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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快发展数字创意产业
“十四五”期间，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交汇期，也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关键时期。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创新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面向现代化建设总体目标要求，着眼应对瓶颈制约和风险挑战，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扩大开放拓展创新空间，完善融通创新生态，提升新型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加速汇聚资本、数据、人才等要素，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和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1]新型基础设施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
回顾近代人类社会发展史，基础设施建设贯穿于每一次产业革命进程中，直接影响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运河和铁路的出现降低了煤的运输成本，使蒸汽机得以广泛应用；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网的出现降低了电的生产和传输成本，使电力得以广泛应用；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期间，互联网的出现拓展了人们获取多元信息的渠道，使计算机得以广泛普及。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处在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各类新兴技术交织并进、融合互促，以信息基础设施为基础，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外延不断演进升级，影响广度深度进一步拓展深化，正对全球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2018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19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推进信息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2020年2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强调，要以整体优化、协同融合为导向，统筹存量和增量、传统和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打造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陕西、山西考察时多次指出，要推进5G、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建投资。2020年5月22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新型基础设施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社会各界对新型基础设施较为关注，对其内涵认识不断深化。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布局新型基础设施：一是信息基础设施。主要是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比如，以5G、物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撑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支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新产品与新服务研制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比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相较于交通、能源、水利、市政、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更加注重由横向覆盖向纵向渗透转变，由规模增长向集约高效转变，由刚性统一向智能敏捷转变，由封闭运行向开放共享转变。要把握新型基础设施的“新”特征，提升长期供给质量和效率。
范围“新”。与传统基础设施一样，新型基础设施也向社会提供基础性、公共性服务，具有资金投入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是典型的资本密集行业。但相较传统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和领域有较大不同。同时，由于各类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创新、融合性创新更加活跃，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新型基础设施的形态和边界不断演进拓展，范畴持续扩展延伸。比如，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服务。又如，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对传统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改造，实现了向智慧交通、智能电网等新型基础设施的转型。再如，随着人类认知和控制力极限向深空、深海、深蓝等极限方向发展，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由粒子物理与核物理、空间与天文等传统领域，拓展到海洋、信息网络等新兴领域，形态已经由集中的“大科学装置”拓展到多设施协同、网络化布局等。
技术“新”。传统基础设施技术相对成熟，而新型基础设施更加依赖新兴技术突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驱动下，相关技术创新速度更快、迭代周期更短。比如，与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数字孪生、物联网、车联网等信息技术，大多是近十年才出现，其具体的发展运营模式和对经济社会作用方式，仍需不断探索和创新。又如，信息技术具有广泛通用性，与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技术交叉融合，群体性、颠覆性突破将不断涌现，进而持续推进融合基础设施的演进升级。再如，生命科学领域突飞猛进，传统生物实验室远不能满足新技术研发需求，性能卓越、系统性强、技术复杂程度高的蛋白质生物医学成像、模式动物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极限研究手段，改变了生物医药等产业竞争格局。
需求“新”。新型基础设施可以实现数据的收集、存储、分析和应用，已为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提供了物质支撑，社会对新型基础设施的功能需求超出了以往范畴，更加关注其带动性、引领性和赋能性。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激发新的产业和市场需求。例如，5G商用化部署将推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终端、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新型工业机器人等新型终端的发展，也将使高清视频、无人机、远程手术等新型应用走向大规模普及，刺激新产业和新需求增长。又如，车联网的部署，将加速自动驾驶、无人驾驶汽车等的发展，给整个汽车产业带来新的变革。
模式“新”。新型基础设施的参与主体、建设场景较为多元复杂，投入、建设、运营和管理模式丰富多样。例如，目前5G网络主要由基础电信运营商承建，但在特定的工厂、码头、矿山等行业应用场景下，又有部分社会资本有较大承建意愿，要统筹发挥各方积极性。又如，数据中心投资规模相对较低，社会需求旺盛，各方投资建设热情较高，因而发展出自建自营、租用自营、合作运营、他建他营等众多模式。再如，城市大数据平台等重要的新兴融合设施，技术门槛高，研发投入大，后期迭代升级非常重要，完全靠公共部门建设维护较为困难，因此发展出政府主导型、政企合作型、企业主导型等多种模式，公共部门通过资源置换、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入高科技企业参与合作。
“十四五”时期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要强化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方向，深化技术创新，着力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破除制约发展的政策壁垒，充分调动社会各方资源，加速建设信息基础设施，稳步发展融合基础设施，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构建高层次高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
新型基础设施涵盖多个细分领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新型基础设施在公共属性、投资规模和运营主体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性，因此在新型基础设施政策设计时不能完全相同，要突出差别，因业施策，分类推进。
加快发展信息基础设施。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升级演进，部署5G网络建设，扩大千兆光纤宽带网络覆盖，建设新一代智能化超大传输容量光传输网络，提升多协议接入、智能化采集、高并发处理等物联能力，发展新型智能算力基础设施。
稳步升级融合基础设施。积极推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智慧交通、智慧港口、智慧能源中的应用，打造通用、互联的工业互联网，提升传统基础设施服务质量和效益。统筹推动传统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一体化、布局协调化、治理多元化、应用融合化，促进新型基础设施与传统基础设施融合发展。
超前部署创新基础设施。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科教创新基地、联合实验室和开源社区建设，推动协同创新，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打造创新基础设施的技术生态体系，构建紧密合作的创新网络。
新型基础设施技术属性强。要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和能力，实现快速迭代发展，提升服务能力和效率，衍生出新的内容和形式，辐射更多行业，塑造新的商业模式和服务形态，推动更多行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新产业。
提升信息网络技术水平。推进网络建设所需重大技术研发，促进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推进在车联网、“互联网+”协同制造等重点领域深化应用。强化标准制定和研究，夯实支撑作用。
提升智能优化技术水平。推动人工智能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创新，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应用领域，建设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促进成果扩散与转化应用，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条件支撑和配套体系。
提升融合创新技术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融合创新，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推进工业互联网网络与平台建设，培育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规模化定制等新模式。
新型基础设施具有投资大、技术门槛高等特点，项目投资回报率低、投资周期长，对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性创造性的诉求更加迫切。要放宽市场准入，强化投融资模式创新，完善配套监管体系，形成各类社会主体“敢投资”和各类项目“易融资”的常态。
