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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制化、柔性化生产方式快速普及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加速促进人类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重大变革，对全球竞争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新科技革命同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形成了历史性交汇，给我国加快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以创新为主要引领的增长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带来了重大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定创新自信，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劲动力。
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深度演进、相互交织，正临近重大突破的“奇点”，形成跨学科创新的“链式反应”，涌现具备强大成长潜力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前所未有地推动生产生活方式、企业组织形态、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规则深刻变革。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之后的新形态，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
创新就是生产力，企业赖之以强，国家赖之以盛。要顺应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趋势，共同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机遇，共同探索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探寻新的增长动能和发展路径。
当前，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现代工程技术等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变革发展，颠覆性创新创造了新的技术轨道和经济范式，产生明显的催化、叠加、倍增效应。以基因编辑、脑科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正在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和量子的微观层面认识生命活动的规律，将掀起新一轮生物技术的浪潮。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正在加速推进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转型。以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加速发展将引发全球能源革命。空间和海洋技术正在拓展人类生存发展新疆域。
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蓬勃发展，跨领域融合创新正在推动社会发展物质基础重构，成为新时代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繁荣的重要力量。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呈现出的多学科群体突破、新技术跨界融合、众行业迅速应用等鲜明特征，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科学技术与产业体系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信息、生命、制造、能源、空间、海洋等领域的交叉融合原创突破，激发技术应用场景几何级增长，将可能对原有的技术体系、产业体系产生颠覆性变革。例如，通过“医工交叉”、生物技术与信息技术融合，“脑机接口”技术已取得重要进展，人类脑科学研究将取得突破，有望描绘出人脑活动图谱和工作机理，有可能揭开意识起源之谜。
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活跃、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促进生产力得到极大程度的解放。相比于农业时代的镰刀斧头、工业时代的工厂机器，以联接技术、计算技术、数据技术、智能化技术、机器人技术等为代表的数字生产力，加速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深度应用。知识泛在化趋势和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正在拓展人类的脑力，“工业机器人、自动机器人”正在加快向“智能机器人”演进，未来劳动力的自然界限将得到根本性拓展，“人机共生”有望成为引发下一个生产力大跃升的关键要素和重要方向。随着劳动工具数字化、劳动对象服务化、劳动机会大众化，未来，人类社会将进入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在未来经济发展中，技术、数据等要素为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新空间。
技术要素市场主体发生显著的结构性变化，企业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地位不断夯实，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加快形成。技术要素的配置方式和交易形式，从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向科技创业、知识产权证券化、技术并购等多元化方向发展。技术研发与技术转化一体化的趋势日渐明显，“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的线性科研模式被实践打破，科学、技术与工程开始并行发展，大量技术成果来源于产业或工程，跨越独立的“转化”阶段，直接应用于产业发展。
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经济时代，资本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对于数字经济时代而言，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促进了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网络化共享、集约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减少了信息流动障碍，不断加速资源要素流动，提高供需匹配效率，显著提升经济运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要素强调供给侧的效率提升，不仅改造了既有生产力，加快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而且有助于发展新的生产力，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数字经济中，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可实现分离，数据使用的边际成本随着共享不断降低，将推动生产方式发生质的变革。
人类社会对土地有几千年治理经验，对能源有几百年治理经验，对数据治理却无经验可循。“数据共享不够、资源利用不足、数据权属不清、隐私保护不强”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各国都在围绕数据治理、跨境数据流动、个人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等加速构建新规则。
