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书]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初析的章节详情内容-博库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坚持互商互谅，破解信任赤字；坚持同舟共济，破解和平赤字；坚持互利共赢，破解发展赤字[1]。这为我们科学分析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理念、主体、要素、资源的碰撞和组合态势，有效化解世界发展面临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提供了重要遵循。

冷战结束以来，经济全球化有效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扩散。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当世界经济处于下行期，全球经济“蛋糕”不容易做大，甚至变小了，全球分配不均矛盾加剧，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会更加突出。当前形势下，世界经济增长需要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差距、南北差距鸿沟有待进一步弥合，减贫目标仍然任重道远，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水平不平衡等已成为全球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

一、全球发展失衡问题突出

（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持续扩大

虽然绝大多数经济体在“二战”以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均是受益者，但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主动和强势地位，其获益要远大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全球化摆脱了贫困，但难以摆脱在国际分工中的中低端地位，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国际市场，金融体系也完全暴露在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之下，难以实现长时期的稳定增长。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1980—2019年间，美国、英国、法国的人均GDP（名义值）分别增长了4.19、2.82和2.2倍，但多哥、马拉维、塞拉利昂、莫桑比克仅分别增长了0.24、0.13、0.11和0.07倍，尼日尔、加纳、委内瑞拉等发展中国家甚至呈现显著负增长，全球发展失衡仍然十分严重。从目前趋势看，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约束，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将继续扩大，实现世界银行发布的到2030年全球绝对贫困人口（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降至全球人口3％以内的目标仍然任重道远。由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优质生产要素未能充分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其国内需求潜力也远未得到释放，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二）国际社会未能充分回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政府效率、营商环境、产业基础、劳动力素质等方面面临较强制约，迫切要求国际社会提供充足的支持以弥补其发展赤字。发展中国家优化要素禀赋、改善基础设施状况迫切需要大量的外部资金支持，特别是发展型和援助型资金支持。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仅亚洲地区在基础设施一项的资金缺口就高达7 000亿～8 000亿美元。然而，虽然发达国家主导设立了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诸多国际开发性多边金融机构，也成立了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发展援助机制，但所提供的资金仍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世界银行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金融机构，一年也只能够提供600亿～7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亚洲开发银行等目前每年提供的支持金额仅在100亿美元以下。而发达国家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规模也十分有限。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统计，2019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成员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总额仅为1 527.8亿美元，仅占各成员国国民总收入（GNI）的0.3％，其中美国所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仅为346.2亿美元，仅占美国GNI的0.16％。早在21世纪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就认识到发展援助有效性不足的问题，并于2002—2011年先后召开了四次关于提升援助有效性的高层论坛，但未能大幅度提升发展援助有效性。世界银行独立评估局对2008—2014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所支持的814个项目进行的评估表明，世行产业政策在推动客户国家特定行业的出口上有显著效果，但在提高行业生产率、提高产品在价值链中的位置方面效果非常有限，在创造就业方面则几乎没有效果。从目前看，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等传统发展治理机制在短期内大幅度增加资金投入或实施根本性改革的难度很大，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全球公共资源仍将处于严重的供需失衡状态。

（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受到不合理约束

在当前相互依存的国际条件下，解决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全球化红利分配的失衡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当前，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发展诉求并未得到充分满足，迫切需要新一轮全球化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从而共享经济全球化发展成果。而发达国家仍然坚持要求维持其作为经济全球化主要受益者地位，客观上影响了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多哈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反对承担更大力度削减农业补贴和关税的责任，导致各方无法就农产品议题达成一致。在跨境知识产权保护中，发达国家往往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医药数据、版权、地理标志等领域采取相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甚至尽可能缩小发展中国家出于公共目标的强制许可范围，而发展中国家普遍要求应立足自身发展阶段实施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反对过度保护。在关税领域，发展中国家普遍认为发达国家应采取更高水平的关税减免，而发达国家则强调“公平贸易”“对等贸易”等原则，要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实施和发达国家相同的关税政策。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处于主导地位，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虽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些优惠待遇，但在实际运作中仍然相对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围绕利益分配、规则制定等方面的博弈仍将持续。