进一步放宽业务市场准入。以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为靶点，制修订重点行业准入条件，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消除民营企业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的隐性壁垒，激发民间投资潜力。加大外资引进力度，真正实现应进则进。
进一步拓宽项目资金来源。坚持以市场投入为主，鼓励和引导多元主体加大投资力度。支持金融机构多途径增加有效融资供给，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供更多金融产品服务。充分利用基础设施信托投资基金（REITs）试点和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支持方式，创新政府引导方式。
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体系。按照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以促进提高市场主体竞争力和市场效率为导向，不断完善新型基础设施的监管体系，创新监管方式，强化政府、企业、公众、协会的协同监管，建立新型市场监管机制。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源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要根据技术特点和成熟度把握建设节奏，鼓励地方和企业开展多样化的商业模式探索，在应用中催熟商业模式，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优势企业，进而逐步加大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资力度，形成良性循环。
在公共性强、最低投资规模大的基础通信网络等领域，推动相关基础电信运营企业加大投入，鼓励投资多元化，提高设施的服务能力和效率，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
对于专业化服务要求高、规模化门槛低的平台，如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设施，政府应完善投资环境，系统规划引导各类企业加大投入，激发多元投资活力。
对传统设施改造的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主要以政府引导、企业实施的模式为主，迅速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发展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成为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2]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要明确支撑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加强科学探索和技术攻关，形成持续创新的系统能力。
推动科学技术发展，需要深化对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好科学研究和技术突破的关键特征，自觉以对规律的认识和对特征的把握来指导行动，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在重要科技领域成为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成为开拓者，创造更多竞争优势。
科学、技术和创新是不同概念，有其各自的内涵和发展规律，国内外学者将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作为一个基本问题，开展了大量的研究讨论。遵循科学、技术和创新各自发展规律，各国都致力于构建差异化的政策支持体系，并形成了一些普遍共识。科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认识自然规律、揭示事物本质，主要任务是提高人类认知水平，不追求直接经济效益。技术开发的主要目的是“改造自然”，主要任务是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追求先进适用。创新的主要目的是创造价值，主要任务是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等，追求市场竞争力。深刻认识和把握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客观规律，让科学研究回归公益属性，让竞争前技术开发回归应用引领，让产业化技术开发回归市场驱动，对我国选准科技创新主攻方向、合理配置创新资源、有力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今科技发展以群体突破、跨界融合为特征，不断挑战人类认知和控制能力极限，重大科学问题日益综合、复杂，凭借单一技术领域领先、某一产业创新优势很难形成体系化竞争优势，更加依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新型工具，需要多学科协同和先进手段的综合运用。比如，以硅基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为基础的集成电路技术逐步逼近材料和器件的物理极限，科技界、产业界启动超摩尔探索，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向更高更难更复杂的新材料、新结构、新原理宣战。
面对新形势，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基础科学研究主要依靠科学家原创精神，产业技术开发应用发挥好企业创新创造活力，战略性技术攻关强化政府“有形之手”作用，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加强科技安全风险防范，集中力量实现科技创新重大突破。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开关。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短板依然突出，重大原创性成果缺乏，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准确研判重大科学问题的突破方向，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础、储备长远，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夯实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根基。
一方面，基础研究不断向宇观拓展、微观深入和极端条件方向加速进阶发展，一些重大科学问题可能出现原创性突破。比如，随着观测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人类对宇宙起源和演化、暗物质与暗能量、微观物质结构、极端条件下的奇异物理现象、复杂系统、脑科学研究等的认知将越来越深入，要加强面向世界前沿的科学问题研究，强化对宇宙结构与演化、粒子物理、地球探测、生命起源与演化、脑认知与类脑智能等领域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另一方面，前沿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可能改变和丰富人类对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基本认知，不同领域的交叉融合发展可望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要加强基础科学问题研究和交叉研究，推动数学、物理、化学、生命、地球、工程与材料、信息、医学、管理等各学科领域方向的基础科学问题研究，鼓励开展跨学科研究。
此外，基础和应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面向实际应用、开发全新市场的场景式研发与创新，正有力地促进着多领域技术组合，进而对基础研究形成逆向牵引，要强化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推动重要领域的共性理论突破。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高技术研究，是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的关键。当前，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必须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着力攻破关键核心技术，抢占事关长远和全局的科技战略制高点。
从发展趋势看，战略高技术的制高点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拓进，不断开辟人类认识世界、利用资源的新疆域，太空、深远海、互联网络等已经成为战略必争之地。比如，空间站、载人航天器等战略高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技术广泛向金融、工业、交通、电力等行业渗透。要聚焦在信息、生物、新材料、空天、制造、新能源等方向，部署战略高技术研究。
在信息领域，重点开发新一代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先进计算、移动通信、区块链、基础软件等技术。在生物领域，重点推动分子育种与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精准医学、生物数据开发与共享等技术。在新材料领域，重点推动材料基因工程、材料素化、结构与复合材料、功能与智能材料、电子材料等技术开发。在空天领域，重点推动空间飞行器在轨服务、先进宇航动力、空间物资利用及制造、空间智能控制等技术。在先进制造领域，重点推动高性能制造、智能工厂、激光制造、增材制造、半导体制造等技术研发。在新能源领域，重点推动先进核能、先进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新型风光发电、非常规电能传输等技术突破。
科学研究既要追求知识和真理，也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努力，我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少领域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十分迫切。我国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驱动力明显减弱，社会发展面临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战，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为推动产业创新发展，要依靠新技术推动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瞄准信息通信、能源、材料、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医药等领域，加快突破核心技术和系统性技术解决方案，解决瓶颈制约问题。为实现绿色发展，要增强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发展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环境污染防治、废弃源头减量减害等技术。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要发展绿色高效用水、智能农林业装备、农林产品精深加工、智慧农业等技术，加强新兴服务、创新型科研服务、科技云平台、媒体融合等技术开发和应用。为推动全社会共享技术发展成果，要加强慢性病治疗与精准医学、传染性疾病防控、新药创制、创新医疗器械、中医药传承创新等技术研发，开发社会风险防控、产品质量安全、生物安全、交通安全、公共安全装备等技术，发展智能建造、低碳城市能源系统、智慧出行、智慧物流、智慧市政系统。
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国家实验室是攻坚克难、引领发展的战略科技力量。要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以重大科技任务攻关和国家大型科技基础设施为主线，整合全国创新资源，建设突破型、引领型、平台型一体的国家实验室。围绕重大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融通发展。
