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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大势，谋划全局，深化改革，全面发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明确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努力实现优势领域、关键技术重大突破。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做大做强，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加强创新驱动系统能力整合，打通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通道，不断释放创新潜能，加速聚集创新要素，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大国，正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重要论述指引下，全国上下持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创新成就。研发投入大幅提升，投入结构不断优化，投入效益和效率双提升；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原创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成果涌现，满足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创新体系建设成效显著，自主创新基础条件不断完善，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原始创新能力逐步提高，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创新投入产出快速提升

近年来，我国研发投入持续保持快速增长，投入强度稳步提高，投入结构持续优化，投入效益不断提升。

（一）研发投入持续增长

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持续快速增长。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达到21 737亿元，2015—2019年年均增速高达10.80％，显著高于GDP年均增速（见图3-1）。我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61万人年，2015—2019年平均增速达到4.44％，增幅达到85.12万人年，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位。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稳步提升。2015年为2.07％，2019年达到2.19％，已经超过了2017年欧盟15国[1]平均水平（2.13％），逐步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平均水平（2.37％）。

（二）创新产出规模持续扩大

知识产权产出取得长足进步。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140.1万件，商标注册申请量达783.7万件，连续多年稳居世界首位。2019年，我国专利合作条约（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5.904 5万件，首次超越美国，位居世界首位。

新产品开发能力稳步增强。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达到55.83万个，较2015年增长了23.20万个，2015—2018年平均增速达到10.40％。2018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为19.7万亿元，较2015年的15.09万亿元增长了30.65％，2015—2018年平均增速为8.37％（见图3-2）。

（三）研发投入效益效率不断提高

研发投入效益不断攀升。2015—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5.3％提升至59.5％，上升了4.2个百分点，科技创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强。2018年，我国知识产权使用费国际收入达到55.61亿美元，近三年平均增速高达189％，收入总额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5倍以上（见图3-3）。

研发投入产出效率不断提高。2018年，我国单位研发经费国内专利申请量达到210.73件/亿元，单位研发经费PCT专利申请量达到2.71件/亿元，单位研发人员国内专利申请量达到9 464.40件/万人年，单位研发人员PCT专利申请量达到121.88件/万人年。2015—2018年，上述四项指标年均增速分别达到5.54％、8.44％、12.27％和15.35％。

二、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推动科技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科技整体水平正在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多点突破、群体性跃升，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居世界前列，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原创性突破，悟空、墨子、慧眼、碳卫星等系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我国开展世界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物质技术基础。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又称“中国天眼”）竣工并投入使用（见图3-4），截至2020年3月，FAST已证实发现脉冲星118颗，其中首次发现的毫秒脉冲星于2018年4月得到国际认证。

2019年1月8日，我国科学家领衔的实验团队在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取得的突破性成果，有助于推动新一代的低能耗晶体管和电子学器件的发展，在未来解决摩尔定律瓶颈问题，或将带来下一次信息技术革命。

2016年，我国在世界上首次建立了携带人类自闭症基因的非人灵长类动物模型——食蟹猴模型，为深入研究自闭症的病理与探索可能的治疗干预方法奠定了重要基础。同年，我国成功绘制了更精确的人脑功能分区图谱，即人类脑网络组图谱，突破100多年来传统脑图谱绘制的瓶颈，提出了“利用脑联接信息绘制脑图谱”的思想，第一次建立了宏观尺度上的活体全脑联接图谱，为实现脑科学和脑疾病研究的源头创新提供了重要基础。2017年底，在国际上率先攻克非人灵长类动物体细胞核克隆难题，11月27日世界上首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诞生，12月5日第二个克隆猴“华华”诞生，将有力促进生命科学基础研究和转化医学研究，为探究众多复杂疾病机理、建立有效诊治和干预手段及新药创制带来光明前景。

（二）战略高技术研究有力支撑国家核心竞争力提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捷报频传，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系列等重要成果，北斗全球系统全面建成，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2020年6月23日，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比原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见图3-5）。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完成全球组网，是我国第一个面向全球提供公共服务的重大空间基础设施，为世界卫星导航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全球民众共享更优质的时空精准服务提供了更多选择、为我国重大科技工程管理现代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海斗”“海翼”等一批深海装备研制成功。我国自主研发了万米级自主遥控水下机器人“海斗”号，2017年2月实现最大深度10 888米，成为继日本、美国之后第三个具备研制万米级无人潜水器能力的国家。2017年3月6日，我国自主研发的“海翼”号水下滑翔机3次突破水下滑翔机的世界下潜深度纪录，最大下潜深度达6 329米，海上连续工作时间超过3个月，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具有跨季度自主移动海洋观测能力的国家。

2017年5月，“蓝鲸1号”钻井平台在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可燃冰成功，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稳定试采海域可燃冰的国家，连续稳产60天。2020年3月，“蓝鲸2号”在南海神狐海域试采成功并超额完成任务，实现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大跨越。

（三）重大装备、工程引领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科技创新全面融入、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超超临界燃煤发电、特高压输变电、杂交水稻、海水稻等世界领先，移动通信、语音识别、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掘进装备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C919大型客机、高档数控机床、大型船舶制造装备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龙门五轴机床、8万吨模锻压力机等装备填补多项国内空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重大传染病防控和疫苗研制、重大新药创制等有力改善民生福祉。

我国按照国际民航规章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C919，于2015年11月2日完成总装下线，2017年5月5日首飞成功（见图3-6）。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于2017年6月，在京沪高铁上按时速350公里正式双向首发（见图3-7），标志着我国高速动车组技术全面实现自主化、标准化和系列化。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领衔研发试验的海水稻试种成功，2019年9个区域试验种植基地的平均亩产达400多公斤，2020年6月首次在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试种植。据测算，如果在1亿亩盐碱地推广海水稻，按亩产300公斤保守计算，年产量也将达到300亿公斤，能养活8 000万人口。

三、创新体系建设持续完善

近年来一批国家创新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提升，高校院所等基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我国创新体系建设持续完善，为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打下坚实基础。

（一）国家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

重大科技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不断优化。截至2020年6月，我国布局建设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立项批复总投资近600亿元，已建成30个，上海光源、强磁场、散裂中子源、中国“天眼”、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一批综合性设施处于国际先进水水平。我国正在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500余家，有力推动了高水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活动的开展。

上海光源（SSRF）由中科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牵头建设，1998年3月立项，2004年12月开工，2010年1月通过国家验收。这是国际上性能指标领先的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也是我国已建成的规模最大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获201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产业创新平台建设体系化拓展。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体系化布局，建成133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和217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 540家国家企业技术中心，我国创新基础能力进一步夯实。

（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增强

企业研发投入持续增加。2015—2018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从1.1万亿元增加到1.5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0.9％。同期，我国企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从263.8万人年增加到298.1万人年，增幅达11.1％。

企业创新活力不断增强。2018年，开展创新活动的规模以上企业达到30.8万家，同比增长3.36％，占到全部企业的40.8％。实现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织创新、营销创新）的企业达到28.8万个，同比增长3.60％，占到全部企业的38.2％（见图3-8）。

企业创新产出快速提高。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100万件，较2015年增长90.7％。同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达19.7万亿元，较2015年增长30.5％。

（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原始创新能力逐步提高

高等院校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能力显著提高。2018年，高等院校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到41.1万人年，基础研究R&D人员全时当量达到19.1万人年，较2015年增加16.5％。同年，高等院校发表论文139万篇，同比增长6.35％。2018年，高等院校共培养硕士生40万人、博士生31万人，分别较2015年增长24.7％和34.7％（见图3-9）。