（四）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扩大拖累经济增长

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冷战结束三十年来，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呈现上升趋势（见表3-1），其中美国从1991年的38.2％上升至2016年的41.4％。桥水基金相关研究报告称，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而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甚至没有退休金账户。当前，美国等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占比上升，而中等收入群体占比下降，将导致需求规模增长放缓，经济结构相对失衡。从供给侧看，通过教育投入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发达国家优化要素禀赋、提升供给质量的重要渠道，而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将导致经济实力较弱的社会阶层难以获得较好的教育机会，导致全社会人力资本提升幅度放缓，从而延缓供给结构升级进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研究表明，1990—2010年间，由于贫富差距扩大，德国经济增速较潜在水平下降了6％，新西兰甚至下降了10％。受贫富差距扩大影响，发达国家中下阶层的实际福利呈现下降趋势，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持续攀升，甚至爆发了“占领华尔街”和“黄马甲”等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贫富差距扩大客观上也导致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隔阂增加。部分发达国家民众受政客误导，错误地将其国内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传统制造业衰退和工人失业等现象归咎于被其他国家“抢了岗位”，助推了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客观上为部分西方政客制造“文明冲突”等负面舆论创造了条件。

二、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增大

全球经济增长正处于动能转换期，传统增长引擎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人工智能、3D打印等新技术虽不断涌现，但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经济全球化这一发动机换挡减速后，世界经济长期增速将随之回落。发达国家进入零利率或负利率时代，债务压力、通胀压力显著增加，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将明显上升。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冲击更为复杂，比发达经济体更加脆弱。

（一）全球化的传统动力明显减弱

冷战结束以来这一轮全球化的主要动力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主要特征是垂直专门化分工。在跨国公司主导下，各国依托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并开展贸易活动，以实现整条价值链产出最大化。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对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的测算显示，2000—2010年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度年均增速普遍在9％以上，但在金融危机之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浪潮的结束，加之全球经济再平衡需求增强，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再工业化，这一方式已经开始萎缩。2010—2017年，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增速普遍在4％以下，远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与此同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测算表明，各国更倾向于控制全球价值链的整体环节，而非与其他国家在价值链上进行分工合作。

（二）全球债务风险累积成为威胁世界经济稳定的重大潜在风险

根据世界银行《全球债务浪潮》研究，自1970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全球共发生4次债务浪潮。第一次是1970—1989年的拉美债务危机，主因是有关国家过度借入美元债务，面对美元大幅升值，出现严重债务违约。第二次是1990—2000年的亚洲债务危机，主因是东亚国家过快的金融自由化以及企业在国际市场上过度借债。第三次是2002—2009年的全球性债务危机，主因是东欧中亚国家的过度外部负债，并产生全球性传导。第四次开始于2010年，目前尚未结束，是自1970年以来全球负债规模最快速度的增长。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全球债务规模达255万亿美元，约相当于全球GDP的322％，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高40个百分点。欧美很多国家债台高筑，新兴经济体的债务规模也迅速扩大。世界经济论坛相关报告显示，2019年二十国集团经济体的公共债务达到GDP的90％。面临金融危机冲击和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美日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竞相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全球流动性泛滥。由于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增长阶段，资本的边际产出亦呈现长期下行格局，释放出的货币流动性大多不会进入实体经济领域，高负债刺激经济的空间已经很小。超低利率的货币宽松政策虽然在短期内规避了债务危机的爆发，却留下了长期债务隐患。长远看，债务日益增长且增长动能持续削弱，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债务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三）全球贸易投资规模增速持续放缓