强化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创新人才培育能力。推进高等院校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允许高等院校自主开展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引导实施大院系改革，积极培育新兴学科。着力深化科研院所分类改革，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强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引领能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技活动开展中具有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已经成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物质技术基础。要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支撑重大科技突破为目标，对接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重大建设工程等任务实施，分类推进任务导向型、应用支撑型、前沿引领型、公共平台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重大创新活动提供极限研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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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为探索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引领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手段的大型复杂科学技术研究装置或系统，是突破世界科技前沿和解决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国家安全中重大科技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是国家统筹布局、长期稳定运行、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新型基础设施。
“十四五”时期，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强化自主研制，完善体系布局，支撑核心技术创新，建设高水平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体系。着眼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强化设施布局的前瞻性和战略性。着眼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对核心技术的强大需求，强化设施布局的实用性和开放性。着眼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目标，强化设施布局的系统性和连续性。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要培育一批核心技术能力突出、集成创新能力强的创新型领军企业。要发挥市场对技术研发方向、路线选择、要素价格、各类创新要素配置的导向作用，让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鼓励行业领军企业建立高水平研发机构，形成完善的研发组织体系，集聚高端创新人才。
强化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平台建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和行业发展方向，强化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平台建设，整合行业上下游、产学研创新资源，共同建设规模体量大、单个创新主体建不起或多个创新主体分建不划算的开放性创新平台，汇聚优秀创新人才，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发展行业前沿共性技术研究体系。支持部分大型企业依托转制科研院所，组建面向行业共性基础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开发的行业研究院，增强共性技术研发能力，开展下一代战略性技术和产品开发。
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龙头企业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力量建立创新联合体。引导领军企业联合中小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围绕产业链系统布局创新链，提供产业技术整体解决方案。
建立专业化技术转移服务体系。完善科技创新服务链条，以技术市场、资本市场、人才市场为纽带，以重大需求和场景为驱动，发展研发设计、中试熟化、创业孵化、检验检测认证、知识产权等各类服务机构，破解从技术突破、产品开发到市场应用、产业发展的瓶颈，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培育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新型研发机构是聚焦科技创新需求，主要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研发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管理制度现代化、运行机制市场化、用人机制灵活的独立法人机构，旨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要围绕区域性、行业性重大技术需求，发展面向市场的新型研发机构，推动投资多元化、运行模式多样化，提供多种形式的先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孵化等服务。
建设开放联动的技术市场。聚焦国家和区域、行业发展需求，构建多层次技术市场体系，强化互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应用，实现成果、资金、人才、服务、政策等创新要素高效集聚流动，推动技术市场与资本市场联动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紧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着力壮大新增长点，形成发展新动能。[3]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全局和长远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知识技术密集、物质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一系列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策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营造有利发展环境。近年来，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制造、生物、绿色低碳、数字创意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跨界融合趋势愈加明显，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社会正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期，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积聚力量，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融合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不断开辟生产力发展新空间，创新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技术变革驱动和新需求引领，让一些原先受到技术瓶颈约束的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也催生了众多新产业，给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扩容增效带来新机遇，发展空间十分广阔。
“十四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要积极适应新变化新趋势，牢牢把握新机遇，持续壮大优势领域，积极拓展新领域，推动以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技术融合为驱动力，能够引领创造未来社会发展新需求，拓展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空间，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产业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引擎。例如，要推进生命健康产业发展。构建基于干细胞与再生技术的医学新模式，促进组织工程产品和生物3D打印产品的应用转化。加强合成生物技术研发与应用，研究推进人工生物器件临床应用和产业化。加快脑科学领域关键技术突破和产品研发，研制脑机接口及类脑人工智能器件，发展智能化社会服务技术及平台体系。又如，要推动空天海洋产业发展。发展快速、机动、可靠、安全、廉价、可重复使用的运载技术。研制新型应用卫星，服务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新一代深海远海极地技术装备及系统。建立深海区域研究基地，支持海洋资源利用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研发极地资源开发利用装备和系统，发展极地机器人等装备。再如，要加快构建新型信息网络体系。系统布局新型网络架构、技术体系和安全保障体系研究，研发自主网络操作系统，研究构建泛在融合、绿色带宽、智能敏捷、集约高效、安全可信的新型网络。
“十四五”期间，要立足我国庞大工程师红利、市场空间广阔、资源能源供给相对充裕等优势，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发展实际和需求，最大限度释放企业的创新活力，激发人才的创新潜力，强化产业全局统筹和重点推进，加速培育壮大经济增长新动能。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以夯实产业基础能力为根本，系统梳理我国重点产业领域的科研实力和技术储备现状，加快基础零部件、基础原材料、基础工艺和产业技术基础等产业基础领域补短板。构建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体系。遵循科技创新、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快形成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技术突破、以技术引领产业发展、以产业推动技术创新的良性循环，着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培育壮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发展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在细分领域打造一批具有较强创新力的“隐形冠军”企业，提升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水平。
促进技术创新和传统产业发展相融合。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和人才资源的带动整合作用，重点推动新兴技术与医疗卫生、农业农村、健康养老、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产业融合，实现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的转型、带动和跃升。推动不同产业和应用场景相融合。在部分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率先打造若干网络经济先行示范区，持续扩大智造经济中高端市场供应的规模，大力推动生物技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拓展绿色经济应用示范空间，全面提升创意经济产品服务质量和水平。推动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相融合。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与城市群、都市圈建设有机融合，加快形成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发展态势。
优化产业集群区域布局，结合国家区域战略，着力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生产力布局，推动形成“创新引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区域发展格局。提升集群竞争力影响力。加快引导政策、人才、资金和数据等资源要素有效集聚，打造集群快速发展所需的环境，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培育形成一批产业生态主导型企业，不断提升企业及集群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推动产业集群协同合作。引导集群与集群之间，通过联合开展技术研发、产品创新、生产经营等形式，构建产业间链式发展、区域间相互合作的协同发展机制。