科研院所创新能力建设进展良好。2018年，科研院所专利申请6.1万件，发明专利申请4.8万件，较2015年分别增长31.9％和36％；2018年培养硕士生17万人、博士生8.5万人，较2015年分别增长17.1％和15.8％（见图3-1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涌现出若干引领带动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以及一大批创新能力强、发展潜力大的中小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我国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重要支撑，成为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抓手，成为构筑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重要助力。

一、产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不断完善政策环境，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持续提升。

（一）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大

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接近13％，“十三五”末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较“十二五”末期提升5～6个百分点，产业增速持续高于经济总体增速，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工业方面，2015—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0.4％，高于同期规上全国总体工业增加值4.3个百分点。服务业方面，2015—2019年，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15.1％，高于同时段全国规上服务业企业总体约3.5个百分点。

（二）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

在新一代移动通信、核电、光伏、高铁、互联网应用、基因测序等领域具备世界领先的研发水平和应用能力，新能源发电装机量、新能源汽车产销量、海洋工程装备接单量等位居全球第一，北斗三号国际标准也将发布。产业出口量质齐升，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工业行业累计出口交货值6.0万亿元，同比增长10.2％，对我国外贸出口总额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7.1％。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累计出口交货值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7％，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88.5％。“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龙头企业规模及实力均实现质的提升，涌现出一批富有国际竞争力的领军企业，有效发挥了对重点产业领域的带动、示范、引领作用。2019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世界500强榜单中占有29个席位，数量较2015年增加11个。

（三）产业成为投资热点

“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社会资金关注及投入重点。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过5万亿元，2015—2019年，投资额年均增速达到10.4％，高于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速3.8个百分点。企业投融资能力持续增强，2016—2019年，共有480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A股融资上市，占同期A股IPO企业总数的49.3％；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获得风险资本投资额（PE/VC）近3万亿元，占风险资本总投资额的7成以上。据调查显示，“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企业景气指数始终维持在较为景气区间以上，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提升，普遍保持了较为强劲的发展信心，有效支撑了经济的平稳发展。

二、重点领域取得新突破

（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引领发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2015—2019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年增长率均保持在9％以上。2019年彩电、微型电子计算机、手机等主要产品产量分别达1.9亿台、3.4亿台和17亿部，稳居全球第一。2019年，全国软件业务实现收入7.2万亿元，规模较“十二五”期末增长近7成。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突飞猛进。“十三五”以来，一些新兴平台交易额同比实现成倍增长。网络视听平台高速发展，2019年全国视频预付费会员用户预计增长至2.5亿以上。共享经济快速发展，2019年市场交易金额达到8.1万亿元，较2016年增长1.3倍，共享经济参与者人数约8亿人，其中提供服务者人数约7 800万人。2019年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达34.8万亿元，较“十二五”末增长近8成。

（二）生物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

生物产业规模持续增长。2016—2019年，医药制造业营业收入年均增速达10.7％，高于同期工业企业整体营业收入3.0个百分点。2019年，医疗器械市场规模预计超6 000亿元，规模较“十二五”期末增长近一倍。创新药研发势头强劲。“十三五”以来，随着生物医药企业研发能力提升、新药审批提速以及资本市场大力支持下，国内创新药研发数量及上市申请数量快速增长。2018年，我国化学创新药和生物制品新药上市申报数分别达到14个和33个，创历年之最（见图3-11）。资本市场同样十分青睐创新药企业，创新药行业融资水平保持较高水平，2018年一级市场创新药企业融资项目数量达到84个，融资金额达374.4亿元。

（三）高端装备与新材料产业亮点纷呈

高端装备产业着力保障国家重大需求。我国轨道交通装备研发能力和主导产品达到全球先进水平，高铁装备出口引领中国制造逐步走向国际化高端。2019年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体产值达3 450亿元，较上年增长14.4％，其中与卫星导航技术研发和应用直接相关的产业核心产值为1 166亿元，在总产值中占比为33.8％。中国海工装备接单量稳居世界第一，高铁装备制造能力和运营能力世界领先。

新材料产业发展特色明显。随着上游原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新材料产业实现较快发展，“十三五”以来，新材料上市公司年均增长17.9％。围绕信息、能源、节能环保、生物、航空航天以及产业革新等方面的战略需求，新材料产业实现了一批关键新材料产业化和规模应用。在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升级方面，钢铁、有色、石化、轻工、纺织、建材等基础性原材料重点产业实现了新型材料和技术上的突破。部分新型材料产品质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如国内围绕大飞机金属材料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大约200多项专利，并有效支持我国自主研发的C919大型客机的部分关键部件材料实现自主设计、制造。

（四）绿色低碳产业成效显著

节能环保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15—2019年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营收总额年均增速达19.8％，高于同期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整体营收增速5.5个百分点。2019年，节能服务产业总产值达5 222.4亿元，同比增长9.4％，产值规模较“十二五”期末增长67％。

新能源应用规模水平不断提升。截至2019年底，风电、光伏发电以及生物质发电累计装机量分别为2.10亿千瓦、2.04亿千瓦和2 254万千瓦，装机量较“十二五”末分别提升62.8％、373.2％以及118.7％。截至2019年底，运行核电机组共47台，较“十二五”末增加17台，额定装机容量达48 751.2MWe，在建核电机组规模位列世界第一。

新能源汽车产业快速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初露端倪，产业链环节基本完备，龙头骨干企业加速形成，燃料电池汽车开启规模化示范运营，基于共享经济理念的分时租赁等商业模式不断涌现。2019年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20.6万辆，销量较“十二五”期末增长2.6倍，行业景气度持续保持高位。动力电池、电力驱动、电子控制、自动驾驶、车联网和电池回收利用等产业链环节不断完备，电池、电机、控制器等关键零部件完全实现国产化。

（五）数字创意产业生机勃勃

数字创意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新增长点。2019年，全国5.8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86 624亿元，比上年增长7.0％，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文化及相关产业9个行业的营业收入均实现增长。其中，增速超过10％的行业有3个，分别是：新闻信息服务营业收入6 800亿元，比上年增长23.0％；文化投资运营221亿元，增长13.8％；创意设计服务12 276亿元，增长11.3％。2019年中国数字阅读用户量达4.7亿，数字出版产业规模超过9 000亿元。网络视听付费用户达5.47亿户，网络视听收入超1 700亿元。游戏市场用户规模达到6.4亿人，实际销售收入2 308.8亿元。

三、高效聚集打造新格局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建设成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加快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在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整合优势日益发挥，强健产业链、优化价值链、提升创新链，形成产业链竞争的整体优势，东中西部产业转移和错位发展有序推动，形成“链式整合、园区支撑、集群带动、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一）区域产业格局更趋优化

战略性新兴产业不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集中发展，在中西部地区近年来也实现快速崛起。各区域内特色产业集聚区不断涌现，成为区域经济重要增长极，并持续驱动经济转型升级。东部区域，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地区，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生物、数字创意等产业蓬勃发展，大量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快速兴起；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与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拥有一批实力较强的龙头企业，产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雄厚；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依托大院大所集聚等优势，在互联网、生物医药、航空航天、节能环保等领域发展较快，涌现出若干影响力较大的产业集聚区，发挥了全国新兴产业创新策源地的作用。东北区域，形成了航空装备、智能制造以及生物医药等特色集群，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西部区域，形成了以武汉光谷为代表的信息产业集聚区以及以长株潭为代表的高端装备产业集聚区。与此同时，以成都、重庆为双核的成渝板块，正成为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增长极，并有力支撑了中西部地区经济转型升级。

