几千年更大的成就。然而市场经济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致命缺陷，容易造成两极分化、金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在几百年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积累财富，一方面积累贫困，造成了严重的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一边是穷国，一边是富国。少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全球的财富和市场，剥夺压迫发展中国家。这种消极性带来了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经历了极端痛苦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如果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弥补市场经济的缺陷，这是一条新路。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我们党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五是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制度。六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坚持不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真理，也是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解放、人民独立和社会主义事业所开展的一切斗争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同志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³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18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³²⁾他继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³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有着深邃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开宗明义提出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指明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目的和根本原则，党的领导是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定海神针’，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整体的，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人民的事业”⁽³⁴⁾。

1.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经过五四运动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同时又得到苏俄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条件、时机已经成熟。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熟、理论彻底、信仰坚定。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和组织准备。全国各地涌现出一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组织，如北京李大钊创建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南毛泽东创建了“新民学会”，天津周恩来创建了“觉悟社”，等等。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军阀追捕，李大钊护送陈独秀去天津，他们途中相互交流“相约建党”。关于党的名称，是“中国社会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写信与李大钊商量，李大钊主张“共产党”，陈独秀同意。⁽³⁵⁾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在法国写信给毛泽东，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³⁶⁾。这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一致的意见。李大钊在北京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长沙、武汉、济南、广州、法国留学生、日本留学生等共产主义小组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客观上成立中国共产党已经水到渠成。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从此改变了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革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与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促成了国共合作，发动了大革命。大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完全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的。实践证明了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要和基本条件。

2.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怎样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加强党的建设，怎样加强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两大历史性问题。这既是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论，也是从胜利中得到的重要经验。

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旧时的中国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成就，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近代以来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10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就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天下大乱，民族复兴必然是空想。党兴则国强，党衰则国弱。事实证明，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今天这样的辉煌成就，才以这样的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高度自觉、坚定不移，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党的领导一度被忽视、淡化、弱化的状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提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政治要求，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增强了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事实也告诉我们、警示我们，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是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根本力量，必须毫不犹豫地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始终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把党的建设作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战争年代反复强调，要抓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始终把党的建设贯穿于革命全过程，贯穿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过程，从而保证了党的坚强、正确、全面的领导。“文化大革命”十年，党的建设遭受严重损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重要挑战，尤其是苏东剧变，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对此，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这篇重要文章中指出：“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³⁷⁾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交代，他把执政党的建设的重大问题提了出来，所有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会把政权丢掉。

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聚精会神地致力于解决党的建设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扎扎实实抓执政党的建设，特别突出抓了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11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对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顶层设计、战略部署，明确了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抓住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的关键，突出了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和纪律建设这个管党治党的根本之策，确立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目标，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历史性课题，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要不要权威？要不要党中央的权威？要不要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要不要领导核心的权威？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关键问题。1872—1873年，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以铁路为例，说明权威的必要性时指出：“在这里，运转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管辖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受托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显而易见的权威。”⁽³⁸⁾权威表现为在人们活动中起支配作用的、人们服从的一种强制性的意志力量，体现意志力量的可以是一个代表，也可以是一个组织。权威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一定的强制，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有自觉的服从，也有被迫的服从。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对党中央领导核心权威的服从是自觉的服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人们的社会活动都离不开权威。恩格斯举最简单的例子说明：“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急关头，大家的生命能否得救，就要看所有的人能否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³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权威，不适当的权威会产生消极的甚至坏的影响，比如为社会发展所不允许的专断的权威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⁴⁰⁾。

对权威的社会作用要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恩格斯对“反权威主义”做了严肃的批判，“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公共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真正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⁴¹⁾。反权威主义实际上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是背叛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

在恩格斯关于权威的观点指导下，列宁对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学说做了深刻的阐述，“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⁴²⁾。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要求需要，而且必然造就出自己的领袖、自己的领袖集团。无产阶级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本阶级的革命政党和领袖作为领导核心是根本不可能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他们集中党和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实行革命家的集体领导，一定能够领导革命事业取得胜利。这些都说明党中央权威、领袖权威、核心权威的重要性。保证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权威、领导核心权威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2.党的百年奋斗史证明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重要性

在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后，全党真正从经验教训中认识到维护党中央权威、领导核心权威的集中统一领导的重大意义并变成真正自觉的行动还要经历一个过程。在长征途中，在我们党最需要集中统一的时候，张国焘挟兵自重、另立中央，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抗战时期，王明在党内拉帮结派、我行我素，不听党中央指挥，再次从反面教育了党。延安时期，为了解决党内存在的思想分歧、宗派主义等问题，党开展了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强大的思想政治基础。

三、认真学习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是要继续在学懂上下功夫。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领会把握“七一”重要讲话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深刻认识体悟其中所秉持的人民至上、所彰显的历史自觉、所坚持的实事求是、所突出的问题导向、所强化的战略思维、所发扬的斗争精神。要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