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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升效率水平必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金融工作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这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根本保证。
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含糊、不能动摇。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的任务十分繁重，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强。做好新形势下的金融工作，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必须落实到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落实到金融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要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令行禁止。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关于金融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牢记心中，把防控金融风险的责任扛在肩上，把深化金融改革、扩大金融开放的任务落到实处，确保不跑偏、不走样、不打折扣。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贯彻党管干部原则，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不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党中央对深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出了全面部署，对各领域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金融系统特别是大型国有金融机构规模体量大、业务板块多、经营风险和廉政风险高，迫切需要全面加强党建工作，确保切实履行好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职责。近年来，项俊波、赖小民、胡怀邦等金融领域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和金融乱象的持续整治，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坚强决心。
加强金融系统党的建设，要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国有金融机构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切实增强党的意识，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坚持党的建设与国有金融机构改革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委（党组）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作同步开展，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把党对金融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实到具体经营活动中。要加强金融机构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持续加大反腐败力度，巩固金融系统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深化标本兼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在金融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有效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牢牢把握做好金融工作的主动权。
增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能力，重点是完善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制度化建设。要更加注重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对金融知识、金融业务、金融规律的学习把握和熟练运用，既善于运用金融手段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善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强化监管意识、提高监管效率。要完善定期研究金融发展战略、分析金融形势、决定金融方针政策的工作机制，提高金融决策科学化水平。要大力培养金融人才特别是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金融管理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切实负起责任；地方各级党委政府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做好本地区金融发展和稳定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形成全国一盘棋的金融风险防控格局，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核心要义在于服务效率的提高和服务水平的改善。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是提高经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径。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原则，也是金融高效服务实体经济的关键。
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关键在于完善市场化的资金价格形成机制。以市场供求为基础、金融机构和融资主体公平竞争协商形成的市场化利率，对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减少经济结构扭曲等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积极推进，但与实体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距离。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求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更好发挥价格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信号作用，使得资金价格能够合理、灵敏、有效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从而真正实现以市场化手段有效配置金融资源。
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重点在于畅通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否到位，集中体现在资金能否顺畅地进入实体经济。如果这个渠道不畅，资金就容易在金融系统内部空转，产生脱实向虚现象，不断积聚金融风险。当前，渠道不畅问题突出表现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要完善金融体系，通过深化改革有效打通资金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最后一公里”，必要时创设更多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打通社会资金向实体经济的直接融通渠道。
单纯依靠市场配置金融资源具有局限性。由于市场自身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主体单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能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就金融而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本身具有顺周期性。金融活动通常与经济活动的扩张、收缩同向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体经济回报率较高，金融资源投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而在经济增速放缓阶段，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风险增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则动力不足。二是我国市场体制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很多任务还在推进过程中，金融市场在融资功能、融资结构、基础制度、市场监管等方面还不完善，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化，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推动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充分调动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加大对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项目以及先进制造业、小微企业、“三农”、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引导金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利于更加集中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也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财政、产业、区域、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合力，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克服市场的局限性，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3]加快形成合理健康的金融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关键举措。