世界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增长动力不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以指数级而非线性速度展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只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瓶颈。
科学前沿不断向宇观拓展、微观深入和极端条件加速进阶发展，科学研究的综合性、复杂性显著增强，突破极限的难度越来越大，科技创新进入大融通时代。科技服务的对象日益复杂，气候变化、卫生健康、消除贫困等世界性难题亟待破解，单一主体很难实现重大突破。世界科学研究的主要组织方式已经告别单枪匹马、手工作坊式，而进入到多主体融合、整体推进的“大科学”新阶段。世界各国政府根据科技发展趋势，推动各类创新主体融合，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组建国家实验室，出台大战略、实施大工程、部署大项目，凝聚顶尖人才和团队，形成强大合力，实现重大创新突破。
基于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创新活动呈现网络化、开放化、协作化、泛在化的新特征。网络信息技术、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和大型科研设施、科学数据开放共享，提供了功能强大的研发工具和前所未有的创新平台，创新门槛迅速降低，协同创新不断深化，突破了时空限制，使创新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以“创客运动”为代表的小微型创新正在全球范围掀起新一轮热潮，由新技术驱动、以极客和创客为重要参与群体的“新硬件时代”正在开启，创新将更开放、更灵活、更快速、更加贴近用户。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广泛应用，推动创新迭代升级步伐持续加快，创新链条快速缩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联系更加紧密、界限日益模糊。应用驱动正成为理论突破的新路径，面向实际应用、开发全新市场的场景式研发与创新，对基础研究形成逆向牵引，带动了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场景创新推动企业从创新链后端向应用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前端环节移动。越来越多的创新龙头企业设立研发机构、联合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成为实现重大基础理论突破的重要力量。
科技创新的重大突破和加快应用极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结构，使产业和经济竞争的赛场发生转换，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合应用和集成创新，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数字经济将成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将带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关系的再造、经济结构的重组和生活方式的巨变。同时，新的经济范式对传统基础理论、经济制度、治理体系也将带来颠覆性变革和巨大冲击，工业经济时代的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产业政策、边际成本效应理论、公共管理、行政管理等都将发生重大变化，基于生态、平台、网络、企业集群、供应链、价值链等新的经济基本单元的经济理论、法律体系、政府治理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创新，带动了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呈现新的趋势。一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产品种类大幅增加，用于满足消费者更为广泛的个性化和差异性需求，用户的创新、创意在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二是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模块化制造系统。新型制造系统以重复利用和更新系统组态或子系统的方式，实现快速调试与制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三是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大量物质流被数字化而转化为信息流，因此除必要的实物生产资料和产品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有可能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生产的特征。
企业组织边界将日益模糊，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方式更倾向于网络化、扁平化，以“小前端、大平台、富生态”为特点的平台生态和平台经济体成为新的生产和资源组织方式，凭借连接、开放、协同等优势，加快赋能传统企业、中小微企业和创业者，并不断孕育出新的商业模式、产业形态。未来的生产组织正在加快重组再造。一是产业边界模糊化。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深度融合，特别是制造业与服务业加速融合，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服务化成为制造业演进的新趋势。二是产业组织网络化。大企业主导的供应链垂直一体化模式逐步演变为模块化网络化协同化的产业组织模式，企业通过网络、跨越边界与环境相联系，以平台为主要载体、以“众包”为典型代表将企业内分工协作扩展到企业、行业之间成为新方向。三是企业组织扁平化。分权网络与灵活安排开始成为新的效率原则和组织行为，企业组织向扁平化、网络化、柔性化结构演进，扁平化组织、多功能团队、流程再造、学习型组织、虚拟企业、战略联盟、网络组织等组织结构创新成为新亮点。四是产业集群虚拟化。基于特定地理范围的产业传统集群正被虚拟网络集聚代替，企业对市场和技术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整体呈现出基于网络平台的集群化、基于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基于产业融合的服务化等新特征。
我国已经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阶段，5G、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不断发展，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在线教育、在线医疗、远程办公、共享生活等新型线上服务蓬勃发展，极大方便了人们生活。共享经济模式下，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涌现出生产资料数字化分享使用模式，有限的生产资料能够低成本无限制分享应用，实现生产资料倍增效应。互联网正在推动“公司+雇员”组织模式向“平台+个人”转变，为劳动者提供低门槛、多元化创富机会，培育了一批有创意、有能力、有活力的“新个体工商户”，进一步激活了强大的个体经济。
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一次全方位变革，将对人类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产生深刻影响。