创新治理方式。进一步放宽新产业、新业态的市场准入，探索包容创新、多元参与的监管方式，破除旧管理规制对新技术、新业态发展的束缚。构建宽容失败的法律保障体系，构建更加有利于创新创业者轻装上阵、东山再起的制度体系。持续完善产业发展政策环境。探索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人才引进和培育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加快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标国际先进水平，确立对内外资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一视同仁的营商环境和基本制度规范。加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度，积极完善适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特点的信贷管理和贷款评审制度，探索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融资信息服务平台，促进银企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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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
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是落实国家区域战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的有力举措。
“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将主要围绕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汽车、数字创意等领域，统筹谋划、分类指导，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生产力布局，部署一批具备世界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在产业公共服务能力、龙头企业培育、产业生态建设、财税金融支持、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按照“先行先试、成熟一批、推广一批”的方式，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间纵向链合、横向协同的能力，提升重点区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协同发展水平，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打造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有机结合的新增长极。
立足发展需要和产业基础，大幅提高现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水平，继续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生物产业、绿色低碳、新材料等产业高质量发展，构筑产业体系新支柱。
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本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未来五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重点是实现从产业到经济的转变。“十四五”期间，加快推动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大数据、AI算法、人工智能、无人驾驶、量子计算等领域的研发，推广机器人、北斗导航等应用，推动智慧交通、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超高清视频等发展。
高端装备是我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主要短板，是我国与美国、德国等制造强国的主要差距所在，也是我国把握制造业转型升级主动权、形成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所在。未来五年，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发展重点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强化新材料研发能力，前瞻布局前沿新材料研发；研发数控机床、通用航空、智能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和电子元器件等领域中的关键技术装备，推进装备制造商的服务型制造转型；推动航空产业领先突破，加快卫星及应用产业发展，强化轨道交通装备领先地位，增强海洋工程装备国际竞争力。
现代生命科学及生物技术与信息、材料、能源等技术加速融合，融入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生物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最快、技术创新最活跃的产业之一。未来五年，生物产业的发展重点是实现从培育到壮大的转变，要加大力度支持生物创新药、医疗器械等研发和产业化发展，提高药品供应保障和重大疾病防治能力。加快农业育种向高效精准育种升级转化，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物育种企业。
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是时代主旋律，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的革命性进展是产业变革的关键。未来五年，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绿色低碳产业的发展重点是实现从倒逼到引领的转变，要推动可再生能源利用成本不断下降，加快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等产业推广普及，推进节能装备、节能技术系统集成、节能服务建设，提升绿色化发展水平。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VR）、超级感知等新一代科技革命不断将数字创意产业推升至全新的高度。未来五年，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是打造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底蕴，提升创作生产及传播服务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创新设计水平，实现资本和技术双轮驱动，打造国际数字创意城市，支持鼓励有条件企业走出去，强化对外输出文化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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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生物经济
当前，伴随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长，生物经济正处在孕育待发的重要历史关口。总体来看，生物经济是基于现有生物技术及其外延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经济模式，基于生命科学理论，以基因、细胞、育种、合成生物等技术进步和普及应用为特征，围绕保护、开发、配置、使用生物资源，提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模式及制度体系的新经济形态。
生物经济以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基础，基因、细胞、生物体等实物资源和生物数据资源，是厚植生物经济竞争力的源头所在。生物经济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条件，基因测序、合成生物等技术的持续涌现，为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能。生物技术广泛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是生物经济重要特征。细胞治疗技术推动生物医药发展，生物育种技术有效保障粮食安全，生物基材料技术为人类绿色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生物经济的发展需要政策体系保驾护航，对政策稳定性、部门协调性提出很高要求。生物安全是生物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需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发展大局，围绕重大传染病、动物疫情、生物技术滥用等领域，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4]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通信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深度融合应用，重塑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新范式，正随着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作用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形成和发展。当前，以网络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创新多领域、群体性加速突破，大量数据资源不断产生并对经济运转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经济运行成本逐步降低、效率显著提升，数字经济正在带动整个经济形态发生变革。用好新要素，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壮大经济发展新动能、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具有重要意义。
回顾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历程，从1994年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算起，经过近30年发展，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不断深度融合，逐步构建形成了新的经济形态，总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4—2003年，以我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为标志，这一时期的数字经济以信息内容服务为主要特征。新闻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迅速涌现并发展壮大：“数字福建”启动实施，区域信息化发展进入顶层设计发展阶段；以“三金工程”（金关、金卡、金桥）为代表的政府信息化正式启动，政府办公进入信息化支撑的发展阶段。第二阶段：2003—2013年，以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为标志，这一时期，以第三代移动通信（3G）为代表的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带动新产业新模式大量涌现，互联网开始向以商贸为代表的多个领域扩展应用，社交网络开始出现。金盾、金审、金税等“十二金”工程启动建设，政务信息化进入业务信息化支撑阶段。第三阶段：2013—2019年，以“数字中国”建设和大数据战略、“互联网+”行动实施为标志，我国信息化发展进入以“数字中国”为顶层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广泛融合的发展阶段。数据成为重要资源，大量互联网平台蓬勃发展。政府进入了以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为代表的大平台大系统大数据阶段。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兴起。第四阶段：2019年开始，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为标志，数字进入以数据要素为引擎的新阶段。这一阶段，数字经济正在逐步成为引领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数据要素深度融入各行各业，对传统生产要素的渗透、带动和提升作用不断增强，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不断凸显。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和跨界融合的生态正在形成，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形态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政府信息化开始向数字政府整体转型演进。数字化生产关系快速重构。数字货币、数字证照、数字签章、数字凭证、电子发票等创新应用快速涌现，平台经济、共享经济、数字贸易等经济新范式广泛兴起，推动传统经济范式发生变革。