一方面，由于近年来世界经济增速放缓，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布局加快调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大幅放缓。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统计，2008—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仅3.3％，远低于1990—2007年的9％。同时，全球货物贸易依存度（全球贸易额与全球GDP的比值）在2008年达到61％的峰值后整体也呈现下降趋势，2016年为56％，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最低值。麦肯锡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以来，受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全球贸易额增速降幅更为明显。另一方面，跨境直接投资增速也显著放缓。2015—2019年，全球跨境直接投资流入额整体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年均降幅达6.6％，与2001—2007年年均增长16.1％形成鲜明对比，标志着跨境投资已由21世纪初期的快速增长期转入相对低迷期。其中，流入发达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年均降幅达到10.1％。即便不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因素，在贸易投资壁垒持续上升、新技术革命对贸易投资的推动作用不显著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也将处于一个相对低潮期。

（四）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脆弱性明显加剧

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相当一部分新兴经济体充分发挥自身在能源资源等领域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一度实现了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但受创新能力较低、制造业基础薄弱、国内市场规模偏小等因素约束，这些经济体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偏低，整体产业国际竞争力较弱，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国际市场需求，导致经济增长的稳健性相对不足。在世界经济处于扩张周期、各种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升时，这些经济体往往凭借扩大资源型产品以及旅游等服务的出口，实现经济较高增长。一旦世界经济进入下行周期，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动力在短期内迅速减弱，同时这些经济体又很难依靠国内消费和投资弥补外需下降缺口，往往出现经济增速大幅度下行。部分经济体长期存在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产业结构失衡等深层次矛盾，在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时这些矛盾往往会进一步激化，甚至爆发大规模社会事件，出现“经济下行-社会动荡-经济进一步下行”的恶性循环。如巴西、阿根廷、埃及等经济体在21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上行周期依靠农产品、石油、铁矿石等初级产品以及旅游服务等出口均实现了经济中高速增长，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对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明显放缓，导致其传统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且未能迅速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经济增速持续下滑，部分年份甚至陷入经济衰退。2012—2016年，巴西、阿根廷、埃及实际GDP年均增速分别仅为-0.3％、-0.1％和3.4％，与金融危机之前2003—2007年的4.2％、7.9％和5.4％形成了鲜明对比。

（五）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剧烈波动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现代信息技术的作用下，跨境金融资本流动壁垒迅速减少，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金融全球化快速发展。2019年全球金融资产规模达到95万亿美元，高于87.7万亿美元的全球GDP总额，特别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大幅增长。金融全球化的快速发展，虽有效提升了全球金融资产配置效率，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客观上也加剧了金融市场风险联动，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往往出现暴涨暴跌，甚至引发金融危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均出现剧烈动荡。2000年3月至2002年10月间纳斯达克指数累计下跌近80％，2007年10月至2009年3月间道琼斯指数累计下跌54％。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已经主要通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进行交易，其金融属性大幅上升，价格波动幅度往往远大于供求关系变化情况，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时也频繁出现暴涨暴跌，如原油价格一度由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的约150美元/桶暴跌至2009年3月的35美元/桶，2020年4月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影响甚至出现“负油价”。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将会导致居民财富严重缩水和企业资产负债表迅速恶化，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诱发局部甚至全局性经济危机。特别是对于某些外债负担相对较重的新兴经济体，一旦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导致短期资本迅速流出，其货币将迅速贬值，债务压力短期内大幅上升，严重制约其经济发展，甚至爆发主权债务危机，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经济深刻调整，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受到冲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风险挑战加剧[2]。一些国家设置贸易壁垒，封闭国内市场和国内要素，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宏观经济负面外溢效应增加；强化科技封锁，导致创新成果难以共享，制约世界经济创新发展；对抗而不合作，独占而不共赢，弱肉强食、赢者通吃，让国际关系趋向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全球治理赤字日益突出，全球经济治理困境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受阻、科技封锁加剧、国际经贸关系由合作转向对抗等层面尤为凸显。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主要形成于“二战”后，主要制定者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世界贸易组织等主要机构是全球治理的基本框架。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格局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演变，现行治理体系的缺陷和不足日益凸显。

