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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深刻洞悉世界政治经济和金融发展大势，科学总结经济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现代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始终要处理好的基本关系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我国与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实践，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概括，具有极其丰富的时代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1]。近代以来的经济金融史表明，金融力量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始终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
17世纪被称为“荷兰世纪”，现代金融体系的萌发为荷兰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1609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银行和世界上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使得阿姆斯特丹迅速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荷兰货币也逐渐成为世界贸易中广受信赖的货币，保证了荷兰在崛起进程中与其他强国进行竞争时占有巨大优势。
在英国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中，“金融革命”被普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为筹集战争经费，英国政府于1694年设立了英格兰银行，逐步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伦敦逐渐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金融中心，为英国海外贸易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1816年，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实行了金本位制，随后凭借其经济和军事优势，促成了国际金本位体系在19世纪70年代的最终形成。在金融体系和金本位制度的支持下，英国的海外贸易和国内经济增长迅速，1600年英国经济总量占全球份额为1.8％，1700年上升到2.9％，1820年上升到5.2％，1870年进一步上升到9.1％。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总体经济实力已是世界最强。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现代金融市场、美联储和美元同样提供了重要支撑。华尔街为大规模铁路和运河建设提供了重要融资渠道，使得美国这一地域广阔、运输不便的新兴国家迅速整合完成经济一体化，金融市场还为其钢铁、化工等各个领域迅速超越欧洲强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随着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证券市场，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美联储对美国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保证了美国在经济腾飞过程中拥有一个灵活、安全和稳定的金融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成为美国维护其全球经济金融头号强国地位的重要工具。虽然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时至今日美元仍是最重要的国际贸易计价、清算支付和储备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处于主导地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金融格局加速演变，世界经济运行风险和不确定性显著上升，大国竞争更趋激烈，金融力量在大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作用进一步凸显。虽然我国已成为金融大国，但还算不上金融强国，我国金融业的全球竞争力、影响力、话语权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并不相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沉着应对金融领域的大国博弈，不断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提高经济和金融国际竞争力具有极强的战略指导意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深入发展，金融创新大量涌现，金融资本和金融活动规模相对于实体经济以更快的速度扩张，金融业在经济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经济金融化成为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的现象。在经济金融化的过程中，全球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扩展，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从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中介服务的传统功能，转为更多地通过金融市场交易来谋求回报，服务实体经济功能趋于弱化。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大了金融固有的脆弱性和风险性，金融危机爆发频率越来越高，波及面越来越广，对经济发展破坏性越来越大。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金融过度发展的弊端。
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十多年来，全球经济脱实向虚、金融空转的状况并未根本扭转。主要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超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带来了金融的繁荣和扩张，但实体经济增长却始终不振、金融风险不断积聚，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以美国为例，2011—2019年间道琼斯指数上涨了约1.5倍，而同期美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约43％，政府债务规模增长68％。与此同时，金融领域流动性泛滥、积聚过多资源，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效应，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和挑战让世界各方有识之士不得不深刻反思，金融的本质是什么，金融的发展为了什么，如何在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金融的作用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习近平主席指出，如何让金融市场在保持稳定的同时有效服务实体经济，仍然是各国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2]。在总结反思当代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给出了金融服务要回归本源的中国方案，多次强调要推动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使金融体系真正依靠、服务、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这些重要论述为世界各国破解当代经济金融发展难题提供了重要思路，贡献了中国智慧。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这一历史交汇期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有着特殊重要意义，既是大有可为的机遇期，也是攻坚克难的关键期。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经济和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容易，一方面，必须跨越非常规的经济发展现阶段特有的关口，特别是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另一方面，必须跨越常规性的长期性的关口，也就是要大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跨越这两大关口，需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进一步加大金融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持力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治理涵盖金融机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以及金融制度建设等多方面内容，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支持的系统。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地方，金融治理体系不完善、金融治理能力跟不上是重要原因。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有力促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3]。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4]这些十分形象又高度凝练的论述深刻阐明了实体经济与金融的互动关系，科学揭示了经济金融运行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从而将金融和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推向新的高度。