准确把握和理解数字经济发展的特点，对于推动“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数字经济目前的整体发展趋势看，需要把握好以下特点。
着力发挥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每一次经济形态的启动和成长阶段，新的基础设施会大规模率先快速扩张从而对经济发展形成支撑。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需要网络等信息基础设施作为载体，支撑数据要素发挥作用。同时，通过融合基础设施的广泛部署支撑更多传统要素实现数字化，进而为生产要素的重构变革和引领物资流、人才流、技术流和资金流创造基础条件。
构建合适的体制机制实现数据资源高效集聚利用。不同于传统生产要素，数据具有非排他性、使用价值难以衡量、权属难以确定等新的特点。需要构建合理的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保障数据要素流通，才能有效地发挥好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关键性作用。
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性，提高有限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依托网络信息技术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平台能够有效降低信息搜寻和处理成本，从而提高了既有资源与要素的配置效率。依托互联网平台构建形成的定制化生产模式，让消费者需求能够及时与生产者实现精准匹配，从而让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的转变成为可能。
打破各类要素投入生产的时空约束，扩大生产要素供给。通过将现有的生产资料数字化，能够助力有效跨越时空的阻隔，实现生产要素的高效供给。远程办公平台让人们跨越了物理空间的阻隔，扩大了劳动力的供给与劳动时间的投入。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各种灵活就业让个人不必进入特定的组织就可以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个体直接受市场利益驱动，能够极大地释放其积极性和创造力，客观上就是增加了知识、劳动力等更多生产要素的供给。
发挥好信息技术的作用，有效放宽事前准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工业经济时代，事前信息不对称性大。因此通过加强事前治理，规定经济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前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风险。数字经济时代，技术条件发生根本变化让放宽事前准入，加强事中事后治理成为可能，同时也成为促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的内在要求。一方面，信息技术使得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事前信息不对称程度大幅降低。严格事前监管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的必要性从根本上被削弱。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有了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互联网相关技术快速迭代，行业竞争格局瞬息万变，面对海量市场主体涌入，传统的“以批代管”“重审批轻监管”的管理方式已跟不上数字经济时代创新发展的节奏和步伐。
积极推动模式创新，加强跨部门协同，实现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数字经济时代，海量个体参与市场竞争，跨界竞争成为常态，平台开始具备了公共属性，治理体系正与时俱进，进行着适应性调整，呈现出新的特征。各类主体的数字化发展为基于大数据的技术创新管理提供了手段。同时，跨界融合成为发展常态，一点接入全网服务成为基本特征，跨领域、跨地区的发展趋势越发明显，对跨部门协同配合、联合管理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平台作市场活动的组织者，数字经济时代需要将平台以及平台的广泛参与者均纳入治理体系，明确责任边界，利用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治理已经成为治理模式创新的新方向。
“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要着力发挥好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关键作用，发挥好数字技术的驱动作用，着力提升数字化生产力，加速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数字化发展步伐，带动数字经济向着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健康发展。
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构建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制度，持续提升数据要素治理效能，平衡好数据要素的收益分配，形成高效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
健全完善数据要素管理制度。统筹推进数据要素配置管理，加快制定数据要素基础性制度，为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提供基本政策依据。研究推动制定数据定价标准，为数据交易提供定价依据。适配优化与数据要素流通相关的财政、税收、金融、投资等政策，健全完善与数字化生产力相匹配的数据要素流通分配政策。推动明确数据权利类型，确定数据权利主体，厘清数据的控制边界和使用范围，实现更加安全高效有序的数据确权和价值流转。
推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推动完善数据资源体系，健全数据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加强数据资源采集汇聚，推进数据采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应用等全生命周期价值管理，构建全流程数据链。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鼓励依法合规开展数据交易，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价值，积极推进生产领域数据资源价值化进程。
部署提升数据应用和运算能力。统筹推进全国一体化国家大数据中心体系布局，加强通信、电力、能耗、城市规划、产业布局等方面政策协同，加快完善行业标准规范，强化技术产品联通适配，促进跨行业、跨区域业务协同应用，打造数字供应链。推动国家算力资源优化配置，积极引导区域行业性云计算中心、灾备中心等合理规划和布局建设。在城市交通、能源、通信、环保等公共基础设施中广泛部署智能感知终端，形成全面覆盖、泛在互联的智能感知网络，提升公共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
着力夯实数字化转型基础支撑能力，强化数字化转型服务和能力供需对接，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着力推动打通数字化转型整个业务环节，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
完善数字化转型的支撑体系。加快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研发应用。鼓励各类平台、开源社区、第三方机构面向广大中小微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开发工具及公共性服务。拓展数字化转型多层次人才和专业型技能培训服务。以政府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等方式，鼓励平台面向中小微企业和灵活就业者提供免费或优惠服务。
加快传统企业转型步伐。实施“上云用数赋智”行动，提升产业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鼓励平台企业创新“轻量应用”“微服务”，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低成本、低门槛、快部署服务，政府和市场共同发力，降低转型成本。培育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树标杆示范，发布典型案例和转型指引，发展网络化、智能化、定制化新型生产方式，促进网络工厂、模拟制造、个性生产、众包设计等新模式新业态发展。
建立产业互联网平台生态。鼓励有能力的企业开放转型资源，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转型。引导平台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开放资源，鼓励以区域、行业、园区为整体，共建数字化技术及解决方案社区，构建产业互联网平台，为中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协同推进供应链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要素供应链化，支持打造“研发+生产+供应链”的数字化产业链，支持产业以数字供应链打造生态圈，构建“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
推动数字产业化，打破传统惯性思维，发挥好信息技术创新驱动的作用，不断催生新业态新模式，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深入推动实施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培育行动，给市场创新提供更多想象空间，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激活要素资源，激发市场活力，更好地释放数字化在实体经济各领域创新效能。
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积极培育壮大数字化生产力，推动核心电子元器件、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关键算法、数据库、边缘计算、区块链、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内生安全等数字技术和产业发展。推动完善数字产业链条，壮大产业集群，打造数字化生态。培育跨领域、协同化、网络化的数字经济创新平台。
着力培育新型消费服务模式。推动建立与线上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创新服务模式供给。着力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深度融合，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对有限实体资源的放大效应。支持发展常态化的远程办公，支撑提高工作效率、业务协同模式创新和业务组织方式变革。打破传统业态按区域、按行业治理的惯性思维，探索触发式监管机制。
积极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处理好代替老就业与创造新就业的关系，进一步支持新型就业形态蓬勃发展，完善就业劳动保障制度，降低依托互联网平台灵活就业创业门槛。推动降低个体经营者线上创业就业成本。着力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鼓励“副业创新”。探索适应跨平台、多雇主间灵活就业的权益保障、社会保障等政策。探索对创造性劳动给予合理分成，降低创业风险，激活全社会创新创业创富积极性。
大力培育共享经济新业态。探索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革，大力推进实物生产资料数字化，促进生产资料共享，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引导增值开发应用。推动开辟共享生活新空间，大力发展生活消费新方式，培育线上高端品牌。推动打造共享生产新动力，探索构建高质量的生产服务要素，依托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盘活闲置资源。
>>专栏5-4