（二）重点领域优势集群加速形成

“十三五”以来，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实现全面发展，并呈现集聚发展特征。信息技术领域，形成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部分中西部地区四大信息产业集聚区；高端装备制造领域，形成北京、河北、辽宁和山东等环渤海地区和以上海、江苏和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两大集聚区，同时四川、陕西、湖南和山西等部分中西部地区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也呈现快速发展态势；新材料领域，产业“东部沿海集聚，中西部特色发展”的空间布局框架拉开，其中，西部地区主要从事原材料生产，环渤海地区聚焦于研发，东部及中部地区主要承担原材料加工，长三角、珠三角主要承担下游应用与销售；生物领域，以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为主导，珠三角、东北、成渝、长株潭、武汉城市圈等区域分布式发展的空间格局初步成型，重点集聚区内医药成果转化、疫苗生产、制剂研发等细分行业领域发展迅速；节能环保领域，主要集中在环渤海、长江经济带和珠三角三大区域，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上海、北京、天津等省市的节能环保产值占全国的50％以上；新能源领域，初步形成了以环渤海区域、长三角区域等为核心的东部沿海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在中西部的一些区域，如江西、河南、四川、内蒙古、新疆等省区，新能源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形成了中西部新能源产业集聚区；新能源汽车领域，初步形成了以深圳和广州为核心的珠三角集聚区，以江苏、上海、浙江为核心的长三角集聚区，以北京、河北等地为核心的环渤海集聚区，以及以陕西和四川为核心的中西部集聚区；数字创意领域，目前已初步形成六大数字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包括首都数字文化创意集聚区，以上海、杭州、苏州、南京为核心的长三角集聚区，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集聚区，以昆明、丽江和三亚为代表的南部集聚区，以重庆、成都、西安为代表的川陕集聚区，以武汉、长沙为代表的中部集聚区。

（三）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深入推进

201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在该意见指导下，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13年、2014年先后批准设立两个批次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试点共24个。其中，第一批14个，主要分布在江苏、安徽、湖北、广东四省市；第二批10个，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石家庄、厦门、株洲等10个城市。行业领域主要集中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六大领域12个重点方向。总体看，通过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建设试点工作，大大促进了地方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性，各地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投融资政策、人才资金扶持、市场开拓机制、国际化发展机制、相关组织保障等多方面的措施鼓励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发展，取得良好效果，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加速发展、产业规模快速扩大、关键核心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不断完善、集聚效应逐步显现。

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集群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确定了第一批66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聚焦集群内产业领域龙头企业，强化科技创新支撑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前沿和关键技术产业化；聚焦集群内产业链薄弱环节和产业链重点配套企业，推动产业链关键环节及相关配套能力建设；聚焦集群内产业发展所需的公共服务机构和平台，提升产业集群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发展水平，支持各地结合优势、特色做大做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我国网络强国战略深入实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基础不断夯实。产业数字化迅速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进度明显加快，数字化治理取得显著成效，数字经济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位，全球数字经济大国地位更加稳固。

一、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不断夯实

经过长期积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持续强化，已形成相对完备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应用基础，构建了先进的信息网络，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实现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战略性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不断加强

我国持续推进“宽带中国”战略，网络信息技术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能力显著提升，支持技术和产业发展的自主创新体系加速形成。

新兴前沿技术加速创新。人工智能技术蓬勃发展，机器学习等技术不断取得探索突破。区块链底层技术创新日益活跃，技术成熟度不断提升。以窄带物联网（NB-IoT）为代表的移动物联网快速发展，目前，窄带物联网已经正式纳入全球5G标准。

企业与产业实力明显提升。形成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字经济龙头企业。2019年，我国境内外互联网上市企业总数为135家，同比增长12.5％，总市值为11.12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40.8％。产业发展质量持续优化，智能手机高端化进展加快，全球竞争力日益增强。

（二）数字基础设施加快部署

我国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加快形成万物互联、人机交互的网络空间。5G、大数据中心加速布局，不断打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图3-12为2013—2019年互联网业务收入增长情况。

网络覆盖大幅拓展。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通信网络。4G网络基站总规模占全球一半以上，用户总数达12.8亿户，全国行政村4G通达率超过98％。固定宽带用户突破4.5亿户，人口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5G网络建设稳步推进，我国已在多个城市、多个行业启动5G试点，孵化出一批创新应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5G融合应用加速推进，5G远程医疗、教育、办公等应用为阻止疫情传播和保障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作用。截至2020年6月底，我国5G基站累计超过40万个；截至7月底，5G终端连接数已达8 800万。工业互联网步入发展快车道。网络基础不断强化，高质量外网加快建设，内网改造不断推进，五大标识解析国家顶级节点稳步运行，标识注册量突破37亿个。

服务能力快速提升。国内前十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连接近800万台工业设备，应用场景不断丰富，已覆盖机械、钢铁、电子、石化、能源等30余个重点行业。云计算、数据中心加速发展。截至2019年底，国内数据中心机架数量达227万架，市场规模超过1 562亿元，超大型、大型数据中心增速加快，利用率和能效水平不断提升。云计算服务业务逐渐成熟。物联网用户爆发式增长，机器联网（M2M）用户达9.7亿户，占全球的比重超60％，其中NB-IoT连接数已经过亿。

（三）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成效明显

我国持续加大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力度，加快推动数据资源融合应用，有力促进了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数据生产能力显著提升。近年来，我国已积累了丰富的数据资源，又具有良好的信息产业基础，在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全球竞争中，具有技术和应用上的双重优势。随着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速以及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物流等一系列数字化转型工作的推进，数据资源将进一步快速增长。据海外机构估计，我国数据规模年均增速超过30％，预计到2025年，我国数据生产量将达到48.6ZB，全球占比将达到27.8％，成为数据量最大、数据类型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数据共享开放成效明显。随着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工作的推进，全国政务信息共享的大动脉基本打通。建成了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体系，实现71个部门、32个地方全面接入，面向全国各级政务部门发布1 300余个数据共享服务接口，提供在线数据查询核验超过10亿次，支撑跨部门、跨地区数据共享交换量达997亿条次，初步实现了62个部门和32个地方的网络通、数据通、业务通，有力支撑各级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工作稳步推进，数据开放范围和质量得到进一步深化。

二、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融合创新，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数字产业化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增长迅猛，作为数字经济增长主引擎的地位不断凸显（见图3-13）。

（一）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速推进

工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显著。从转型进展看，我国工业领域数字化转型水平与发达国家比差距不断缩小。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应用创新动能不断释放。已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百个，重点平台的平均工业设备连接数突破69万台、平均工业模型数突破1 100个、平均工业App数达到2 120个。国家、省、企业三级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平台加快建设，目前已覆盖8个重点工业领域、10万余企业，初步实现工业互联网安全态势可感可知。

农业数字经济渗透不断加强。农业农村信息化步伐明显加快，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服务在线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电商发展势头迅猛。据统计，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3 975亿元，同比增长27％，带动300多万贫困农民增收。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显著，数字农业、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农业物联网、农业大数据等试点示范有序开展。

服务业领域数字经济领先发展。新模式新业态表现活跃，继续引领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数字技术正在不断驱动商业、支付、物流与服务全面变革，网络购物、移动支付等新消费模式不断成长和壮大。2019年我国网络零售总额突破10.6万亿元（见图3-14），同比增长16.5％，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超过277万亿元，位居全球首位。物流配送、在线金融服务、数据资源支撑等配套体系不断完善，互联网正在进一步重构商业生态，催生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等全新产业形态，形成了全新的商业格局。

17+6+62+29+26+5：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17个部门、6个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62个互联网平台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29家金融机构、26个高校和科研院所、5个行业协会，共同发起数字化转型伙伴行动，共同帮扶中小微企业脱困纾困、转型升级。

500+300+4 000+10 000+10 000 000：首批提出500余项帮扶举措，300余项减免费服务，提供帮扶资金近4 000亿元，开放上万项数字化转型培训课程，提供支撑1 000万家中小微企业转型的服务能力。