（一）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包容性和代表性欠缺

当前，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严重欠缺。全球产业布局在不断调整，新的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日益形成，而贸易和投资规则调整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创新性业务增多、潜在风险加剧的新趋势，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

（二）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挑战现有多边贸易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后，成为全球层面贸易规则的制定和实施机构，“以规则为基础”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全球规范，贸易摩擦更多诉诸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协调，世界贸易组织也因此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构平台。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化，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已成为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的重要舞台。众多发展中国家要求在世贸规则中更加重视发展问题，并给予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特殊待遇。但一些发达国家认为，21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国际多边贸易体制中利益受损，主张所谓“公平贸易”和以本国利益优先，提出对世界贸易组织规则“重新洗牌”。各方围绕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分歧显著，部分发达国家提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方法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发展，不符合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展的趋势。同时，在国有企业、补贴、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等议题上，部分发达国家着力维护其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全球经贸规则走向等方面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加强内部协调和对外施压，共同反对“第三国”所谓非市场经济政策。

（三）全球经贸规则趋向碎片化、区域化

从历史规律看，多边贸易体制停滞不前、阻力加大、分歧增多的时期，往往也是区域性贸易安排蓬勃发展的时期，二者的发展轨迹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耦合性。当前，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和权威性有所降低，区域主义浪潮迅猛发展。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高标准大型自贸协定相继出台，掀起区域主义新浪潮。在这一大趋势下，区域主义张力增大，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圈层化、排他性程度有所提升。对发达经济体而言，世界贸易组织的现有规则越来越不能适应其利益诉求，推行小圈子的合作模式更有利于其发挥在经济、产业、科技以及国际政治等领域的优势。通过推动以双边和区域性谈判取代多边谈判，发达国家能够充分运用其规模优势以及规则制定能力和话语权，使谈判对手方处于天然劣势，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发达经济体的自身利益。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越来越成为发达国家的首选。此外，某些自贸协定中的“毒丸条款”充分体现出发达国家推出的新一轮自由贸易协定内在的排他性特征。

（四）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趋向多元化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源自1945年建立的以美元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虽经历了多次危机和变革，包括从固定汇率制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日元的崛起、欧元的诞生、英镑的衰落、人民币的国际化等，但美元至今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主权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与一国经济实力息息相关。“二战”结束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超过所有国家之和，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时，美元自然成为核心货币。然而，随着历史发展演进，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明显下降，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从1960年的40％下降到2019年的24.4％，且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失衡。与此同时，美国滥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进行大规模量化宽松货币超发，大大增加了国际货币体系系统性风险；美国还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滥施制裁，大大削弱了世界各国对美元持续依赖的信心，国际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2015年以来，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已连续5年净卖出累计5 000多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2020年3月美国为应对疫情冲击，刺激经济增长，开启新一轮“无限量宽”，可能会加剧海外投资者对美元和美元资产的担忧，进一步削弱美元的信用。金砖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已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英法德联合建立“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

二、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

（一）经济全球化进入低潮期

经济全球化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生产要素，有利于提升全球生产力，具有历史进步性，也是历史长远发展的大趋势。但现有经济发展模式难以根本解决资本与劳动、人与自然、全球产业分工与民族国家主权等系列深刻矛盾，决定了全球化必然充满风险和挑战，会经历多轮反复，并呈现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的演进特征。在过去30年，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全球人力、资本和技术要素高效互动结合，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高潮。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为标志，本轮经济全球化进入从高潮期转入低潮期的过渡阶段。