科技创新周期缩短，成果转化速度加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蓬勃发展，推动人类生活方式、商业模式、学习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全球来看，互联网日益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先导力量，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餐饮住宿、交通出行、教育医疗等传统服务行业在线服务平台不断涌现，推动传统服务业革新，从物理空间拓展到网络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冲浪电商平台，足不出户购买自己心仪的全球商品，网上订餐、在线旅游、在线医疗等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方式。数字图书馆、在线博物馆、智慧导览等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新模式，正加快融入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专栏4-1
“5G+医疗”助力抗击疫情一线
超声机器人技术是目前最先进的远程超声诊疗技术，通过5G网络可实现远程控制超声机器人进行实时操作，同步显示检查图像，医疗人员能够在远端进行诊断，并指导现场医护人员进行救治。
2020年2月18日，远在700公里之外的浙江省人民医院远程超声波医学中心的专家，运用5G远程诊疗技术，通过手柄远程控制武汉黄陂体育馆方舱医院的超声机器人为患者进行超声检查，加快了病患的诊疗进程。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向各领域渗透，不断创造新职业、新工种和新岗位，这些新业态的出现，催生新型灵活就业模式快速涌现。传统的“劳”和“资”的界限被打破，劳动者过去的被雇用者的形式正发生变化，随着平台赋能个人和中小企业，创新创业门槛逐渐降低，大量自雇型、合约型等非雇佣就业形式以及大量兼职型就业形式不断出现，自我就业、分时就业等灵活就业规模不断提高。社会分工模式深刻变革，个人与企业间关系由传统雇佣关系变为新型合作关系，劳动者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技能灵活选择工作机会，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极大释放。
>>专栏4-2
直播销售员纳入职业工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孕育新职业。比如，短视频、直播带货等网络营销行业的兴起，互联网营销从业人员数量以每月8.8％的速度快速增长，覆盖用户规模达到8亿以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较2018年底增长1.63亿，占网民整体的62.0％。2020年7月1日，人社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联合向社会发布了9种新职业，“直播销售员”被纳入职业工种。
社交网络、移动互联、即时通信的广泛应用空前扩展了传统人际交往空间。人们的交往不仅是在物理空间面对面交流，微信、微博、短视频等新的社交媒体，正在快速形成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作为载体赋予信息创造者充分的自由度，每个人是信息、知识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知识的发布者、创造者。当前，随着互联网普及，互联网带来信息获取成本大幅下降，知识更新迭代速度加快，围绕知识交流、协作创新的交往也将日益提高，“知识改变命运”“网络传递价值”将成为影响乃至改变社会结构的重要驱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1]
大数据正深刻改变着政府管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社会事业领域数据和资源集中整合，为政府及时、全面地掌握相关数据的变动情况和变化趋势提供了支撑。各国都在加快政府数字化转型进程，“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新方向。通过社会大规模生产、分享和利用数据产生聚集效应，工业生产、用电、运输、财政税收、工商登记等数据关联和融合分析，以及对市场主体、商品质量、消费投诉、商品价格、行政处罚、企业信用等数据的综合对比，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市场信息、经济运行走向、城市运转情况。数字政府建设、城市数据大脑的创新应用，将使政府决策更加基于科学的数据、分析和事实而非传统经验和直觉，避免随意性，大大增强了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城市管理的科学性、精准性、前瞻性（见图4-1）。
图4-1 城市数据大脑示例图
随着数据整合共享程度的提高，各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协同与合作不断增强，进而促进社会管理体制从碎片化向网格化转变。借助社会力量强化社会治理，共同应对复杂、突发社会问题，正在成为政府治理方式变革的重要方向。网络为多元主体协作提供了重要桥梁，政府数据公开为各方参与政府治理提供了手段。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在通过数据开发利用，能够帮助政府开展更多社会治理增值服务。然而，政府数据开放必须处理好效率和安全的关系，开放度不够容易引发信息冗余、信息垃圾、信息孤岛等问题，开放度过大也可能带来失泄密问题，甚至危及国家安全。
>>专栏4-3
数据技术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
当前，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革命推动我国社会治理重大转型，社会治理体系面临数字技术的重构。大数据正加速一切社会关系的足迹集合，并通过拓展平台功能、优化服务体验、创新应用模式，逐步解决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行动反应迟缓、治理效能低下等问题。移动互联网应用将深刻改变政府传统运行模式，构建起网络化、在线化、数据化和智能化全天候政府，精准服务、在线监管、预测预判、事中事后处置、网络民意调查等能力全面提升，创新了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模式。
推动公共服务理念、服务方式、服务手段的全方位创新与变革，是打造服务型政府的重点方向。通过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创新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以线上线下融合便利群众获取服务，成为各国着力构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重要方式。同时，大数据有助于政府部门更加实时、全面感知和预测公众所需的各类服务和信息，拓展与公众互动的沟通渠道，及时发现需求热点，多维度多层次展开分析，把面上的需求判断变为对需求细节的感知，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有针对性、更个性化、更加主动。
全球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呈现出全球化、多极化、数字化、新工业化等发展态势，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国家力量对比，奠定新的全球竞争格局。创新驱动成为许多国家谋求竞争优势的核心战略。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际产业分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筋骨”相连。虽然当前经济全球化面临挫折挑战，但其深入发展的大势难以改变。
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推进，技术和人才的全球范围流动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世界各国创新体系间的相互依赖度持续上升，通过创新组织方式的全球布局、创新要素的充分流动和资源互补，大大降低创新活动的成本和风险，不断提升创新的效率和水平。