数字产业化发展稳健。2019年，数字产业化增加值规模达到7.1万亿元，占GDP比重7.2％。数字产业化各行业稳步发展。电信业基础支撑作用不断增强，2019年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31万亿元。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稳增长，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企业超过4万家，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7.2万亿元。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创新活跃，业务模式不断创新拓展，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12 061亿元。大数据产业迈入发展快车道，一大批大数据产业园相继落地，大数据产业生态加速成熟。2018年大数据产业整体规模已达4 384.5亿元，预计到2021年将达到8 070.6亿元（见图3-15）。

（二）社会民生服务能力大幅增强

“互联网+交通”“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领域创新应用不断涌现，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极大地增进了民生福祉。

“互联网+社会服务”加速推进。互联网对促进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有限公共服务资源扩大供给、均衡普惠、优化质量的作用持续凸显，社会服务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已经成为必选项。线上线下融合的新型社会服务模式扩大了社会服务半径，增强了服务可及性。有限的社会服务资源实现了均衡分布，信息技术助力提升了社会服务质量。比如，互联网医疗平台通过与医保、购药等环节联动，让偏远地区也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服务，促进医疗普惠服务。一些机构推出线上教育新模式，包括个人直播、录制授课、慕课授课，不断提升用户体验满意度。在医疗领域，很多传统的线下医院不仅提供线上预约就诊、结果查询服务，也开通了互联网咨询、网上售药等方便群众看病的新方式。

网络助力精准脱贫。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尤其是互联网，为扶贫工作提供了新思想、新工具和新视角。我国深入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加快推进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等五大网络扶贫工程，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引入全社会力量，全方位多角度推动贫困人口精准脱贫。如我国充分利用大型电商平台推广“贫困户+地方产业+电商平台”模式，不仅加强了品牌建设，还提高了农产品的销量。2020年一季度，电商直播超过400万场，100多位县长、市长走进直播间为当地产品“代言”。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电商实现逆势增长，农产品网络零售额83.2亿元，同比增长49.7％。截至2020年3月，全国农村网商已经接近1 200万家，吸引了大批农民工、大学生、退伍军人返乡创业，累计带动就业人数超过3 000万人。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网络扶贫行动计划，2016年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务院扶贫办，组织江西、重庆、四川、贵州、西藏自治区、陕西、甘肃等7个省区市，按照“上下联动、政企合作、分步递进、突出重点”的思路，开展网络扶贫试点省工作，发挥互联网在助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试点省紧紧围绕到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的目标，优先瞄准贫困村、贫困户，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先导力量和驱动作用，注重贫困地区农产品上行，率先组织实施网络覆盖工程、农村电商工程、网络扶智工程、信息服务工程、网络公益工程等五大工程，探索建立“七个一”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研究制定实施网络扶贫行动的相关政策、机制和标准等，为在全国推进网络扶贫行动提供实践基础和经验借鉴。

三、数字化治理环境持续优化

我国数字经济治理环境不断优化，在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一）数字政府建设步伐加快

在“放管服”改革的大力推动下，网络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发展，我国数字政府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互联网+政务服务”取得突破性进展。利用互联网驱动政府治理中各环节、各要素互联互通，进一步促进服务便捷化、资源均等化。企业和群众找政府办事更加便捷，“最多跑一次”等创新典型不断涌现，政务服务创新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优化统一申办受理，推动线上政务服务全程电子化。国家“互联网+监管”平台主体功能上线，实现对违法行为早发现、早提醒、早处置。2018年，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启动了“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推动各地政府以信息化、信息共享手段，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100项堵点问题，并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有效疏解。“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进入实质性落实的新阶段，一批创新模式和典型经验在更多地区得到推广应用。

（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深入实施

近年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加速应用到城市治理领域，新型智慧城市已经进入全面落地的新阶段，网络信息技术等多要素全面驱动城市治理朝着更加人性化、智能化、便捷化的目标持续提升。

“数据驱动”城市治理模式创新。将大数据引入城市治理，充分挖掘大数据价值，利用数据驱动城市管理决策手段更加全面科学，治理模式得到不断创新。一方面，可以将数据信息、政策仿真、社情民意呈现在决策者面前，揭示出传统方式难以展现的关联关系，为城市治理带来重要突破，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通过高效采集、有效整合、深化应用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将市场监管、检验检测、违法失信、企业生产经营、销售物流、投诉举报、消费维权等数据进行汇聚整合和关联分析，统一公示企业信用信息，预警企业不正当行为，提高事中事后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

“智力驱动”城市治理质量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可以整合城市的各种系统和服务，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正在改变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动城市治理向纵深方向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教育、医疗卫生、家政服务等领域的深度应用，为满足公共服务精准化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应用可以整合城市的各种系统和服务，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城市治理向纵深方向发展。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城市管理水平，推动城市高效化智慧化发展。在人工智能加持下，管理人员可以对城市各个角落进行实时精准管控，快速整合分配城市资源，让城市运转更顺畅。例如，某地城市大脑通过人工智能调度城市交通有效提升出行效率，在全国最拥堵城市的排名从2016年的第5名下降到2018年的第57名。

（三）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政策体系正在逐步健全。“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领域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国务院先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等文件。互联网立法取得重大进展，《电子商务法》自2019年起正式施行，有效保障了电子商务各方主体合法权益，规范电子商务行为，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

监管方式持续创新。创新事中事后监管，在国务院的统筹部署下，各行业逐步建立并完善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各地区、各部门以信用风险为依据优化配置监管资源，大幅增强了守信企业的便利度和获得感，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2019年海关总署对信用状况好的高级认证企业平均查验率只有0.54％，对失信企业则高达96.29％。纳税信用评级为A级的一般纳税人可单次领用3个月的增值税发票用量，D级纳税人普通发票的领用实行交（验）旧供新、严格限量供应；C级、D级纳税人不能享受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包容审慎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壮大，制定出台促进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指导意见。依托国家数字经济试验区建设，推进政策体制改革试点营造包容环境。重视机制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在数字经济发展中建立有效的统筹推进体系，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形成多元共治的推进与保障机制。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部署，结合各地数字经济发展基础，2019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印发《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发改高技〔2019〕1616号），在全国布局了6个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鼓励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先行先试，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

网络安全保障体系日趋完善。《网络安全法》实施以来，我国持续推进相关配套法规政策制定。为保障金融、能源、通信、交通等事关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全，出台了《网络安全审查办法》，进一步加大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保护力度。《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等法律法规相继发布实施，有力应对数据泄露、滥用等带来的挑战。以维护公民个人隐私、保护重要数据安全为重点的《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正在制定，彰显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四、“数字丝绸之路”成为扩大开放新亮点

“数字丝绸之路”是数字经济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结合，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走向更开放的创新结果，也是数字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经过多年的努力与奋进，“数字丝绸之路”从理念转变为行动，从远景转变为现实，发展成就世界瞩目。

（一）政策沟通

我国已与塞尔维亚、土耳其等16个国家签署了“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深化数字经济务实合作。通过依托“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平台，推进与“一带一路”国家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领域的交流合作。鼓励开展研究合作，推动与老挝、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行业机构联合开展数字经济发展政策研究。鼓励开展企业间合作，推动与捷克、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增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的获得感。

（二）设施联通

亚太直达国际海底光缆建成运营，中越中缅跨境光缆完成扩容，中吉塔阿“丝路光缆项目”稳步实施，中国—东盟信息港、中阿网上丝绸之路经济合作试验区等建设顺利起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建成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大幅提升了沿线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

（三）贸易畅通

大力发展“丝路电商”，推进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电子商务合作。目前，我国的商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往俄罗斯、泰国、埃及、沙特等5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超过50个沿线国家商品也通过电商平台走进了中国的千家万户。信息服务合作加快发展，我国数字经济企业与沿线国家企业共同开展数据分析、云计算等数字服务，为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注入强大动力。