金融是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金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当社会出现分工，劳动产品出现剩余，为克服商品二重性的内在矛盾以及便利商品交换，就产生了货币和信用。早期金融的功能仅限于支付手段和交易中介。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规模的扩张，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促使金融不断发展深化、金融功能不断拓展，从最初的支付交易发展到资源配置，再衍生出平衡供给和需求、风险管理、财富分配等一系列功能。与之相适应，金融体系从以存贷为主的银行金融体系，发展到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多元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活动范围从封闭的国内市场逐步延伸到开放的国际市场，并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总的来看，金融不断发展深化的演进过程，就是其不断“适应”实体经济发展需求的过程。实体经济发展始终是金融活动的轴心，金融根据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实现自身的发展。
实体经济为金融发展提供了价值源泉和物质基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货币资本的起点是生产劳动，金融发展的出发点也是生产劳动。只有实体经济才是真正创造财富的经济形态，货币只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其价值来源于服务实体经济，其活动只与已经实现的价值有关。因此，实体经济是金融价值产生的源泉。虽然金融资本可以通过自我循环，以钱炒钱产生利润，但最终的利润来源仍是实体经济创造的价值。同时，实体经济活动也是金融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实体经济的资本积累，金融便失去了可以配置的资金来源，对实体经济的优化配置并实现自身发展壮大也成了一句空话。
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将积聚风险甚至产生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信用制度的日益成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成为资本积累的强有力杠杆，使生产和消费能够不受自有资金的限制而取得跳跃式的增长。然而，资本的逐利性驱使金融活动在经济实践中极易衍生出虚拟化趋势，最终会引发巨大金融风险。金融的虚拟化趋势，源自马克思提出的虚拟资本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运动，这种独特运动指的就是资本在金融市场中淤积、空转，经过投机者的多次“翻炒”“加热”，形成大规模的虚假泡沫，引发金融风险。换句话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超过合理限度后，就会导致金融体系的过度膨胀，过度侵占本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资金，并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因此，实体经济始终是根本，任何时候都要避免脱实向虚。
金融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代金融最核心的功能是资源配置功能，即通过融通社会资金，为实体经济在不同主体、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之间配置资源。一方面，金融可以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解决实体经济资金需求；另一方面，金融具有价值发现功能，能够通过市场化机制引导资金资源流向回报率高、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和部门，从而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金融可以有效管理实体经济风险。从宏观视角看，金融在引导资金资源向回报率高、发展潜力大的产业和部门配置的同时，也将风险配置到有承担意愿且承担能力更强的产业和部门，实现了风险的合理转移。从微观角度看，金融工具、金融合约以及相关的金融机构等可以协助实体经济有效管理风险。例如，保险作为一种保障机制已成为实体经济主动管理风险、规避风险的基本手段。
金融是有效开展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作为国民经济的血脉，金融体系的触角遍布实体经济的各个部门，是联结各部门、各领域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纽带，这种得天独厚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特性，使金融成为调控宏观经济活动最重要、最有效的工具之一。货币、信贷、利率等金融手段都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与财政、产业等其他调控手段相配合，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宏观调控提供了多样化的政策组合，能有效帮助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调控目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强化金融服务功能，找准金融服务重点，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5]。这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也是金融工作的主线。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金融供给结构与实体经济需求结构相比还存在很多不适应、不匹配的地方。例如，随着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的大量涌现，很多企业不仅存在单一融资需求，还有现金管理、投资交易、财务顾问、保险等多样化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迫切需要金融供给业务模式和产品服务的创新。再如，中小微企业在实体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但在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下，金融资源更倾向于配置到大型企业，导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有效缓解。
金融供给侧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是当前我国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真实写照，也是实体经济结构性矛盾在金融领域的“镜像”反映。这不仅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效率，还会助长监管套利、金融无序创新等问题，增加了风险隐患。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演变，实体经济对金融的需求也会发生深刻变化。最优金融结构理论认为，只有金融体系的结构与实体经济的最优产业结构相匹配，才能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功能、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方面，经济总量的增加会带动融资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经济结构的优化意味着市场主体日益多元，市场的融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个性化。这对金融体系总量和结构的发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更大的金融规模和能够提供更精准服务的金融结构。反过来，适应实体经济发展要求的金融体系能更有效率地配置金融资源，会进一步促进实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结构不断优化、质量不断提高。二者循环往复，提供了不竭的发展动力。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必须把改善供给结构作为主攻方向，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跃升。上述经济发展矛盾的特性和工作的主攻方向根本上是由实体经济主导的。因此，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在于提高金融供给的质量和效率，通过改善金融结构，减少无效、低效金融供给，增加有效、高效金融供给，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新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发展全局深刻变革的科学指引，只有构建与新发展理念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才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和可持续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围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优化金融市场结构、完善金融市场功能，为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有效支撑，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贡献份额不断提高。要突出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疏通创业投资等社会资本进入科技研发领域的渠道。要创新科技与金融融合机制，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鼓励为技术创新主体提供技术研发、创新创业、成果转化、风险覆盖等各类金融服务。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中不平衡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摆在重要位置，综合部署、统筹推进，逐步形成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以及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四大板块联动的区域发展总体格局。金融支持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针对不同区域的战略定位和自身禀赋，强化金融支持的整体方案设计，提供优质综合金融服务，带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总体效率提升。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绿色发展要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共进，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要积极利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和相关产品、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各类金融工具以及相关配套政策为绿色发展服务。