国际科技合作主体不断扩展，发起大科学计划、建立政策性对话机制、共建研究平台、企业建立海外研发机构等合作新模式得到广泛应用。创新不再局限于内部研发，而是在更大范围内，运用技术、资本、平台等整合外部创新资源，实现更高的创新要素配置效率，通过创新成果转化推动产业链布局全球化和高效化。全球研发支出最多的1 000家企业中，绝大多数企业在海外开展研发活动。
与此同时，国与国之间的创新竞争迅速加剧，特别是人才竞争扩大到全球范围，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地位，提升对国际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发展中国家纷纷出台各种创新政策和高端人才计划，积极参与到全球创新资源和人才竞争中。
过去几十年中，全球化深入推进，但逆全球化的声音和行动也频繁出现。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由于国际贸易流通受限，一些依赖跨国供应链的企业生产面临阶段性的供应中断，使各国更加重视本土供应商。这些变化给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全球化拓展带来不确定性。
但同时必须看到，全球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海洋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带来重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单纯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推进创新，也没有哪个国家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世界各国更需要以负责的精神同舟共济，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携手把握新的发展机遇，对抗新的风险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和热烈响应。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导经济全球化，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全球化，才能真正把握新机遇，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全球80％以上的研发经费，集中在北美、东亚和欧洲三个地区。伴随着中国创新快速发展，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成为创新活跃地带，全球创新多极化格局加速形成。
当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凭借后发优势，实现群体性崛起，全球科技版图呈现多极化特点。研究发现，科学家流动的重心正在向东方迁移。进入21世纪后，亚洲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有所增加，日本、中国、以色列、土耳其等亚洲国家均有诺贝尔奖得主，以日本人数最多（见图4-2）。
图4-2 1921—2019年诺贝尔奖的全球分布
2008—2018年，全球PCT专利申请逐渐向亚洲国家迁移。数据显示，亚洲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比例由28.9％上升至50.5％。其余各大洲的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的比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欧洲PCT专利申请量由35.2％下降至24.5％，北美洲由33.4％下降至23.1％（见图4-3）。
图4-3 2008年、2018年全球PCT专利申请量分布占比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库。
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9年版《世界知识产权报告》，2000年之前，日本、美国和西欧经济体占全球专利活动的90％，全球科学出版活动的70％以上，随着中国、印度、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国家创新活动的增加，以上份额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降至70％和50％。2019年全球2/3的专利申请来自亚洲，技术创新的中心地带开始从美国和欧洲加速向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转移。
我国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投入总量将直追美国，研发强度已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目前，我国每年对全球研发经费投入贡献超过1/6，对全球科技期刊论文的贡献超过1/6，专利数量绝对优势稳固突出，专利质量有望大幅提升。图4-4为主要国家R&D投入占全球的比重，图4-5为主要国家和地区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PCT专利申请量的比例。
图4-4 主要国家R&D投入占全球的比重
资料来源：世界发展指标WDI。
注：图中2018年均为预测值，韩国2017年也为预测值，单位为现价美元。
图4-5 主要国家和地区PCT专利申请量占全球PCT专利申请量的比例
资料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统计数据库。
从成效看，我国创新集群发展空间巨大。目前，全球前100位的创新集群主要分布在北美、欧盟和东亚地区。其中，欧盟有创新集群27个，美国25个，中国大陆16个，日本、韩国和印度各3个。未来5至15年，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实施，创新集群数量仍有较大增长空间，创新集群的优势领域将不断扩大。
我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市场份额持续上升。进入21世纪以来，主要国家制造业的竞争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产出占世界的份额持续上升。2002—2016年，我国制造业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从7.3％上升到28.6％，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高技术产业占世界总产出的比重也从7.1％上升到23.5％，仅次于美国。从世界市场的产出份额来看，我国的制造业产出占到全世界近三分之一，在全球生产结构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见图4-6）。
图4-6 主要国家制造业与高技术产业占世界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2018》。
注：产出按增加值计算；中国数据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
当前，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数据成为重要生产要素，逐步渗透到社会生产全过程。5G、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快速发展，将新技术新产业基因源源不断注入到实体经济，驱动实体经济体系重构、动力变革和范式迁移。数字化趋势开辟国际竞争新赛道，美国、欧盟、日本、英国等陆续出台数字战略、数据战略，以期在未来产业变革中把握领先优势。