（四）资金融通

我国电子支付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机构共同合作，提供了便捷化的支付服务方式，推进普惠金融发展。我国金融科技企业通过数字技术驱动金融创新，为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资金融通注入新活力。我国银行业优化海外布局、促进产融结合、强化金融合作，提供便利性支持、投行服务等金融保障服务。

（五）民心相通

我国与沿线国家在数字内容创作、新媒体等方面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开展交流推广活动。“一带一路”阿拉伯国家智能互译平台、电子书及版权交易等平台落地应用，进一步促进了沿线各国文化互通互信。发布数字丝绸之路案例集《数字点亮丝路之光》，生动展示了与相关国家的合作硕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区域创新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区域创新高地加速涌现，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加速，梯次接续、布局合理的区域创新发展新引擎初步形成。

一、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3个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战略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有关地方和部门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一流学科和人才、产业创新高地建设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一）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果丰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首都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明确北京“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强调北京要依靠科技和人才优势，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北京经济发展新高地。2016年9月18日，国务院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十三五”以来，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推进，“三城一区”平台建设显现新格局，体制机制创新实现新突破，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科创中心建设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三城一区”引领作用逐渐凸显，呈现加速领跑格局。中关村科学城成为自主创新的主要阵地和原始创新的策源地，经济效益和科技效益持续增长，规上企业总收入连续五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怀柔科学城建设取得重要突破，一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加速落地，创新要素加速集聚，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未来科学城全面提速，初步集聚一批产业项目。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三城”科技成果转化承载区、高精尖制造业主阵地，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成4 200亿元，同比增长10％。规模以上高新企业研发投入135亿元，同比增长8.2％。“三城一区”的互动、协同作用也愈发凸显。

综合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一批重量级原创成果竞相涌现。研发投入稳步提升。2019年北京全社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总额超过2 000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55％；全社会R&D投入强度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维持在6％。创新人才集聚效应增加。在京两院院士785人，占全国的1/2左右。创新产出显著增加。全市2019年技术成交合同额为5 695.3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65％，在全国占比近三成。全市2019年专利申请量为22.6万件，比2015年增长了7万件；全市2019年专利授权量为13.2万件，比2015年增长了将近4万件。2015—2018年间北京市科技成果登记数为4 246项，获国家技术发明奖77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11项。重大标志性原创成果涌现，首次在全球发现三重简并费米子，首次探测到双粲重子，成功研制国际上首个纳米药物输送机器人，发布世界首个医学影像专用AI处理器。

创新发展新动能加快成长，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19年北京市新经济增加值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36.1％，科技服务业达万亿级规模，跃升成为服务业第二大行业。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产值分别为8 630.6亿元和8 418.4亿元，分别占全市生产总值的24.4％和23.8％。创新创业环境不断完善。截至2019年底，北京市众创空间、科技企业孵化器和大学科技园等科技孵化服务机构超过400家，相应的服务企业超过2万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达20个，约占全国的1/6，私募投资机构和创业投资机构约3 900家。

（二）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成绩斐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要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强调要在增强创新策源能力上下功夫，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聚焦关键领域，集合精锐力量，尽早取得重大突破，全面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2]2016年2月，国务院印发《上海系统推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方案》。“十三五”以来，上海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创新策源能力持续增强，高质量创新资源加快集聚，创新链与产业链加快融合，创新创业生态加快优化。

创新投入不断增强，成果持续涌现。2019年，全市研发投入达1 500亿元，比2015年增长38.3％，研发投入强度达4％。2019年专利申请量17.36万件，发明专利7.14万件，比2015年增长33.6％。2019年上海在《细胞》《自然》《科学》发表高质量论文87篇，占全国总数的28.4％。上海量子科学研究中心揭牌成立。中以创新园开园运营。启动国际人类表型组（一期）、硅光子、量子信息技术等9个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科技金融服务企业作用进一步发挥。“科创板”于2019年6月13日正式开板。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启动运营，达成知识产权交易及服务额5.5亿元。成立上海国际知识产权运营联盟，吸引90家国内外机构加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撑引领作用凸显。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6 133.22亿元，比上年增长8.5％。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上海市生产总值的16.1％，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高地建设稳步推进，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已启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地建设高位推进，启动建设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上海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加快建设，全球首台全景动态PET-CT成像系统进入临床试验。首款肿瘤电场治疗产品在香港上市，成为全球首个经美国FDA批准的肿瘤电场治疗产品。其他领域，国产C919大飞机104、105架机实现首飞。“东方红3号”“雪龙2号”科考船交付。首艘国产大型邮轮2019年10月开工建造，海洋工程装备设计能力不断提升。洋山深水港智能重卡示范运营项目实现全球首条无人驾驶集卡线路示范运行。

开放协同创新网络加快构建。开放创新合作程度不断加深。2019年9月，正式成立国际人类表型组研究院。2019年11月，举办介观脑联接图谱国际研讨会，为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奠定了良好基础。2019年11月，公安部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合作备忘录，先行先试移民管理政策措施。上海已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20家，研发中心461家。截至2019年12月，上海市已办理外国人工作许可证78 632份，外国高端人才确认函281份。区域协同创新日益深化。制定“长三角双创示范基地联盟”章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新兴科创基金落户临港新片区，首期规模100亿元。国际人才服务中心科创分中心揭牌，提供18项人才“一门式”服务，在沪两院院士达181人。

（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顺利起步

2017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香港亲自见证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粤港澳三地共同签署《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吹响了冲锋号角。2018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顺利起步，成果初显。

创新投入不断加强。研发投入持续加强。2019年，广东R&D经费超过2 800亿元，同比增长约15％，占GDP比重达2.8％。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总投资23亿元的中国散裂中子源，于2018年8月23日在广东东莞通过国家验收，投入正式运行；投资20亿元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站正按计划推进建设；投资逾5亿元的新型地球物理综合科学考察船于2018年11月16日开工；投资逾16亿元的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于2018年12月23日正式开工建设。

创新机制和政策对接成效初显。在资金流动方面，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干细胞及转化研究”“纳米科技”“量子调控与量子信息”等9个基础前沿类专项全部向港澳开放，中央财政科研经费已经过境支持港澳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在人才流动方面，为外籍高层次人才、优秀青年、管理及技术人才在大湾区工作生活、创新创业提供出入境、口岸签证和长期居留便利。在科研用品流动方面，海关将检疫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到10个工作日，将低风险特殊物品审批许可权限下放至部分具备条件的隶属海关。在设备数据流动方面，港澳科研设备过关免办强制性产品认证，大型科研设备实施24小时预约、“即报即放、到厂检验”通关。国家超算广州中心分别开通与香港澳门间的网络连线，服务港澳地区用户近200家。

中试成果转化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广州已建成了3 100多个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形成以科学研究平台、技术研发平台为主，创新孵化平台及科技公共服务平台为支撑的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平台体系。拥有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实验室）14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27家，国家重点实验室20家。各类省级工程中心956家，市级企业研发机构2 425家。省级重点实验室233家，市级重点实验室165家。国家级、省级大学科技园8个。众创空间总数214家（其中国家级53家），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306家（其中国家级26家）。广州市与中科院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建设规划总面积99平方公里的南沙科学城及其核心区明珠科学园。

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加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依托空间分布集聚、研究方向关联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布局组建，通过打造自由开放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制度环境，以及科学合理的组织管理架构和运行机制，组织开展高水平交叉前沿性研究，发起大科学研究计划与工程，打造世界一流的新兴学科集群、创新人才集群、技术研发机构集群，产出重大原创科学成果和颠覆性产业技术，提升我国在交叉前沿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力，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