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重要载体。金融市场是媒介交易、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的重要平台，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的各个环节都需要通过金融市场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有利于资金盈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更快匹配，合理分散和转移风险，有效确定资金价格，提供合适的流动性支持，降低资金交易的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从而更加精准有效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发展阶段转换的客观要求。金融市场体系必然随着经济结构变化作出相应调整。在我国高速发展阶段，生产技术比较成熟，产业升级路径较为清晰，市场需求比较明确，现金流创造能力相对稳定，适合追求稳定回报、以机器设备土地厂房等为抵押品的债务型融资，从而形成了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融资结构，2019年末我国间接融资余额约占全部社会融资余额的70％。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将更多依靠创新驱动，传统的技术路线、市场需求、投资回报都发生了变化，特别是技术、知识、专利等企业“轻资产”比重明显提高，机器设备、厂房等传统企业“重资产”比重明显下降。传统的以债务型为主的融资供给难以适应融资需求的新变化，需要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服务。
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重在补齐资本市场短板。要围绕提高对经济结构的适应性，优化金融市场结构，促进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协调发展。特别是要针对直接融资不足的问题，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要按照“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要求，完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以注册制改革带动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大中小机构协调发展的金融机构体系。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变化是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在微观层面集中体现为从“大块头”企业占据主导的局面更多转向活跃度更高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遍地开花，尤其是“小而美”的创新创业创造企业不断涌现。这就需要推进大中小金融机构协调发展，更加注重发展专注服务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
大银行主导和金融机构同质化经营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银行在我国的金融机构体系中占主导地位。受制于服务成本、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这种大银行主导的金融机构体系很难为量大面广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充分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经营同质化问题突出。商业银行普遍倾向于“垒大户”，热衷于“上规模”，风险定价水平有待提高，深耕细作服务中小微企业的能力不足。此外，部分非银行金融机构实际上从事的是影子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服务的差异化不足，没有形成良好的错位竞争，难以满足中小微企业融资需求。
要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题完善金融机构体系。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中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引导大银行服务重心下沉，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回归本源，聚焦主业。改革和完善金融机构监管考核和内部激励机制，把银行业绩考核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挂钩，解决不敢贷、不愿贷的问题。扩大金融市场准入，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更好发挥民营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创业投资、股权和债券等融资渠道作用。
提供更具创新性、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对金融体系提出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升级，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新动能不断释放，新经济蓬勃发展，与之匹配的新型个性化融资需求日益强烈。同时，人民群众的财富不断累积，储蓄等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已经很难满足需要，多样化的理财需求越来越迫切。这些都需要创新性、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予以满足。
当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人民群众的需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比如，一些新产业的前期技术研发需要大量资金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有更多兼并重组的需求，为此量身定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足。再如，在国际经济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走出去企业对在复杂环境中锁定风险的需求迫切，但针对行业特点设计的金融产品不够丰富。又如，人民群众的财富积累催生出资产多元化配置需求，但针对个人和家庭的财富管理产品还比较匮乏。根据人民银行《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报告，受调查家庭中，金融资产仅占家庭资产的20.4％，比美国低22.1个百分点；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中，现金及活期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占比分别为16.7％和22.4％，银行理财、资管产品、信托占比26.6％，保险产品占比6.6％，股票、基金、债券占比分别为6.4％、3.5％和1.2％。
金融业必须立足满足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各类需要，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以及企业融资和风险管理、居民资产配置等需求的动态变化，以创新性、差异化的现代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为企业提供精准化、定制化服务，为居民提供更多财富保值增值渠道。要积极开发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和科技创新的金融产品，加大对新经济的研究和相关金融产品设计。要充分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加大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产品创新，降低金融产品设计、运营成本，满足普惠性金融需求，提高金融产品的可得性。要针对居民在现代服务领域的新型消费需求，丰富金融产品供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4]。无论是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水平，还是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都需要不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金融改革开放始终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相伴相生，并为金融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我国金融发展不同历史阶段曾面临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最终都是依靠改革开放成功化解。可以说，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金融改革开放史。
改革开放以来，金融领域适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时因势持续深化改革开放。比如，为解决金融机构单一、融资功能僵化问题，剥离人民银行信贷业务，重建工、农、中、建、交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系，组建保险、证券、信托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等，基本建立功能齐备的金融机构体系。为解决直接融资渠道问题，允许发行企业债券，先后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针对金融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力度不足问题，组建国家开发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为适应外贸外资发展需要，先后取消外汇留成上缴和强制结售汇制度，实现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建立外债管理和合格机构投资者制度，等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开放继续稳健前行，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利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稳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有力推进，民营银行试点破冰，存款保险等制度不断建立健全。为适应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需要，我国采取一系列措施稳步推进金融业双向开放，放宽银行、证券等领域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建立和完善境内外证券市场互联互通机制，推动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发起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国际金融治理中话语权进一步增强。这些成就都为下一步金融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金融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变化，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继续通过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解决已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类矛盾和问题，有效服务实体经济，并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的根本性制约是体制机制问题，只有依靠改革才能破解。随着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金融领域也是如此。比如，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合理，信用贷款占比偏低，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仍未缓解，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不健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不完善，从根本上遏制金融脱实向虚的长效机制不健全，等等。这些严重制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成效的问题背后，利益格局错综复杂，改革阻力不容低估。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拿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勇气，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持之以恒深化改革。