（二）“逆全球化”风潮已经由社会层面延伸到政治和政策层面

由于跨国公司主导的上一轮全球化在收入分配等领域存在的负面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声浪不断涌现，1999年11月美国西雅图发生了首次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运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这种反全球化的支持者主要是世界各国的少数利益受损者以及“全球化国际论坛”等少数非政府组织，对各国政府决策的影响力有限。但近年来，随着上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红利效应减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不同阶层之间围绕利益分配问题产生的矛盾逐步激化，“逆全球化”风潮已经转向政治和政策层面。在政治层面，极端右翼势力在欧美政坛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一些欧美国家极端右翼民粹主义势力积极迎合发达国家中下层民众对自由贸易、移民等的反对情绪，要求实行较为极端的排外主义经济社会政策，其政治影响力不断加深，未来成为执政党的可能性正在持续上升。在政策层面，近年来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趋向保守，以单边主义取代多边主义，加强贸易保护主义，大力鼓励产业回流，强化人员流动控制。欧盟一体化是对经济全球化高级形态的有益探索，但英国脱欧导致欧盟一体化进程受到严重挑战。从目前看，英国和欧盟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防止不正当竞争、渔业资源分配、公路和航空交通、能源和核合作等领域的分歧较大，英国脱欧之后双方贸易投资合作壁垒大幅度上升的风险仍然较高。

三、全球内顾倾向和保护主义上升

受全球经济衰退影响，各国内顾倾向上升，防范外部风险、保障经济安全的诉求普遍增强，推动全球化的动力下降。

（一）西方发达国家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

在此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达国家出现“中低端制造环节空心化”现象。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由1997年的16.1％、17.3％、23.4％下降到2018年的11.0％、14.89％、20.7％。如表3-2所示，以苹果手机为例，绝大部分零部件制造以及整机组装都不在美国本土完成。而以中国、东盟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地区）成为“世界工厂”和全球产业链“制造”环节的主体。为此，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实施“制造业回流”“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力图通过税收优惠、加大补贴力度、鼓励制成品出口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吸引海外制造业回流国内。

（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倾向突出

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蔓延，对世界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博鳌亚洲论坛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2009—2017年，二十国集团中8个发达国家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为3 964项，平均每个经济体为495.5项，关税、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等都是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传统手段。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数据，2018年非关税措施的总交易成本约为3 250亿美元。以美国为例，据全球贸易预警组织统计，2008—2016年，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了600多项歧视性措施，仅2015年就采取了90项。美欧在航空、数字领域的争端愈演愈烈。美国于2019年10月正式对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加征10％的关税，对欧盟农产品和其他产品加征25％的关税。2019年7月，法国参议院批准了向跨国互联网企业征收3％的数字服务税法规，美国随即宣布对法国征收“数字税”的行为发起“301调查”。美国于2017年8月启动对中国的“301调查”，既无视中国多年来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外资营商环境等方面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巨大成绩，也无视中美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特点和国际产业分工现实，对中国作出诸多不客观的负面评价，采取单边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经贸限制措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对两国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复苏带来严峻挑战。2018年2月以来，两国先后开展了13轮经贸磋商，并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从美方发布的一系列官方文件看，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并未根本改变，并对其他经济体产生示范效应，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严重的保护主义威胁。

（三）部分国家孤立主义倾向上升

孤立主义对构建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多次出现孤立主义思潮。近年来，随着美国在世界格局中绝对优势地位的逐步下降，相当一部分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在全球治理中承担了过多义务，希望回到孤立主义的传统路线。当前，美国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政策倾向十分明显，先后退出了《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全球移民协议、世界卫生组织等全球治理机制，甚至一度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目前仍坚持重新谈判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关税承诺。美国转向孤立主义将影响其他发达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决策，对构建更为完善的全球治理体系产生消极影响，导致全球治理体系的无序化和碎片化程度大幅上升，全球经贸合作将面临更多严峻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国际竞争摩擦呈上升之势，地缘博弈色彩明显加重，国际社会信任和合作受到侵蚀。我们要把互尊互信挺在前头，把对话协商利用起来，坚持求同存异、聚同化异，通过坦诚深入的对话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减少相互猜疑。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以义为先、义利兼顾，构建命运与共的全球伙伴关系[3]。