鼓励发展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激活消费新市场方面，将健全完善与线上服务新业态新模式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创新服务模式供给，培育线上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数字化治理等线上服务新业态。
壮大实体经济新动能方面，将提升数字化转型公共服务能力和平台“赋能”水平，增强数字化转型能力供给，降低转型门槛，培育产业平台化发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产业园和产业集群，发展基于新技术的“无人经济”。
发展新个体经济方面，将推动完善保障制度，推广线上线下融合服务，促进自主就业、“副业创新”、多点执业等就业新业态发展，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内生动力。
创新生产要素供给方面，将探索深化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改革，以物质生产资料数字化支撑共享共用，发展共享生活、共享生产、共享生产资料、数据要素流通等共享新模式。
着力提升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强化多元治理、技管结合和数字化公共服务创新。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手段，推动数字经济治理由封闭管理向开放治理、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治理转变，实现治理思维变革、治理手段优化、协同治理进阶。科学制定发展规则，合理设置安全阀与红线，探索治理新模式，防范和化解安全风险。
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深入推进政府各层级、各部门间数据系统整合共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标准、规则体系建设，加快构建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制度体系。建立完善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进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规则。积极探索推进治理体制机制改革，以适应数据跨境流动、数字税、数字货币等新治理领域。
构建包容审慎监管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推进政府治理理念、方式变革，深化包容审慎监管，探索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触发式监管模式。探索推进区块链技术等创新应用，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落实互联网平台主体责任，引导互联网平台加强自律，规范管理和经营行为。加快构建第三方协同治理体系，鼓励行业协会等专业力量参与监管，拓展公众参与治理渠道，形成全社会共享共治体系。
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完善城市感知网络部署，推进城市一体化监测感知能力建设。探索建设基于城市治理服务场景的城市数据大脑，推动城市神经系统往基层下沉、向周边拓展，深化安全管控、交通治理、城市管理等智慧化应用，构建一体化运营管理、应急处置智能决策系统。加快构建区域间新型智慧城市联网标准、规则体系，推进跨区域治理一体化能力建设。
完善网络空间安全保障体系。要充分利用社会化信息平台资源，构建形成协同联动、开放共治的网络安全协同治理业务体系，要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确保个人隐私和大数据安全，实现全天候全方位感知和有效防护。推动网络安全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创新区域高度集聚的规律，形成几个具有创新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区域性创新平台。[5]建设区域创新高地，要聚焦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强大的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示范带动效应的区域创新高地，辐射带动全国创新发展。
在现代区域经济格局中，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集聚能力强、空间效率高、规模效应明显，是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在创新资源高度集聚规律作用下，全球创新资源加速向若干区域集聚，催生了一大批创新要素集聚、创新体系健全、创新效益高、创新效率好、辐射带动作用强的创新高地，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放眼世界，美国的波士顿—华盛顿城市群、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等，都是本国经济发展极为重要的创新增长极。这些区域汇聚了本国乃至全世界大量的创新资源，也贡献了大部分的科技创新成果。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机构共同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东京集中了日本约30％的高等院校和40％的大学生，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50％的PCT专利产出和全世界10％的PCT专利产出。
创新高地作为影响区域发展的重要变量，是后发地区迎头赶上、实现跨越发展的新动力。比如，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地区由于水运便利、矿产丰富，在19世纪后期已经成为重工业中心，但随着传统重工业纷纷倒闭，该地区从繁荣走向衰落，被形象地称为“铁锈地带”。随着科技创新的发展及其强大的带动作用，密歇根州安娜堡集聚了大量的人工智能企业，匹兹堡从一座钢城转变成全球机器学习中心，“铁锈地带”焕发新生机。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发展动力极化现象日益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比较明显，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一批大城市发展势头较好，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确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等重大国家战略，强调要充分用好“产业和人口向优势区域集中，形成以城市群为主要形态的增长动力源，进而带动经济总体效率提升”的经济规律，在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在区域间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增强创新发展动力，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
“十四五”时期，打造区域创新发展的新高地，要在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创新高地建设的内涵与特征，要强化“五个一流”建设。
从国际经验看，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创新高地必不可少的坚实组成部分。比如，美国硅谷的直线加速器中心国家实验室，拥有直线高能电子加速器、正负电子加速环、同步辐射光源、正负电子对撞机与直线对撞机等10余个大科学装置；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拥有先进光源、粒子加速器、电子显微镜等众多大科学装置，雇员超过5 000人。依托这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家们发明了喷墨印刷术、光盘记录仪、鼠标输入器和计算机用户界面等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颠覆性技术，进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产品、演化出新的模式、催生出新的产业、引领着新的发展。
建设创新高地，必须依托科研机构、研究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建设一批新兴学科群和工业实验室，为学科交叉、技术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比如，作为美国硅谷引擎的斯坦福大学，通过发展核物理、半导体、互联网等新兴学科，建立斯坦福科技园，把硅谷变为了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创新高地。再比如，在北京中关村，得益于中科院、北大、清华在微电子、软件工程、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的雄厚基础，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成就了该地区在全国的创新领导者地位。建设创新高地，必须依托于大学和科研院所，大力发展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这将直接决定创新高地的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创新高地不仅要在科技前沿方向上实现并行、领跑，更要努力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个意义上，企业在创新中的重要角色，以及推动创新高地建设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可忽视。纵观全球，没有代表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处在时代前沿的创新型企业，创新高地的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欧盟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研发前1 000名的大企业中，有264家总部位于硅谷、东京、巴黎、伦敦、纽约、波士顿和慕尼黑等7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高地。硅谷的发展历程也证明，正是仙童、思科、英特尔、苹果、特斯拉等一批批在这里孕育壮大的创新型企业，才充分展现出硅谷作为全球创新高地的活力和影响力。
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全球著名的创新高地，都集聚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企业家和高技能人才。比如，作为世界原始创新的主要中心，伦敦地区产生了103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研发人员主要在科技企业工作，推动伦敦高技术产业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增长。
建设创新高地，不仅需要“硬条件”，还需要“软环境”，为创新提供沃土。从国际国内经验看，只有从法律层面和实践层面切实保障创新者的收益分配权，才能更好地激励创新和成果转化；只有对知识产权给予及时、全面、有效的保护，人们才愿创新、敢创新、能创新；只有强化资本支持，科技成果才能完成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
“十四五”时期，要适应新形势，围绕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有力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科技创新中心，打造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持续涌现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提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四大城市群配置全球要素和创新策源能力，使之成为引领我国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动力源。
“十四五”时期，要聚焦引领带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目标，集聚一流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研发机构，贯通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化等创新链条，加快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成果，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大力支持建设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引领示范和核心支撑作用，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