随着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许多国家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更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劳动生产率。数据要素驱动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高效利用，驱动实体经济生产主体、生产对象、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引领经济运行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跃升，重塑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强劲动能。在全球范围内，跨越发展新路径正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和经济格局正在孕育，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领带动作用不断显现。各国抢抓数字经济战略机遇，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纷纷采取了多项措施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包括整合设置专门的数字经济推进机构和职位，滚动出台数字经济领域的战略性政策，加大资金投入等，争相布局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领域（见表4-1）。
表4-1 部分国家或地区数字经济相关政策
资料来源：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国外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做法和启示》。
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度演进，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加速涌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法律监管、数据安全等问题。例如，无人驾驶技术涉及的安全技术标准、检验、登记、保险、事故认定等监管规则问题，新一代人工智能带来法律、安全、就业、道德伦理等问题，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带来数据安全与个人隐私信息保护等问题。电子商务、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税、数字货币、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成为全球国际规则博弈的焦点。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布局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以期在未来发展中保持竞争优势。
近年来，美国脸书公司推出Libra数字货币，法国征收数字税，G20大阪峰会发布了《大阪数字经济宣言》并首提“有信任的数据流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议题几乎已广泛渗透亚太经合组织（APEC）各委员会和工作组。2019年1月25日，76个世贸组织成员方发表《电子商务联合声明》，确定各成员方有意在世贸组织现有协定和框架的基础上，启动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议题的谈判。这充分证明，数字生态“新物种”正在对传统治理体系形成强烈冲击，成为全球课题。
各主要国家纷纷推动已成熟的国内规则“国际化”，纷纷利用APEC、G20等综合性多边机制推动内部治理体系国际化。与此同时，美国、欧盟、日本等从区域协定入手，“化整为零”推广各自的数字经济主张。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原有发展方式面临挑战，发达国家纷纷实施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战略，对高端制造业进行再调整再布局，以打造国家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见图4-7）。
图4-7 APEC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相关倡议
资料来源：《APEC数字经济相关倡议盘点》Stocktake of APEC Initiatives related to the digital economy.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3D打印、生物识别、新型材料等多点突破和融合互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快速兴起，制造业正在从“制造”变为“智造”，成为生产环节上下游积极联动的核心环节。国际制造企业布局平台化、扁平化趋势加速。随着数字技术在产业发展中不断渗透，价值链上下游的企业关系日趋扁平化，中间交易环节减少，为制造商直接联系消费者提供了可能，将改变以往垂直化的分工模式，不断形成网络状、节点式的扁平化分工模式。
以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为代表，发达国家对高端制造业再调整再布局，以打造国家制造业竞争新优势。德国出台《国家工业战略2030》，目标使工业产值占比提升至25％，以保证德国工业在欧洲乃至全球的竞争力。美国实施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鼓励政府部门、大中小微企业、行业联盟与协会、高等院校等广泛参与，共建政产学研用联合体。德国实施创新能力网络行动，大力推进建设创新网络，着力打通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渠道，促进科研成果的有效转化。在布局上，美国努力将墨西哥和部分拉美国家打造为自己的制造基地，西欧极力将东欧、土耳其等拉入自己的产业圈，日韩将供应链延伸到东南亚，全球可能出现多个高技术产业制造基地的新局面。
新工业化更加强调依靠创新和技术进步推动产业水平提升和价值链升级。智能化生产改变了传统生产环节的单一低级流水线作业的加工组装模式，利用高知识化和技术化建立壁垒隔离弱势企业，进而掌握生产环节的决策权力，升级制造环节的增值曲线，提升“微笑曲线”的中段。西方发达国家重启“再工业化”，实质是以高技术为依托，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如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环保、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工业体系。不少创新型大企业以底层基础技术与工艺构建起技术体系平台，集成全球创新资源，通过技术“锁定效应”实现“赢者通吃”（见表4-2）。
表4-2 部分国家新工业化相关战略
续表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释放更强增长动力，为加快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矛盾问题带来了重大机遇。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过去那种主要依靠资源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行不通了，必须依靠创新。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发展数字经济，采取审慎包容的态度促进新业态新模式新事物蓬勃成长，降低企业非税负担，并大幅提升政府服务便捷性，推动形成有利于新供给与新需求衔接的市场机制，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产业升级和动力变革，取得明显成效，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兴起，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培育壮大新动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作用，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提高服务新兴经济领域市场主体的快速响应能力和水平，构建形成适应新产业新业态发展规律、满足新动能集聚需要的政策法规和制度环境。