一、大国竞合关系复杂变化，竞争面有所上升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全球化、多极化深入发展，大国间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纵观当今的大国关系，虽然存在着竞争和对抗，但在经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特别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与战后国际秩序方面，又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当今世界，各国相互高度依存，其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各国之间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可以说，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已经被全球价值链紧密捆绑在一起。当前，虽然部分国家逆时代潮流而动，大肆鼓吹“脱钩”，但事实上，“脱钩”成本巨大，世界难以承受。

同时，大国战略竞争仍为国际关系主轴。过去40年，大国力量对比出现历史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南升北降”已成为趋势，并将进一步深刻影响世界格局。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将孕育重大突破，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深入推进。大国围绕发展位势和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争夺更加激烈，各国利益相互交融，个别国家单独左右国际事务的能力将大幅下降，相互协作需求的一面也将更加突出。传统的盟友和对手界限更加模糊，泾渭分明的阵营对峙格局难以再现，犬牙交错的利益交融格局逐渐成型。竞争与合作并存将成为大国关系的主基调。

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严重威胁大国关系

无论是从历史逻辑还是从现实逻辑来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诱因。只有各国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相向而行，才能真正化解“修昔底德陷阱”的风险，有效维护世界的繁荣稳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一直处于深刻剧烈调整的过程。尽管世界多极化趋势向纵深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演化，但更加平衡稳定的世界新秩序尚未形成，传统世界格局中的旧问题与新格局中出现的新矛盾相互交织，加之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此起彼伏，全球发展面临新的不稳定因素干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所抬头。霸权主义国家在实施传统的对外干预和军事侵略等手段基础上，不断挥舞“贸易霸凌主义”大棒，频繁对其他国家实施“长臂管辖”，发起一系列贸易调查和制裁，严重违背国际法原则，为世界繁荣稳定增添诸多变数。部分国家任意干涉别国内政，违背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的神圣原则，践踏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对世界和平与发展造成巨大威胁。

三、大国围绕技术和产业的竞争日趋激烈

（一）各国纷纷出台竞争性扶持政策

在高技术领域，以人工智能为例，各国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截至2019年5月，全球范围内已经有26个国家和地区以及6个国际组织发布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战略和政策报告，美国成立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出台“人工智能十项计划”，纷纷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在产业领域，美国对汽车、机器人等工业实施保护，推动高技术产业发展，以维持在互联网、人工智能、自动驾驶和生物技术等尖端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日本则以人工智能、网络设备、机器人技术以及汽车行业为主攻方向。德国2019年2月发布《国家产业战略2030：对于德国和欧洲产业政策的战略指导方针》，提出要大力支持突破性创新活动，发展数字技术，推动制造、供应、销售信息的数据化、智慧化，牢牢掌握工业主权和技术主导力。同时，该报告积极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提出要建立“国家参与机制”，支持国家持有重要战略性企业股份，参与和推动关键领域发展；修改补贴法，对具有突破性创新的领域实施限时补贴；修改竞争法，支持一些关键领域大企业的合并，打造龙头企业成为欧洲旗舰。在人才方面，人才一直是美国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关键资源。美国于2009年9月发布了《美国创新战略》，并于2011年和2015年两度更新。在2015年更新的版本中，美国提出要大力推行人才竞争政策，加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创新人才培育和财政资金投资，并有目的地进行“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投资，积极培育有创造力的下一代人才储备，对高技术人才移民颁发绿卡，为吸引高技术人才移民融入美国创新体系铺平道路。欧盟面对劳动力技能水平偏低和与岗位不匹配、数字技能人才短缺和人才流失等问题，2016年提出“欧洲新技能议程”，实施提高低技能劳动者读写和技术能力的“技能保障”计划，颁布欧洲统一的职业资格框架，建立数字技能和工作联盟，制定促进部门之间合作的技能提升蓝图，加强职业培训、促进终身学习、解决人才流失等行动，着力提高人才素质，参与国际人才竞争。