开放也是改革，要继续通过金融开放倒逼金融改革。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不可逆转。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实体经济已与全球深度融合，但金融开放相对滞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随着开放水平的不断提升，我国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将显得更为突出，带来的风险隐患进一步增多，这就倒逼我们以更大的力度、更快的步伐推进金融改革。反过来，通过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强身健体，才能更自信、更有效地推进金融开放，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增强自身能力。当然，与其他领域相比，金融有其特殊的专业性和敏感性，必须始终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自主、有序、平等、安全的方针，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监管，提高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能力。要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5]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通过规范各种行为、打造健康生态为金融发展保驾护航，确保金融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根本目标。
金融和风险始终相伴相生。金融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风险伴随着资金融通的整个链条。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会导致风险难以有效转移和分散，并在局部积聚形成隐患。金融领域涉及面广，资金流、信息流交织，风险容易发生传播和扩散。面对经济周期波动和社会预期快速变化，市场风险、利益和诱惑同步增大，金融参与者行为的不确定性随之增强，系统性风险也会增加。金融系统也是多米诺骨牌效应最为明显的经济系统之一，任何金融机构失去兑付能力或者市场一旦对其形成无法兑付预期都会迅速产生连锁反应。
忽视监管必然会引起风险积聚爆发。近年来，我国金融综合经营不断发展，金融创新步伐加快，金融体系复杂性、关联性增强，在为实体经济提供更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和金融乱象。如不及时强化监管，风险和乱象就会愈演愈烈。以影子银行为例，由于监管规则和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套利活动频繁；一些产品多层嵌套，风险底数不清，资金池模式蕴含流动性风险；加之影子银行与传统银行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加剧了跨行业、跨市场传导的风险。因此，要时刻关注金融风险隐患，通过加强和改进监管识别和防范风险，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
要实现有力有效监管，必须根据发展阶段和国情选择合适的监管体制。具体而言，既要与我国金融市场成熟度相适应，也要与金融经营体制相适应。每当金融创新先“迈出一步”，金融监管就要“紧跟一步”。在我国金融市场还不够健全的情况下，应较为审慎地对待金融创新，引导金融机构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适度创新，切实防止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野蛮生长”。在当前我国仍以分业经营为主体的格局下，要在做好分业监管的同时，针对业务交叉领域加强监管合作，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对实施混业经营的金融控股集团开展有效的联合监管。
金融发展的新趋势对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监管方式更加侧重对微观金融主体行为的监管，但越来越多的金融风险不再仅限于单个交易行为或单个金融机构，而是表现出跨机构、跨市场的特征。金融机构的顺周期行为会进一步加大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加之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会使风险在全球范围的传递更为迅速和广泛，整个金融体系乃至经济体系出现震荡的风险大为增加。这就迫切需要强化宏观审慎管理，对整个金融业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加强监测和监管。
既有实践表明仅仅依赖微观审慎监管不足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尤其是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充分表明，以单个金融机构稳健经营为目标的微观审慎监管难以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构建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的监管框架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设立了金融稳定监督管理委员会，加强美联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限，欧元区在欧洲中央银行设立了系统性风险监管委员会。我国也在充分吸收国际金融监管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金融体系特点，强化了人民银行的宏观审慎管理职能。
进一步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系，要坚持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既要巩固微观审慎监管成效，及时准确掌握金融机构的合规与风险暴露情况，控制个体金融机构或行业的风险；又要强化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关注全局性、系统性风险，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着力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防范跨市场风险传染。要在促进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动态、有效的互补和平衡中，确保实现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目标。
[1]《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2]《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3]《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4]《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
[5]《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 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7月16日。
单纯依靠市场配置金融资源具有局限性。由于市场自身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市场主体单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能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就金融而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本身具有顺周期性。金融活动通常与经济活动的扩张、收缩同向变化，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实体经济回报率较高，金融资源投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也随之提高；而在经济增速放缓阶段，实体经济回报率下降、风险增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则动力不足。二是我国市场体制特别是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市场化改革的很多任务还在推进过程中，金融市场在融资功能、融资结构、基础制度、市场监管等方面还不完善，单纯依靠市场难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求引导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化，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推动实现更加平衡更加充分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充分调动包括金融资源在内的各种资源，加大对重大战略、重大规划和重大项目以及先进制造业、小微企业、“三农”、精准扶贫、绿色发展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引导金融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有利于更加集中有效地配置金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金融资源配置中也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要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通过财政、产业、区域、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发挥政策合力，引导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克服市场的局限性，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3]加快形成合理健康的金融结构是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关键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