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金融业双向开放是新一轮开放的重要内容之一。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金融与实体经济走出去的节奏和布局衔接配套，能够为实体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拓展增长空间搭建通道和桥梁，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进而提升实体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求打造开放、包容、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市场，吸引更多境外资金服务国内经济发展，推动中资金融机构在与外资金融机构公平竞争中发展壮大，不断提高中国金融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以服务人民生活为本，优化金融产品供给，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可得性和满意度，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更加充分的金融服务。要增加金融资金对脱贫攻坚的投放，发挥资本市场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作用，吸引社会资金多渠道、多样化广泛参与脱贫攻坚。要建设适合农业农村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要发展普惠金融，把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作为重点服务对象，充分覆盖各类市场主体，不能“嫌贫爱富”，做到发展中有侧重、发展中有普惠。
现代经济是一个主体多元、结构复杂、相互交织的动态循环系统。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着眼点。
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国民经济循环也处于深刻调整之中，但原有经济运行体制机制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容易出现堵塞不畅，导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降低，不仅不利于实体经济健康发展，还容易带来金融风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三大结构性失衡，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表现在中低端供给能力强大，但高端供给不足，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导致实体经济盈利下降。在此背景下，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增加的货币资金很多没有进入实体经济，而是在金融系统自我循环或者进入房地产市场，带来脱实向虚，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成本、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可见，这三大失衡相互关联、环环相扣，根本原因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关键症结在于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不畅，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畅通”就是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金融既是联结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的重要纽带，也是集合劳动、土地、技术、数据等要素发展生产的推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对国民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程度，正如血液循环畅通对人体健康的重要程度一样。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疏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各环节的循环提供养分，避免资本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套利。要通过调整优化金融体系结构，构建全方位、多层次金融支持服务体系，提高金融供给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能力，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推动我国金融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6]。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财产安全。服务实体经济既是金融立业之本，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
国家安全是定国安邦的重要基石。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安全在经济安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经济安全最敏感的部分之一。
从国际看，二战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不少国家在经历经济赶超型高速增长阶段后，都遭遇了金融危机，有的甚至由于危机中断了经济增长的进程。如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债务危机、90年代东南亚金融危机等，教训都非常深刻。21世纪以来，全球经济特别是发达经济体过度金融化，增加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和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对本国乃至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如2008年发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速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刻演变，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未来世界经济走势面临高度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不得不实施了超常规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调控措施，虽然短期内对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其长期负面外溢效应将逐步显现，并将给全球经济金融运行带来巨大风险。金融安全已成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紧迫而重大的现实问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涉及面广、影响力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经济健康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着重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这个关口过不去，高质量发展则无从谈起。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这一点要高度警惕。[7]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深刻转型期和关键跨越期，过去高速增长掩盖下的一些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和问题正在“水落石出”，金融改革处于攻坚阶段，金融运行正在进入风险敏感期和多发期，外部冲击风险极易向金融体系传导，必须高度重视金融风险，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妥善防范化解。只有切实维护好金融安全，才能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尤其在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科技蓬勃发展的大背景下，有效提升金融风险的管控能力，建立起与金融创新相适应的金融安全体系，是实现金融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发展是基础，安全是前提。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
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也必将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从表面现象看，经济运行中的各种主要矛盾和风险更容易直接而显著地在金融领域暴露出来，但从深层原因看，这些金融风险隐患是实体经济结构性失衡的深刻反映。只有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从源头上减少金融风险，消除金融隐患。也只有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才能为金融风险防范化解提供持续缓冲、腾挪空间和有效吸收风险损失的物质基础。