（一）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速建设

2017年5月2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批复《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同意建设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按照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方案的要求，系统推进重点科学领域跨越发展，推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发展，科学布局前沿交叉研究平台，集聚国内外一流科技创新人才及团队，谋划推动实施重大科技计划，积极推进全面创新改革先行先试，不断巩固和提升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关键支撑。

加快重大科技项目集群建设。高能同步辐射光源设施、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以及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等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超过100亿元。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空间天文与应用研发实验平台、深部资源探测技术装备研发平台、环境污染物识别与控制协同创新平台等11个科教基础设施加速推进，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材料基因组研究平台、清洁能源材料测试诊断与研发平台等13个交叉研究平台建设稳步实施。

强化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设立“怀柔科学城科技成果转化专项”，2018年和2019年共支持51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支持财政科技资金2.3亿元，目前已有30项在怀柔科学城落地。发布怀柔科学城促进科学仪器产业创新发展纲要，发展科学仪器投资、研发、设计、制造、展示、交易和运维服务的创新链。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在怀柔成立工作站和企业上市服务中心。

持续提升国际影响力。连续举办三届国际综合性科学中心研讨会，并于2019年成立国家科学中心国际合作联盟，成为链接国内外科学中心的重要平台和纽带。“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落户，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共同体，充分发挥了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的集聚效应。开展首届“细胞科学北京学术会议”等一系列国际科技交流合作活动，有力提升了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国际影响力。成立怀柔科学城硅谷工作站，为宣传推介怀柔科学城、海外高层次人才寻访和项目收集搭建了平台。

（二）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初见成效

2016年2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批复同意上海以张江地区为核心承载区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指导下，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快建设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推动设施建设与交叉前沿研究深度融合，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创新网络，探索实施重大科技设施组织管理新体制，建设成效初步显现。

建设建成一批全球领先重大创新平台。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集聚建设国际先进水平的实验室、科研院所、研发机构、研究型大学，正加快建立世界一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持续推动硬X射线、活细胞成像、转化医学等项目对外开放运行，不断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大专项的地方配套，深化全基因组蛋白标签、糖科学和糖类药物研发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持续产出一批重大原始创新成果。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相关领域的科研能力逐步实现了从“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转变。在新冠肺炎科研攻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首次解析出新冠病毒第一个蛋白晶体结构，为疫苗设计和治疗性抗体开发提供重要支撑；率先开展“新冠肺炎患者合并感染防治”“脏器功能保护”等科研攻关，形成了“上海新型冠状病毒综合救治专家共识（上海方案）”；最早研发出新冠肺炎检测产品并获批临床应用。

不断加强协同创新合作能力。上海市科创办与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共同签署《关于推进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科技创新开放合作的框架协议》，推进上海张江、安徽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两心共创”，有助于汇聚世界一流科学家，协同突破一批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显著提升我国基础研究水平，强化原始创新能力。

（三）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雏形渐显

2017年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科技部复函同意安徽省建设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主要依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聚焦能源、信息、生命、环境四大领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催生变革性技术。2017年9月7日，安徽省委、省政府和中科院共同印发《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实施方案（2017—2020年）》，着力搭架构、创机制、建项目、促转化、聚人才、强合作，实现了高起点开局、高标准推进，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

重大项目规划建设强力推进。全面加快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建设，提升同步辐射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稳态强磁场装置性能，发挥更大作用，形成大科学装置集群，支撑开展跨学科交叉前沿研究。积极谋划建设前沿交叉平台，医算中心、物质中心、地空中心等3个中科院“十三五”科教基础设施即将开工建设，将极大提升国家科学中心优势学科领域创新保障能力。

高水平科技攻关持续推进。聚焦信息、能源、健康、环境四大领域，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加快建设重大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项目单位牵头或参与完成的科技成果4次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6次入选中国科技十大进展新闻，1次入选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1次入选国际物理学重大突破，在量子、核聚变领域保持全球领跑地位。

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加强。积极探索新型研发机构组建模式，将能源、人工智能、大健康研究院登记为事业单位，实行去行政化管理，探索实行不定行政级别、不定具体编制（可根据需要为高层次人才提供周转编制）、不设工资总额限制，在薪酬制定、人员招聘、资产管理等方面享有充分自主权的管理机制。探索实行“包干制”，给予研究院稳定的科研经费支持，进一步优化预算审批和经费管理，由重审批向重监管转变，赋予平台和科研人员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和技术路线决策权，使科研任务的技术责任和经济责任更加明确，充分激发创新主体积极性。

（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快谋划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安排，加快谋划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完成了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提前启动材料基因组、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学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在科技资金、创新人才、仪器设备、科研数据等要素流动方面，研究设计提出了一批重大改革举措。

三、创新发展新增长极加速形成

（一）国家级新区成为带动区域改革创新的新引擎

国家级新区是我国新一轮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在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打造实体经济发展高地、展现产业对外合作新格局等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2019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支持国家级新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用改革的办法和市场化、法治化的手段，大力培育新动能、激发新活力、塑造新优势，使国家级新区成为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改革开放新高地、城市建设新标杆。

截至目前，我国已设立19个国家级新区，覆盖全国19个省份，其中东部地区8个，中部地区2个，西部地区6个，东北地区3个。国家级新区在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比如，2016年设立长春新区，支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2017年设立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形成新的区域增长极。目前，国家级新区高技术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创新发展成效取得显著成效。

（二）国家高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支持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样板

“十三五”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国家高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截至2019年4月，经国务院批复建设的国家高新区数量已达168+1家（“+1”是指苏州工业园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已达21家。2018年，国家高新区研发经费达7 455.7亿元，研发人员达258.4万人年，主营业务收入达34.6万亿元。同年，国家高新区拥有高新技术企业6.3万家，技术收入3.9万亿元，占高新技术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达10％以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新样板。

（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为改革开放的新高地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深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经开区）的建设从沿海地区向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区域中心城市拓展，成为沿海开放战略以及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几大战略目标的重要支撑点。2019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意见》，为国家级经开区提出了“三创新、两提升”（开放创新、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提升对外合作水平、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下一步新发展方向。

经过多年发展，国家级经开区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截至2018年底，国家级经开区共计219家，其中东部地区107家，中部地区63家，西部地区49家，国家级经开区建设总体呈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国家级经开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外向型经济发展也上了一个新台阶。2018年，国家级经开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万亿元，实现财政收入1.9万亿元，占比均超过全国的1/10，进出口总额和利用外资规模均占全国的1/5。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国家级经开区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国家级经开区加速推动新旧动能转换，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已经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顶层制度建设。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围绕破除制约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障碍，从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建立技术创新市场导向机制、强化金融创新功能、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构建更加高效的科研体系、用好培养和吸引人才、推动形成深度融合的开放创新局面、加强创新政策统筹协调等8个方面，提出了30项具体举措，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体制机制的“四梁八柱”。2016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一个体系、双轮驱动、三步走目标”，进一步明确体制机制创新要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统筹推进科技、经济和政府治理等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最大限度释放创新活力。由此我国创新驱动发展的顶层制度设计基本形成。改革成为激发创新活力的“关键一招”，加快打破了创新驱动发展的制度藩篱，极大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全社会创新创业蔚然成风。

一、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明显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境。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不断增强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发挥市场激励创新的根本性作用，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对创新的引导，促进优胜劣汰，增强市场主体创新动力，市场竞争环境日益优化，市场主体敢创新、愿创新、能创新的生态逐步形成。

（一）创新创业的政策环境不断优化

投资审批、市场竞争、价格管理、产权保护等领域重大改革深入推进，为经济转型提供“源头活水”。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创新导向更加突出，科技与经济改革更加协调，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有效激发了深层次创新活力，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逐步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通过简政放权，敞开了投资准入大门，中央层面核准项目已经累计削减约90％。98％以上境外投资项目改为网上备案管理，99％以上外商投资项目实现备案管理。