要为创新创业清障搭台，优化服务流程，拓展发展空间，激发新的消费市场、就业形态和投资需求，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2015年以来，我国先后启动实施“互联网+”行动、大数据战略、工业互联网建设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制造业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绿色节能技术等不断融合，推动旧动能“焕发新春”，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占比稳步上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范围从商贸流通等服务业向工业、农业拓展；传统制造业加速绿色化改造，引导产业向更加清洁、节能和安全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基础弱、底子薄，关键技术能力和从业人员素质整体偏低。据有关机构测算，我国企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比例仍远低于欧洲和美国的水平。传统产业转型创新能力不足、行业地区发展不平衡、融合创新不充分等瓶颈问题亟待解决。
面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更高要求，必须“紧紧抓住创新、新工业革命、数字经济等新要素新业态带来的新机遇”，加快传统企业与互联网平台企业、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的联合创新，促进传统产业与金融、物流、交易市场、社交网络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跨界融合，推动知识、技术、数据要素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传统动能焕发生机。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进的必经过程。必须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化互促互进。
近年来，我国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产业结构逐步升级。服务业较快发展，工业结构继续优化，需求结构趋于优化，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有所缩小，创新驱动作用继续增强。
从经济周期演变的规律来看，要持续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必须进一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微观层面不断提高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经营效益。面对颠覆性创新将带来传统产业的“归零效应”和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我们必须直面挑战，抓住机遇，依靠创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通过创新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发展，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目前，我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工业规模跃居世界首位。但同时，我国产业仍然面临大而不强、大而不优，存在自主创新能力弱、关键技术和高端装备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亟须向价值链中高端跃升。
当前，我国面临着劳动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上升较快的严峻形势，传统支柱产业已经或即将进入生命周期成熟期，迫切需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发挥其对经济结构优化的支撑带动作用，更多承载创新活动和高端要素，形成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效驱动。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对优质充足、高品质、多样化的社会服务需求也更为迫切，需要进一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通过创新民生科技，提供更多“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社会服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社会服务特别是优质资源的需求也显著增长，而传统社会服务领域仍普遍依靠劳动力等要素投入，仍存在服务效率不高、受众有限、单客成本高等问题。以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在公共服务领域通过推进数字化转型实现资源倍增、服务提质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近年来，我国深入实施大数据战略等政策举措，推进电子政务“一网一门一次”改革，组织信息惠民行动，开展群众办事百项堵点疏解行动，深化“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便捷化水平，为拓展更大范围服务主体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提供良好发展基础。
当前，服务资源特别是优质资源还相对短缺，社会服务领域资源供给亟须与快速增长需求相适应。为突破社会服务资源供给瓶颈，需要进一步借助创新手段，以数字化转型扩大资源供给。通过教育、医疗等服务资源的数字化倍增，有效缓解社会服务资源约束难题，进一步扩大资源覆盖和服务范围。同时，进一步加大公共数据的共享开放力度，促进文化、教育、医疗健康、养老等民生领域优质资源的共享复用，更好满足群众快速增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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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解决资源供给瓶颈案例
推进社会服务资源数字化转型，促进优质服务资源共享复用。慕课（MOOC）技术利用互联网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授课者和学习者联系起来，中国大学慕课（MOOC）平台推动了1 000余所高校建设的1.25万门课程上线，供2亿多高校学生和社会学习者选学，将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提供给更多的受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紧紧围绕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持续加大公共服务力度、提高服务水平、拓展覆盖面，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同时，近年随着“互联网+”行动深入开展，“互联网+”在民生领域深化应用，不断拓展和延伸公共服务范围，取得显著成效。通过推进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组织电信普遍服务试点，支持贫困村光纤网络、4G基站建设，加快扩大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基础设施覆盖面，有力支撑网络教育、农村电商等依托互联网的资源共享需求。以在线教育为例，2019年，全国实现中小学（含教学点）网络接入率达98.4％，中小学多媒体教室覆盖率达90.1％，网络教育切实打开了孩子通过网络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网络就业创业改变命运的通道。