推动上海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发挥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的头雁效应，不断强化在服务国家参与全球经济科技合作与竞争中的枢纽作用。
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建立健全创新合作机制，共同建设开放型区域创新体系。
支持成渝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发挥国家战略大后方比较优势，强化重庆和成都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大力增强协同创新发展能力，增强西部高质量发展动力。
“十四五”时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要以强化原始创新功能为主攻方向，布局建设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和前沿交叉研究平台，推动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深度融合，营造自由开放的创新环境，努力实现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发展新理念从无到有的跨越，产出重大原创科学成果和颠覆性产业技术，夯实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根基。
大力推进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聚焦物质科学、空间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等领域前沿方向，强力支撑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强化支持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以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等重点方向为突破口，打造大型开放式研究基地，成为带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高地。
稳步推进安徽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着重强化量子信息、核聚变能源等方向的国际领先地位，支撑重大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
加快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打造应用基础研究集聚地、中试验证和成果转化基地、体制机制创新综合试验区。
“十四五”时期，要引导各类创新园区依托所在地区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制度优势，提升各类园区创新能力，因地制宜探索各具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模式，成为地方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载体。
要发挥国家级新区创新功能，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市场活力，采用市场化方式促进产业集聚，完善扶持政策，加大扶持力度，培育特色鲜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的优势产业集群和特色产业链。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要围绕做实做好“高”和“新”两篇文章，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先行先试力度，促进科技、人才、政策等要素的优化配置，完善从技术研发、技术转移、企业孵化到产业集聚的创新服务和产业培育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
经济技术开发区要整合国内外创新资源，深化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着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发挥在创新发展中的引领示范和辐射带动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时指出，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十四五”时期，要把握好融通创新的时代特征，打造创新主体高效协作、创新资源有序流动、创新政策激励相容、创新活力竞相迸发的新生态，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生态体系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创新主体定位、创新要素配置、创新协作机制、创新制度设计和创新政策安排等各个方面。经过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的创新生态体系不断优化和完善，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推进融通创新是党中央、国务院深刻把握全球创新发展大势和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的一个重要决策，也是“十四五”构建更具活力创新生态体系的一个全新命题。
融通创新是全球创新生态演变的重要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逐步颠覆传统生产工艺和产业组织体系，催生大量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展，全球创新发展格局和创新组织模式也因此发生深刻变化，学科交叉更加紧密，主体分工日益模糊，创新要素流动加快，产业间相互渗透，区域间合作紧密，长期发展形成的个体创新、建制化创新生态正向融通型的创新生态演进，平台化、网络化、协作化成为创新发展新特征，无论是科学家、大企业还是普通创客，越来越多地拥有平等开放参与创新活动的机会，国家间的创新实力竞争，开始从个别人、个别机构的竞争向创新生态能力的竞争转变，哪个国家资源融通的能力强、创新主体协作得好，哪个国家就更容易赢得主动权。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从企业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到国家创新体系，从科技创新到全面创新，需要按照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要求，重构组织模式，大幅提升效能，构建更具竞争力的创新生态体系。要推进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现代金融、人力资源的更紧密结合，打通科技与经济之间的通道，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效率；要提升全社会创新资源的动员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加速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强化产学研用相关机构的协作，提升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保障能力，形成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发展格局。
当前，我国各类创新主体的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但主体之间的协同配合仍存在不少瓶颈制约。要更加重视各类创新主体之间的协同和融通，推动形成创新合力。融通创新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产学研纵向协同创新，还包括大中小企业，甚至金融、法律、知识产权服务等创新生态参与者的横向协同，是一个融合发展、互利共赢、价值共创的创新生态体系，是实现创新网络中不同主体之间的资源融合互补、知识协同共享、价值共创共赢的协同发展模式。要通过打造体系化的融通创新生态，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努力克服各领域、各部门、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中存在的分散封闭、交叉重复等碎片化现象，避免创新中的“孤岛”现象，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融通创新是协同创新和融通发展的延伸和拓展，体系化的融通创新生态具有三个明显特征：一是强调创新链条的系统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化研究深入融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定位清晰的前提下，实现更深入的融合甚至形成使命导向和利益导向的创新共同体。产业链上下游的创新活动高效整合、相互渗透，创新政策链条前后端联系愈加紧密，区域间相互协作进一步深化，构成多元主体、多产业、多区域、多项政策、多要素共同发力，动态交互的创新系统。二是强调知识分享的动态性。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使信息产生和交换的速度呈现前所未有的增长，知识流动对创新的作用显著提升。基于知识分享的网络化创新组织，大幅提升创新效率和创新成果的应用价值，创新对经济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三是强调权责共享的多元性。市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由市场需求拉动技术进步转变为由技术创新推动市场兴起，产业渗透、区域协同等也对原有的权责机制带来挑战，需要建立权责多元共享的产权制度和分配体系。“十四五”构建体系化融通创新生态需要关注四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融通创新的内在动力来源于各创新主体。创新主体分工不同，各有不同利益诉求，需要建立稳定、互惠、共生的协作关系和利益机制，实现优势互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具有科研人才和技术优势，能够为市场主体提供知识供给，输送核心资源。企业天生面对市场，具有市场化优势，可为高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提供广阔应用场景，将技术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和新产业，从而反哺科研。建立更具活力和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必须改变以往创新主体功能重复、职责错位的问题，不能搞“大而全”的重复建设，而是要调动不同创新主体的积极性，按照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发展规律，明晰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推动分工协作、融通发展，鼓励聚焦共同使命，形成利益共享、职责分担的创新联合体。
融通创新的外部动力来源于创新服务。建立精准、专业的创新服务体系，打造市场化条件下，各类创新主体的“黏合剂”和“协调器”，从而最大限度地释放融通创新的潜力和效能。当前，创新创业创造持续向纵深发展，各类创新主体开展融通创新需要适应创新活动的规律和需求，提供全方位、专业化、全链条的创新服务。比如：要构建专业化的成果转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既懂市场、又懂技术的知识产权运营专家，推动创新成果以最合适的方式进入市场，实现价值。要构建专业化的创新金融服务体系。适应创新活动轻资产、风险大、收益高的特点和规律，重构金融服务体系，增强金融服务的活力。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加大对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和新模式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创新者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援助和维权服务。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科学精神和工匠精神，宽容失败、包容创新，持续营造创新创业创造文化氛围。