2019年，我国新登记企业数量达到739.1万户，同比增长10.3％，较2015年增长66.5％，日均新设企业数量达到2.02万户，是2015年的1.68倍。我国实有企业连续7年实现两位数增长，截至2019年，实有企业数量达到3 858.3万户，同比增长11.0％，比2015年增长了1 672.5万户（见表3-1）。

2019年我国吸收外资保持逆势增长，全年实际使用外资9 415.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8％，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位。外资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产业利用外资2 660亿元，增长25.6％，占比升至28.3％。

（二）包容审慎监管制度不断健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产业变革具有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多变的特点，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让市场真正成为配置创新资源的力量。[4]特别是要培育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发挥好中小微企业应对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变化的独特优势，通过市场筛选把新兴产业培育起来。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创新管理　优化服务　培育壮大新动能　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的意见》，提出对新动能领域实施包容审慎的监管制度。与此同时，国家在大数据、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物联网、共享经济等新兴领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进监管制度改革，布局建设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城市经济、优化城市治理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我国已经成为全球创新成果场景化、商业化、普惠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新产品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大众享受科技进步的便利和实惠，创新获得感明显增强。

（三）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强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工作取得新的进展，知识产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更加凸显。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实施《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明确实施恶意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等一系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知识产权侵权易、维权难等问题得到了初步缓解。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持续提升，高价值发明专利审查周期压缩至17.3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压缩至4.5个月。2019年，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86.2万件，2020年6月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4.3件，提前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

知识产权改革试点取得一批新突破，探索出了“专利快速审查、确权、维权一站式综合服务”“专利、商标、版权三合一执法机制”等一批改革举措。比如，建立知识产权司法执法有机衔接机制，湖北武汉成立知识产权法庭，建立跨区域民事、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审判机制，结案率提高到90％以上；北京、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率先建立技术调查官制度，大幅度提升案件审理质量和效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积极探索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大惩罚力度，某侵权案件被判赔4 900万元，创造了我国专利侵权最高赔偿纪录。创建知识产权快捷综合服务，广东开展集快速审查、确权、维权于一体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外观设计专利授权时间由6个月缩短至7～10个工作日。

二、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更加健全

（一）技术创新的市场导向机制基本形成

企业在组织实施国家重大专项方面发挥越来越突出作用。《进一步深化管理改革　激发创新活力　确保完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既定目标的十项措施》制定出台，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组织管理和工作流程进一步优化、简化，中央财政科技经费的管理不断规范和加强，企业在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当中的牵头和主力作用进一步突出。

普惠性税收优惠政策效果显著提升。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力度，扩大政策范围，2018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为企业减免税额达到2 794亿元。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落实力度不断加大，实施高新技术企业15％的所得税率优惠，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可达10年，2018年享受高新技术企业优惠政策的企业数量达到5.27万户，减免企业所得税1 900亿元。

企业牵头的订单式研发和成果转化等新模式不断涌现。针对科研项目与产业发展结合不紧密问题，在高校科技项目选题、高校制度改革等方面，探索定向研发、定向转化、定向服务“三定向”的订单式研发和成果转化新机制，在科研选题中设置成果转化5％的股权激励机制等一批改革举措。比如，沈阳市依托重点高校，推行“三定向”的订单式研发和成果转化机制，以校地产业研究院为平台，为企业“量身定制”设计研发项目，2018年实施试点政策第一年，试点学校申请发明专利115项，转化科技成果101项，是上年的近2倍；合同额达7 093万元，比上年增长500％。

（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取得重大突破

施行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发布《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大幅提高对成果完成人和转化工作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激励力度。各地区、各部门出台一批具体落实措施，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做出突破性探索，中国特色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初步形成。

探索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新机制。从科技人员积极性不高、无形资产价值评估难等根本性问题入手，探索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系列有效路径。比如，西安试点基于技术股+现金股的股权激励模式，支持科研院所开展无形资产入股和量化激励改革，通过组建股权多元化的高技术产业化公司，实行研究院控股、战略投资者参股、经营层和技术层持股的股权结构，极大地激发了科研院所、成果转化公司等多方面的积极性。

建立科技成果转化确权新制度。从激发发明人内生动力入手，率先探索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明确科研人员对职务发明的所有权，推动职务发明从“国家所有”转变为“国家和发明人混合所有”，从“先转化、后确权”转变为“先确权、后转化”，从“奖励权”转变为“所有权”，推动科研人员有能力、有动力、有权力转化职务科技成果，探索出了职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有效路径。

科技成果转化难、转化率低是长期困扰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难题瓶颈。成都制定出台《促进国内外高校院所科技成果在蓉转移转化若干政策措施》等系列政策，支持西南交通大学等在蓉高校率先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把职务发明人收益与成果转移转化效果紧紧地捆绑在一起，极大地调动了职务发明人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职务科技成果转化。

2016年1月，西南交通大学研究制定了《西南交通大学专利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学校与职务发明人可以按照“三七开”的比例共同申请专利，也可以按同样的比例分割学校持有的职务发明专利。总体来看，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是实现了“两个改变”：一是将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由国家所有，变为国家、职务发明人混合所有，职务发明人拥有了产权后，可以交易，可以继承，大大提高了发明人深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二是将科技成果“三权改革”的“先转化、后奖励”，变为“先确权、后转化”，大大简化了科技成果转化审批程序，只需高等院校一枚印章即可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完成专利分割确权手续，许可或转让后即可按比例获得收益，作价入股后职务发明人就拥有了公司的股权。

科技成果转化取得新成效。党的十八以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规模持续攀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凸显。2018年，3 200家高校院所以转让、许可、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合同项数持续增长。合同金额达177.3亿元，同比增长52.2％，合同项数为11 302项。财政资助项目产生的科技成果转化合同金额增势明显，合同金额为56.1亿元，同比增长78.4％。

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显著增长。2018年，现金和股权奖励科研人员6.8万人次。科研人员获得的现金和股权奖励金额达67.6亿元，同比增长44.9％。

产学研合作助力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持续提升。2018年，3 200家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研发机构、转移机构、转化服务平台总数为8 247家，同比增长14.8％。创设和参股新公司2 155家，同比增长16.2％。

科技成果高价值转化不断涌现。2018年，科技成果交易转化合同平均金额为156.9万元，同比增长42.6％。以作价投资方式转化科技成果的合同金额高达79.2亿元，同比增长56.2％。以作价投资平均合同金额达1 559.3万元。

（三）支持创新的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金融支持创新的力度持续加大。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部门围绕做好科技金融服务、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支持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综合改革、金融支持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等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强化对企业创新的金融服务水平，探索股权与债权相结合，开展跟贷、远期利率期权、认股权等业务，为企业创新提供持续资金支持。截至2019年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设立科技支行、科技金融专营机构750家，对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4.1万亿元，存量客户13.7万户。部分银行金融机构探索运用“合作创投机构投资+银行贷款”“银行贷款+远期权益”“股权收购基金”等投贷联动金融服务模式，为企业创新提供持续资金支持。截至2019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外部投贷联动项下科创企业贷款余额348.8亿元。

创业投资市场实现跨越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金融监管制度不断完善，监管方式逐步规范，我国创业投资市场稳步发展，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创业投资市场（见图3-16）。创业投资在构建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当中发挥了十分突出的带动作用。

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培育多元创业投资主体、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加强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完善创业投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完善创业投资行业自律和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和支持举措。

以设立科创板为代表的资本市场改革按下“快进键”。2019年1月，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证监会印发《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开始从设立科创板入手，逐步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证券发行注册制。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旨在补齐资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着力支持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做优做强。截至2019年底，科创板申请注册107家，其中完成注册程序80家，有70家完成发行上市交易，融资824.27亿元。

三、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迫切需要系统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所要求的新型科技生产关系，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动力与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突破。