（二）大国间围绕高科技领域的博弈日趋白热化

科技进步是改变世界的最终力量，是决定未来的战略制高点。守成大国竭力采取一切措施和手段“规锁”新兴大国，通过制定或引入新的国际规则，限制新兴大国在高技术领域的进取行为，谋求将新兴大国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势。与此同时，守成大国动辄引用国内法律打压新兴大国，对其所谓“强制技术转移”等进行制裁。通过这些做法，守成大国旨在一方面继续享受新兴大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所带来的利益，另一方面规避和阻止新兴大国在高端技术方面赶超。

四、大国在地缘政治和新疆域的博弈增多

（一）地缘政治热点增加

朝鲜半岛核问题在2017年底一度滑向失控边缘，2018年以来虽有转圜，但基本矛盾仍未完全解决，不利于半岛和平稳定的事件不时发生。围绕乌克兰等问题，俄罗斯与北约的对峙依然暗潮涌动，双方战机、军舰不时摩擦对抗，地区紧张局势难以消除。作为重要油气资源产地的中东、北非地区地缘格局远未定型，叙利亚、也门、利比亚内战仍在持续，恐怖主义势力尚未根除，有关各方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域内大国与域外大国的博弈风云变幻，仍是全球地缘政治冲突的风暴眼。

（二）大国围绕太空、深海、极地等新疆域博弈不断深化

随着技术的进步，人类活动空间不断向太空、深海和极地等新疆域拓展。各国高度重视新疆域在运输、军事、资源等方面的战略价值，持续推进建设不同类型的军事用途战略平台。全球海洋强国围绕国际海底区域矿产资源开采规则开展激烈博弈。各个南极主权声索国竭力阻止其他国家介入南极治理。北极国家围绕领土领海主权、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利开展斗争较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4]。近年来，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日趋突出，各类要素和主体流动融合加速，信息技术以低成本方式向各个领域持续渗透，专项领域全球治理机制尚不完善，恐怖袭击、网络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为突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不断强化。

一、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化的重要表现

“二战”以来，核武器“恐怖平衡”使大国间爆发毁灭性战争的概率大为降低，虽然全球范围内局部冲突不断，但是整体上保持了和平发展的态势。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加凸显，成为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化的重要表现，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非传统安全，包括由非军事因素引发，直接影响甚至威胁本国发展、稳定与安全的重大问题；经济安全风险、金融安全风险、生态安全风险、网络安全风险等都属于非传统安全风险范畴。联合国高度重视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安全”的概念。早在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就开始关注环境、粮食、人口、贫困等非传统安全问题；70年代进一步关注各种安全问题的相互依赖性，研究解决发展中的安全问题；80年代把环境、发展、粮食等提升为安全问题来认识，正式使用“环境安全”和“经济安全”等说法；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人类安全”概念，系统阐释了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政治安全等七大类安全问题。

（一）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陷入“滞胀”，西方国家认识到维护政治和军事安全以外的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澳大利亚、阿根廷等粮食生产国发生干旱，引发全球粮价恐慌性上涨并在高位持续一年之久，全球几十个国家爆发粮食危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有关国家先后采取粮食出口限制措施，引起相关国家对粮食供应的巨大担忧。

（二）金融安全

金融全球化与信息全球化的相互交织显著加大了金融风险扩散的联动性，局部金融风险可能引发大范围的金融危机。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机爆发后，阿根廷国家银行的资金在一个工作日内就被提走7亿美元，阿根廷主权债券价格跌到面值的35％；为了防止资金外流，阿根廷政府实行“银行提款管制”和“外汇出境限额”，又导致国内政治矛盾激化，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增长严重失速。当前，发达国家已进入零利率或负利率时代，但债务压力仍显著增加，金融市场泡沫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明显上升。部分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压力加大，货币大幅贬值，外债负担加重，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引发局部金融危机的风险不容低估。