金融未能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少见。从我国情况看，金融乱象、地产泡沫等风险隐患，都和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疏离有关。过去几年，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中，确有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创新，但也不乏一些披着创新外衣钻政策空子甚至违法违规的创新行为。部分交易结构复杂、层层嵌套的所谓金融创新，不仅导致风险交织、难以识别，还会让资金在金融系统内部滞留空转，引发脱实向虚问题。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有效性，必须着力强实抑虚。一方面金融要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需要，提供具有高度适应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确保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下自由流动，在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另一方面要注重发展普惠金融、科技金融和绿色金融，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有效覆盖各类市场主体，真正以源头活水浇灌实体经济茁壮成长。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局性的，一旦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破坏。由于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单个或局部性金融风险也可能会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力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稳定，存量风险得到逐步化解，增量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决策部署，2018年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提出了“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总体上看，我国金融安全形势是稳定的，但随着金融体系的关联度和复杂性不断提升，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潜在风险和隐患仍在积累。宏观层面的金融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和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金融市场风险，还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非法集资等金融违法犯罪风险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等特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既面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匹配影响力的重大机遇，也面对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应对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重大挑战。
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增强使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面临更大挑战。全球产业、贸易、投资格局的重塑深刻影响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跨境资本流动日益复杂隐蔽，风险传递途径显著增多、速度明显加快。随着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程度逐步加深，在金融市场波动性及脆弱性显著增强的大环境中，加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明显加大，我国也不可避免面临更多外部经济金融风险冲击。
金融领域深入开放使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更大挑战。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还有待提升，开放条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将面临更大挑战。
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使金融监管和数据安全面临更大挑战。金融科技在拓展金融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普惠性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传播途径复杂化、影响范围扩大化，增加了金融风险防范难度。随着5G网络、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泄露风险及其引发的次生风险都需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
要坚持以我为主，把握好金融开放的时机和步调。提高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同时丝毫不能放松防范金融风险。要根据国际经济金融发展形势变化和我国发展战略需要，在改革、开放、稳定的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始终坚持自主原则，开放的时机和步调要服从于国内经济形势和改革发展的大局。
要坚持有序开放，统筹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的开放需求和开放条件下金融体系的冲击应对能力。积极稳妥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既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对各类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国际化程度的需求，也要兼顾金融市场的发展基础和应对外部风险冲击能力，合理安排开放顺序。
要坚持平等原则，积极参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全球化的经济需要全球化的治理。要致力于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要让国际金融架构的代表性更加合理，逐步提升我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实体经济进一步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
要坚持底线思维，筑牢金融安全网和防火墙。金融开放不是一放了之。要切实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加快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提高监管能力与开放程度的匹配度，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1]《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2]《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的开幕辞》，《人民日报》2016年9月5日。
[3]《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
[5]《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年2月24日。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 做好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人民日报》2017年4月27日。
[7]《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6年12月14日），《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332页。
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局性的，一旦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破坏。由于金融体系的复杂性以及金融市场之间的联动性，单个或局部性金融风险也可能会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强调要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有力维护了金融安全和稳定，存量风险得到逐步化解，增量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的重要决策部署，2018年中央财经委第一次会议提出了“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总体上看，我国金融安全形势是稳定的，但随着金融体系的关联度和复杂性不断提升，在国内外多重因素压力下，潜在风险和隐患仍在积累。宏观层面的金融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微观层面的金融机构信用风险和跨市场跨业态跨区域的金融市场风险，还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非法集资等金融违法犯罪风险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出复杂性、隐蔽性、传染性、突发性等特点，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依然任重道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开放条件下的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走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球金融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我国既面临在国际金融领域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匹配影响力的重大机遇，也面对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中应对外部冲击、维护金融安全稳定的重大挑战。
全球经济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增强使维护我国金融体系安全面临更大挑战。全球产业、贸易、投资格局的重塑深刻影响国际金融资源配置，跨境资本流动日益复杂隐蔽，风险传递途径显著增多、速度明显加快。随着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程度逐步加深，在金融市场波动性及脆弱性显著增强的大环境中，加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难度明显加大，我国也不可避免面临更多外部经济金融风险冲击。
金融领域深入开放使我国金融业参与国际竞争面临更大挑战。金融业开放本身并不是金融风险产生的根源，但开放过程可能提高金融风险防范的复杂性。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金融业全球竞争能力还有待提升，开放条件下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将面临更大挑战。
金融科技的蓬勃发展使金融监管和数据安全面临更大挑战。金融科技在拓展金融服务边界、提高金融服务可得性、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普惠性的同时，也使得金融风险的表现形式多样化、传播途径复杂化、影响范围扩大化，增加了金融风险防范难度。随着5G网络、物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数据泄露风险及其引发的次生风险都需要高度重视、妥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