融通创新的基础支撑在于政策协同。创新是一项高风险活动，完善的创新环境和政策体系是融通创新中实现主体协同合作的重要制度保障。根据不同时期科技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我国已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和激励创新的政策，覆盖了创新工作的各个方面和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创新政策体系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善，实现了从“小科技”向“大创新”的扩展。但目前创新政策客观上存在部门不协同、央地不贯通，创新政策一致性不强，部分政策存在“冲突”“打架”、相互掣肘。有的创新政策陷入“空转”，应有的红利效应没有显现。在体系化融通创新的生态中，要更加强调创新政策的激励相容，加强政策设计的整体性、协同性，强调创新改革的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以政策协同推动融通创新。
开放创新是融通创新的应有之义，体系化的融通创新生态是充分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式生态。当前，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大国博弈正在引发国际创新格局和治理体系的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逐步向多中心发展。要抓住全球创新资源加速流动的机遇，全面扩大科技创新的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创新治理。适应全球创新发展多极化的格局，构建积极主动、全面合作、动态安全的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体系。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创新成果人类共享，为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十四五”时期，推动构建体系化融通创新生态要注意把握五个关键。
融通创新核心要实现制度融通。要打破改革不同步、政策不配套带来的掣肘，促进化学反应，实现系统集成，形成协同高效、激励相容的创新治理体系。要瞄准制约融通创新的掣肘问题搞改革，围绕创新链梳理政策链、资金链、人才链，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套、相互促进、形成稳定的制度体系上下更大功夫。要瞄准健全融通创新生态环境出政策，完善知识产权、成果转化、金融支持等方面的政策环境，促进科技创新、实体经济、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的深度融合。要在顶层设计上下更大功夫，各类创新政策之间要激励相容，形成合力，不能相互矛盾、相互掣肘。要瞄准释放创新创业创造活力进一步优化监管模式，贯彻包容审慎的监管理念，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营造更加开放的环境。
>>专栏5-5
各国的“监管沙盒”制度
监管沙盒是一个安全空间，在这一空间中，监管规定有所放宽，在保护消费者或投资者权益、严防风险外溢的前提下，尽可能创造一个鼓励创新的规则环境。金融科技企业可以在其中测试创新的金融产品、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不需要担心在碰到问题时立刻受到监管规则约束。
英国监管沙盒：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FCA）采取创新企业申请制，根据申请者的具体情况来给予完整性授权或限制性授权，除此之外，还采取了“虚拟沙盒”与“沙盒保护伞”的灵活方式来让部分申请者进入沙盒监管。针对获得授权的企业，FCA会发布无强制措施声明（NALS）、特别指导（IG）和规则豁免（Waivers）等来帮助进入监管沙盒的公司抵御未来可能遇到的法律政策风险。
澳大利亚监管沙盒：澳大利亚“监管沙盒”框架的制定和运行主要依据澳大利亚《监管指南257》，“监管沙盒”机制是以澳大利亚证券与投资委员会（ASIC）为主要的机构，允许金融科技企业在一定的豁免规则下，于12个月的期限内测试其具有创新性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商业模式和营销方式的一种监管机制。通过“监管沙盒”机制，金融监管者会主动、合理、适度放松监管规定，减少现有金融科技创新体制的机制障碍，主动鼓励和有效管理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与风险，从而降低创新产品或服务的面世风险和成本。
融通创新重点是推进主体融通。要构建企业主体、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体系，突出需求导向和制度激励，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引导大中小企业、产学研主体深度融合、体系化创新。要明晰创新主体的功能定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研活动要“前移”，增强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基础研究投入，促进形成应用研究带动基础研究的制度安排。企业的创新活动要“扎根”，增加应用研究开发支出，掌握核心技术，增强核心竞争能力。要大力发展大企业牵头，产学研用相结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稳定协作的创新联合体。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与创新主体孵化结合起来，加大对高质量创新创业活动的引导和支持，鼓励持续创新、精益创业，壮大创新创业生态圈，构建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的生态体系。
融通创新基础是做到要素融通。要突出创新导向，让人才、资本和其他各类要素通畅地、非歧视地流向实体经济和创新领域，健全促进技术、数据等创新要素融通的服务体系，提升创新资源配置的效能。要引导资本向创新和实体经济流动，建立适应创新规律的金融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天使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引导各类资源向创新集聚的政策机制，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多主体的金融支持创新的格局。要进一步释放人才活力，解决“帽子”异化、评价指标僵化等问题，建立以结果为导向的人才评价制度，在绩效评价、项目评估、人才流动等方面减少不必要的限制，推动人才跨领域跨地区跨主体流动，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培养和支持。要重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和创新数据的共享利用问题，完善科学数据资源汇集管理的办法，整合开发利用创新大数据资源，夯实全社会的创新基础。
融通创新关键要实现产业融通。要打造开放经济条件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创新链各环节的主动融合、协调互动，构建稳定、可靠、良性循环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要善于用好强大国内市场优势，强化标准引领，用好政府采购等支持创新的政策手段，打通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市场监管政策之间的通道，提升市场应用带动技术创新的水平，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专栏5-6
创新政府采购制度
创新订制采购：采购开始时，创新产品并不存在，需要进行订制开发，根据供需双方约定的标准和价格签订采购合同。
创新期货采购：开始采购时，创新产品尚不存在，但样品已经通过测试，进入最后开发阶段，供需双方根据约定的价格签订采购合同。采购内容既包括开发、验证，也包括产品。
创新信用采购：由政府和创新产品提供方共同提供信用，政府与企业、个人等私人消费者共同采购；或者政府不采购，但对私人采购予以补贴；甚至政府可以只提供信用平台，完全由私人采购。
创新认证采购：政府根据节能、环保、健康、安全等先进标准，组织第三方认证机构对创新产品进行认证，凡经过认证的产品，加以标识，进入创新产品的“篮子”，然后投放市场，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创新服务采购：国际上一般设立创新券项目进行购买，也有单独设立创新服务采购专项的。所谓创新券项目购买，就是政府设立创新券基金，根据中小企业的创新需求，委托中小企业购买创新服务，用于中小企业的创新。
融通创新载体是推进区域融通。要推进创新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要结合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搭建新的平台载体，构建“创新中心城市—创新城市群—创新经济圈”梯次辐射的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格局，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探索促进创新要素跨区域高效流动、高效集聚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激发新的增长动能。促进民间科技创新合作交流，丰富政府间创新对话、创新论坛、创新合作等方式，增进科技创新领域的国际合作，健全国际化便利化的创新服务体系，推动创新成果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2日。
[2]《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理能力和水平》，《人民日报》2019年11月4日。
[3]《习近平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奋力实现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人民日报》2020年4月2日。
[4]《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 抢占先机迎难而上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人民日报》2018年5月29日。
[5]《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七次会议强调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加快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4年8月19日。
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VR）、超级感知等新一代科技革命不断将数字创意产业推升至全新的高度。未来五年，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重点是打造世界竞争力和影响力，要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深厚底蕴，提升创作生产及传播服务技术装备水平，提升创新设计水平，实现资本和技术双轮驱动，打造国际数字创意城市，支持鼓励有条件企业走出去，强化对外输出文化影响力。
>>专栏5-3
发展生物经济
当前，伴随现代生物技术迅猛发展、生命健康需求快速增长，生物经济正处在孕育待发的重要历史关口。总体来看，生物经济是基于现有生物技术及其外延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经济模式，基于生命科学理论，以基因、细胞、育种、合成生物等技术进步和普及应用为特征，围绕保护、开发、配置、使用生物资源，提供生物技术产品和服务，形成的物质生产、流通、交换和分配模式及制度体系的新经济形态。
生物经济以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为基础，基因、细胞、生物体等实物资源和生物数据资源，是厚植生物经济竞争力的源头所在。生物经济以现代生物技术为条件，基因测序、合成生物等技术的持续涌现，为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制造等产业发展提供了可能。生物技术广泛向其他产业融合渗透，是生物经济重要特征。细胞治疗技术推动生物医药发展，生物育种技术有效保障粮食安全，生物基材料技术为人类绿色发展创造更好条件。生物经济的发展需要政策体系保驾护航，对政策稳定性、部门协调性提出很高要求。生物安全是生物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需要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发展大局，围绕重大传染病、动物疫情、生物技术滥用等领域，建立健全风险防控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做大做强数字经济。[4]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网络通信技术作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在农业、工业、服务业、公共服务等重要领域深度融合应用，重塑经济社会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