（三）生态安全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引发国际社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普遍重视。当前，全球气候变暖、海洋污染、臭氧空洞、生物多样性锐减、南北极和喜马拉雅山冰雪消融、沙尘暴频发等现象仍未出现缓解趋势。

（四）网络安全

近年来全球网络犯罪波及范围不断扩展，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智能电网“险象环生”；高级持续性攻击（APT）甚至高技术含量的离线攻击频现，例如全球勒索病毒的爆发，防不胜防的网络风险呈现跨国性、多发性、隐蔽性特征。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统计显示，2012年“幽灵躯壳”“匿名者”“反恐黑客”等黑客组织频繁发动对我国的网络攻击，恶意代码、信息窃取、网络欺诈对网络空间安全构成巨大威胁。此外，与网络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2013年“斯诺登事件”，本身是发起于个人的信息披露行动，却很快演变为国家间信息安全保障能力的较量。

（五）生物安全

随着相关生物技术门槛进一步降低，“生物DIY”活动呈规模化发展，生物新技术被谬用、滥用的潜在风险持续上升，由此引发的事故可能引发公共安全危机。与此同时，国际生物安全管控体系缺乏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核查机制，相关信任措施不完善，生物技术安全风险不容忽视。美、俄、英先后出台生物安全战略。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凸显了非传统安全对国家总体安全的重大影响。生物安全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迫切需要从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安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系统规划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六）恐怖主义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世贸中心以及五角大楼等建筑发动袭击，近3 000人遇难，美国经济损失达2 000亿美元，约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2％。伦敦经济与和平研究所《2015全球恐怖主义指数》称，2014年全球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并有人员死亡的国家共67个，恐怖袭击造成32 658人死亡。恐怖主义袭击花样翻新，“独狼式”恐怖袭击对世界各国的威胁日益上升，多个国家大案要案频发。

二、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催化

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并非截然对立的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呈现相互交织的态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网络安全是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一个典型领域。黑客攻击是各国普遍面临的共同威胁，黑客原本只是一种技术身份，当其被运用于军事、政治领域时，就成为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而当其并非出于军事和政治目的实施行动时，则一般会形成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网络空间并无国界，加上技术进步使得接入网络的成本大幅降低，这种相互交织的态势增大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难度。

相较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风险有以下四方面特点。一是潜在性与突发性。非传统安全风险从萌芽、酝酿、激化，往往是一个矛盾不断积累、性质逐渐演变的渐进过程，一旦量变累积突破临界点，又常常以危机形式猛烈爆发，容易引发社会恐慌和动荡，成为某一阶段影响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二是联动性与传导性。非传统安全风险可能由单一风险向复合危机转变，由局部问题向国家安全的全局全域传导。类似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全球公共卫生重大风险，容易向社会、经济和政治等安全领域传导，甚至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引发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和政治失治的复合型危机，给国家发展和民众生活造成深重灾难。三是全球性与发展性。非传统安全风险从产生、应对到解决均具有明显的国际特征，如应对气候变化、传染病大流行、资源能源短缺等现有共性问题“存量”尚未解决，以及随着科技发展带来数据安全、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领域的新兴问题“增量”不断涌现，这些都是关系到全球和人类整体安全利益的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同舟共济，需要借助科技的发展、转化和运用。四是现实性与普遍性。非传统安全点多面宽，广泛潜藏、现实存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相比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实施主体更加多元、爆发方式更加复杂、影响范围更加广泛，应对和治理难度更大。从根本上讲，只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对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行有效治理。

目前，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仍是维护全球稳定的基石，受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大国竞合关系复杂演进等因素影响，健全各个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机制仍然任重道远。如何加强国际合作，降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推动人类进步，始终是大变局下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道难题。

[1]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

[2]《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3]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上的讲话（201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2019年3月27日。

[4]在第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