目前，城乡间、区域间社会服务资源布局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一体化联网服务、线上社会服务可及性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需要进一步通过创新方式，深化网络化协同，利用互联网泛在特性，推进服务远程可及、一体化协同，提供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社会服务。通过持续推进完善欠发达地区、偏远区域网络接入和基础能力，促进各类主体提供泛在性、广覆盖、均等化社会服务，推动优质资源向更广覆盖范围辐射，满足农村及偏远地区群众足不出户享受便捷高效服务的需求，不断缩小城乡、区域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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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化融合解决资源配置不均衡案例
深化区域间社会服务网络化融合，促进享受跨省、异地一体化服务便利。2018年9月，长三角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区正式启动异地就医门诊结算工作，截至2019年10月底，长三角地区全部41个城市完成全覆盖，联网医疗机构达到3 800余家，长三角门诊直接结算总量累计超过40万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近9 000万元。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富裕，人民对高品质生活追求越来越强烈，对便捷化、智能化、个性化、时尚化社会服务提出更多需求。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技术，推动“智能+”民生应用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发展，智慧旅游、智慧交通、智慧医疗等场景不断丰富。特别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众多领域成为新技术的“试验场”、新模式的“练兵场”、新业态的“培育场”，智能陪护、无人配送、全景旅游等快速涌现和发展，进一步为社会服务转型升级赋能，在满足了群众疫情期间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壮大新经济，通过培养消费习惯、增加用户黏性，有效激发新消费市场。
但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服务产品智能化水平仍显不足，新技术在满足多功能、个性化需求方面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新模式新业态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待进一步发掘。满足高品质社会服务需求，需要以智能化服务升级赋能，不断激发新消费、培育新动能，拓展“智能+”应用场景，带来更多高品质社会服务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满足人们多层次、个性化需求。同时，通过消费市场的升级，释放出更多发展新动能，形成可持续社会经济效益。
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参与全球大分工与经济大循环，通过持续产业升级，提高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逐步成长为世界工厂。截至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市场份额达到30％以上，占全球出口贸易份额13％以上，占全球进口贸易份额超过10％，我国已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或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仅把世界的机遇变成了中国的机遇，更把中国的机遇打造成了世界的机遇，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当前，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的应用提高了产业链相关主体的连接性，传统的链式结构进一步演变为全球范围内多主体协同的开放式合作网络，为在更大范围内整合资源提供了可能。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迅猛发展，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不断深化与重塑将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特征。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善于应变，依靠创新抓住全球产业重构的机遇，在产业链的生态中嵌入不可或缺的环节，推进产业链环节的一体化融合互动，实现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跃升。
从整体上看，我国目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位置，依靠“大进大出”的加工贸易提升了创新密集型行业出口占比。据中国社科院专家有关研究测算显示，从2009—2018年我国四大类货物贸易行业的出口占比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创新密集型行业出口占比最高，超过55％。从变化趋势看，2009—2014年我国创新密集型行业出口占比略有下降，2015年后该类行业占比呈逐年上升态势，截至2018年底已超过60％。总体上，我国出口贸易呈现“创新密集型行业主导”态势，充分反映了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产业技术转型升级的基本事实，揭示了我国产业链推动创新链跨越发展的动态过程。
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为降低成本，部分外向型加工企业转移到东南亚等成本较低的地区。面对新形势，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产业基础实力雄厚、产业链条完整，超大市场规模的特点，切实发挥内需优势，更好发挥创新作用，加大研发、设计等创新领域行业占比，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经济运行各个环节，推动实现内部自我循环，在填补外需下降的同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立健全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和推进数字政府建设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准确把握新兴技术发展趋势，充分运用新技术创新改善治理理念、治理模式、治理机制、治理手段，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管理服务创新，已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和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社会治理问题，提出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观念新论断新思想，提出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新飞跃。互联网“即时互动、海量协同”资源组织的特性，与多元协同治理的需求不谋而合。依托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和网络化社交工具，海量用户得以更便捷了解、评论或者参与到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使政民沟通渠道更加通畅和多元化。