（一）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科技计划体系进一步优化。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改进加强中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方案的通知》，并于2015年启动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对我国的科技计划体系进行了系统性改革，形成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地和人才专项、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金）5类国家科技计划。新的科技计划体系对基础研究进行了系统布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聚焦基础和前沿，注重自由探索和学科交叉，强调学科发展和人才团队培养。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突出重大战略产品和产业化目标。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针对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公益性研究，以及事关产业核心竞争力、整体自主创新能力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突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领域的技术瓶颈。基地和人才专项支持科研基地建设和创新人才、优秀团队的科研活动，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更加科学规范高效。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了一系列给科研人员“松绑+激励”的政策措施，在项目预算调整、劳务费支出、间接费用分配、结余资金使用、差旅会议费标准等方面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的自主权。2018年，国务院印发《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通过扩大科研单位科研项目经费管理使用自主权、加大对承担国家关键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任务科研人员的薪酬激励、合并财务验收和技术验收等措施，进一步优化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提升科研绩效。中央高校、科研院所科研项目资金管理权限进一步扩大，围绕新计划体系，形成一套从概预算管理到项目经费政策的全面经费保障机制，科研人员获得感大大增强。

（二）科研院所分类改革有序开展

针对科研院所目标定位模糊化、发展路径趋同化问题，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科研院所扩大自主权、绩效评价、章程制定等工作，推动科研院所立足职责定位，完善治理结构，释放创新创造活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中国科学院积极落实《中国科学院“率先行动”计划暨全面深化改革纲要》，以研究所分类改革为突破口，明确不同类型科研院所的核心使命和任务，尊重不同性质科技创新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使命与定位出发，按照四类科研机构对现有研究机构进行分类改革：

一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组建若干科研任务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衔接的创新研究院，探索政产学研开放协同、共同参与的新型治理架构。

二是面向基础科学前沿，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若干卓越创新中心，力争在优势学科领域形成一批具有鲜明学术特色的世界级科学研究中心。

三是依托一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若干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科学研究中心，实现高效率开放共享、高水平国际合作、高质量创新服务。

四是面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行业、区域发展的独特需求，通过持续重点支持、与地方和行业共建、科教融合等多种治理方式，做强一批特色鲜明、规模适度的特色研究所。

（三）科技资源实现开放共享

推动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开放共享。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向社会开放的意见》，旨在推动形成专业化、网络化的科学仪器服务机构群，建立促进开放的激励引导机制、开放评价体系和奖惩办法，实现科研设施和科研仪器等科技资源的开放共享。许多地方创新财政投入机制，采取创新券等方式加大对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激励，在引导科技资源服务中小企业和创业团队、降低企业创新成本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升了科技资源利用效率和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整体效能。

加强科技资源调查与科技数据共享。2018年，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科学数据管理，保障科学数据安全，提高开放共享水平，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科学数据管理办法》，提出在条件好、资源优势明显的科学数据中心基础上进行优化整合，推进国家科学数据中心的建设试点工作。建立健全数据汇交制度，推动科学数据汇交纳入项目管理，推动制定科学数据相关标准规范。

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持续优化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积极探索集聚人才、发挥人才作用的体制机制，完善相关政策，进一步创造人尽其才的政策环境，充分发挥优秀人才的主观能动性。[5]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人才管理体制进一步优化完善，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一）人才引进培养机制不断优化

各类人才脱颖而出。加大对高水平领军人才引进培养、中青年和后备人才培养、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高水平实验技术人才成长、优秀创新团队发展等各类人才培育的支持力度。我国人才队伍规模居世界第一，涌现出一批德才兼备的科学大家。2019年，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和屠呦呦等5名杰出科学家被授予“共和国勋章”，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顾方舟、程开甲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海外人才加速回流。创新创业的氛围充分激发了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增强了对国际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促进人才的回流，为加快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创业人才队伍提供了支撑。我国留学生回流加速，对外国留学生吸引力增大。鼓励地方加强引才聚才力度，不断激发人才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上海市实行外籍人才居留政策试点，已受理外籍高层次人才申请永久居留超过500人，较政策实施前增长约8倍。广东省为外籍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提供出入境和停居留便利，试点以来已受理批准符合16项人才出入境政策措施条件的签证证件超千人次。北京市完善“一体运行、双管齐下、三地联动”的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管理服务机制，依托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信息系统，联动津冀两地公安机关，对过境免签外国人实行全流程综合管理，提高人性化服务水平，工作效果显著。

留学归国人员是创新创业队伍的主力军，近年来创业人数一直保持增加态势，成为我国全方位融入和布局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已有累计283万留学人员学成归国，占改革开放以来回国总人数的2/3，形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人员归国潮。2019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为35.35万人。

各级海外高层人才引进服务窗口、留学人员和专家服务中心组织全国117家留学人员服务机构，共同成立了中国留学人员回国服务联盟，为留学回国人员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广州海交会、大连海创周、南京留交会等留学人才交流活动已经成为留学人才回国创新创业的桥梁。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建成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367家。各地留学人才创业园聚焦地方产业优势，发挥留学人员创新创业特长，一大批留学人员高新科技企业在园区内实现产业化，成功迈向国内乃至国际产业前沿和市场高端。

人才流动渠道疏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提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社会性流动基础，实施就业优先政策创造流动机会，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流动均衡，推进创新创业创造激发流动动力。同时，畅通有序流动渠道，激发社会性流动活力，以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牵引区域流动，以用人制度改革促进单位流动，以档案服务改革畅通职业转换；完善评价激励机制，拓展社会性流动空间，拓展基层人员发展空间，加大对基层一线人员奖励激励力度拓宽技能技术人才上升通道。

部分地方大胆试验，探索出了“事业单位可采取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等灵活多样的分配形式引进紧缺或高层次人才”“事业单位编制省内统筹使用”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大大提高了人才引进制度的灵活性，提升了对人才的吸引力，为区域产业创新发展聚集了宝贵的智力资源。

（二）人才评价激励机制持续完善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2016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旨在充分发挥收入分配政策的激励导向作用，激发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鼓励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通过稳定提高基本工资、加大绩效工资分配激励力度、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等激励措施，使科研人员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在全社会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

建立符合科研规律的人才评价体系。2018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旨在“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向，克服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注重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针对人才“帽子多”、标准“一刀切”、评用脱节等突出问题，坚持“干什么评什么”的分类原则，“评用结合、谁用谁评”，论文发表和引用排名等不作为限制性指标，扭转少数人急功近利、作风浮躁的问题。2018年，相关部门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旨在转变科研中存在着的不当作风，创新人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形成并实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的评价制度。通过有针对性的举措，让科技工作者不再疲于应付名目繁多的评审评价，让人才管理制度更能适应科技创新要求和科技创新规律。

深化国家科技奖励制度。2018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在法规制度上做“加法”，在提名材料上做“减法”，实行提名制、建立定标定额评审制度、调整奖励对象等重点改革任务陆续落地实施。推进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不断完善，重点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研究制定专家遴选、授奖指标分配等规则办法；精简提名材料，强化客观材料佐证和诚信承诺等方面改进提名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奖提名书取消填写论文期刊影响因子的硬性规定，鼓励发表在国内期刊的论文作为代表作。全面实行提名制以来，2019年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共收到有关专家和单位提名项目（人选）1 609项，较2018年增加85项；提名最高奖15人，为历年提名人数最多的一次；提名国际合作奖33人，来自19个国家，是历年人数最多、国别最广泛的一次。

[1]欧盟15国包括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

[2]《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人民日报》2018年11月8日。

[3]《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3年3月10日。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敏锐把握世界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切实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日。

[5]《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强调　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2日。

（三）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持续优化

四、“数字丝绸之路”成为扩大开放新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