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深化，推动社会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利益关系日趋复杂，社会风险点传导更快。政府要维护庞大的社会良性运行，更应调动广大公民、社会的参与，更需要依托互联网等新技术手段，突破传统的封闭模式，促进政民互动，聚集民意和民智，推动政府一元单向的管理向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共治新格局转变，借助社会力量和集体智慧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行政审批大量减少，市场主体总量快速增长，新技术带动各类新业态层出不穷。新模式新业态的发展大幅降低了社会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门槛，互联网平台企业快速崛起，个人依托平台成为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微观主体，行业竞争格局瞬息万变，跨领域、跨地区的发展趋势越发明显。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跨界融合、平台生态等将更快发展，传统“以批代管”“重审批轻监管”“分业监管”“属地监管”等管理方式难以适应当前环境下市场监管要求。这对跨部门、跨地区协同治理提出更高要求，迫切需要落实包容审慎监管要求，深化信息技术应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向事中事后治理，扁平化、平台化管理模式转变，以协同治理的大系统激发跨部门协同治理的“化学反应”，推进治理模式创新，全面提升治理效能。
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互联网+政务服务”，国务院开通了“互联网+监管”平台，通过“双随机、一公开”充分提升监管的公平性、规范性、简约性，有效减少了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和寻租机会，促进依法行政、执法公正。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改革，推动构建方便快捷、公平普惠、优质高效的政务服务体系，提高了群众满意度。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行政权力运行方式，实现全程留痕、阳光政府，促进依法执政，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尊重，更是完善群众监督的重要支撑。面对新要求，迫切需要以互联网思维重塑新时代下政务服务的新模式，以现代信息技术整合政务服务资源、优化再造服务流程、固化行政权力监管，加快构建多级联动、规范透明、资源共享、业务协同的网上政务服务体系，真正通过制度安排让权力运行切实公开透明，营造阳光透明的治理环境。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治理的复杂度也将不断提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实践中，暴露出我国社会治理和智慧城市建设中依然存在不少问题。面对新挑战，迫切需要依托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社会治理向更加高效化、精准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源头治理、动态监控、应急处置和感知预警能力，提升政府决策支持和风险防范水平。
2016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网信办等部门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截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所有副省级及以上城市、95％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50％以上县级及以上城市已启动开展智慧城市相关工作。有关地方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积极运用大数据手段提高城市治理效能，取得了良好成效。
>>专栏4-6
我国完全有能力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大跨越
在重大变革面前，谁善于积势蓄势谋势，善于识变求变应变，谁就能赢得发展主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要充分发挥好我们的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继续在加快推进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建功立业，努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我国有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的最大优势，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于实现重大突破历史关口，很多技术日趋复杂，发展变化迅猛，迫切需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进行全局性统筹协调和组织动员，这是我国独特的政治制度优势。
有长期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创新基础能力显著增强，科技创新实力快速提升，科技创新主体不断壮大，为我国攀登科学高峰、实施创新驱动、参与国际合作、服务民生需求提供了强有力的基础支撑。
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我国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已经跨越一万美元的关口，中等收入群体大约有4亿人，市场主体达1.1亿户，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消费市场庞大，且具有明显的差异化、梯度化特点。不断壮大的、多层次的消费市场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深入推进实施，我国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积极进展，科技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持续上升，为建设科技强国奠定了雄厚的人才供给和智力资本。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审时度势精心谋划超前布局力争主动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0日。
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创新，带动了制造业产业链的重构，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生产方式转变呈现新的趋势。一是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大规模个性化生产。产品种类大幅增加，用于满足消费者更为广泛的个性化和差异性需求，用户的创新、创意在产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更为突出。二是刚性生产系统转向可重构模块化制造系统。新型制造系统以重复利用和更新系统组态或子系统的方式，实现快速调试与制造，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灵活性。三是工厂化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信息技术的飞跃发展使大量物质流被数字化而转化为信息流，因此除必要的实物生产资料和产品外，生产组织中的各环节有可能被无限细分，从而使生产方式呈现出社会化生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