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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多点暴发，持续蔓延。新冠肺炎是近百年来人类遭遇的影响范围最广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对全世界是一次严重危机和严峻考验，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面临重大威胁。此次疫情再次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习近平主席在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还将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当前，国际社会最需要的是坚定信心、齐心协力、团结应对，全面加强国际合作，凝聚起战胜疫情强大合力，携手赢得这场人类同重大传染性疾病的斗争[2]。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可能对全人类的生活方式乃至思想认知产生长远深刻影响，此前被普遍接受的事实和观念受到冲击，近年抬头的一些非主流思潮得到强化。应当看到，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同时，国际社会共同抗疫、共渡难关的共识及举措也在不断加强。面对疫情人类还应付出更多努力，秉持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共同应对。

一、世界各国深刻反思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对全球治理产生深远影响

（一）疫情凸显新自由主义弊端

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西方主流价值观并成为其致力输出的“普世价值”。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放大并凸显西方经济社会深层结构性矛盾，重创新自由主义价值观，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推崇的“小政府”在面临重大公共危机时的缺位和失灵。西方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新自由主义的困境，思考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和治理体系。国外众多学者对建立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系统全面地进行了反思，认为福利国家削弱、经济不平等加剧、社会健康差距扩大等弊端凸显出新自由主义模式并没有达到治理模式的终点，仍需要大量改革。许多学者呼吁重新信赖“大政府”，重构福利国家，改革利润导向型医疗体系。这种反思声音在疫情前难以被西方主流舆论重视，而此次疫情引发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各类思潮涌动，可能对各国治理理念及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复杂深远影响。

（二）疫情激化民粹主义思想

民粹主义的抬头在新冠肺炎疫情前已有迹象。受疫情影响，在家隔离、保持社交距离、减少聚集等成为常态，人们的生产消费活动被限制和割裂，原有的生活方式被扰乱。从国家内部看，部分国家民众社会信任度下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分化交织与撕裂进一步加大。政客之间利用疫情相互攻击，“选票政治”下的党派之争愈发激烈，极化思想拥趸有所增加，民众生命安全和公共福祉无法得到有效保障。贫富差距造成民众对立情绪加剧，种族主义矛盾激化。从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看，疫情促使各国的内顾倾向上升，社会心态更趋于保守。民粹主义抬头造成的政治碎片化将进一步影响未来各国政策主张及取向。

（三）疫情加剧反全球化逆流

全球化在过去30年间迅猛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和全球格局。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被全球化高速运转下的高增长掩盖的发展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加剧等负面现象也逐渐暴露。对部分国家而言，由于参与全球化的获益降低、成本上升，逆全球化思潮在民众中兴起并发展，进而又影响政府的政策取向，并在全球格局和形势演变中逐渐发挥作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各国为防控疫情，纷纷采取封锁边境、管控人员流动等措施，客观上与全球化的要求背道而驰，一定程度上加剧和放大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与此同时，疫情激化政治、经济、社会各种矛盾，导致风险集中显现。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各国可能以疫情为借口进一步采取投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应当看到的是，尽管当前全球化遭遇波折，但逆全球化的思潮难以阻挡规律性的演变，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是长期趋势。

二、全球性风险挑战上升，亟须全球共同应对

（一）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前所未有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给世界造成的影响史无前例，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次瘟疫流行带来的影响。从传播角度看，新冠病毒几乎覆盖了全球的每个角落，感染人数半年破千万，目前多国确诊人数仍在增长，有可能遭受第二波疫情冲击。从医学角度看，尽管多国在加紧疫苗研发，但新冠病毒越来越显现出长期与人类共存的趋势，人类的生活交往方式面临深度调整。从经济角度看，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战后最严重衰退，其严重程度甚至可能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仅次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与此同时，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及其带来的贸易格局变化可能给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带来不确定性。从全球治理看，疫情加剧了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全球治理体系调整可能加速，国际社会不协调不同步被放大，治理赤字成为必须正视的问题，可能影响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多国发布了商品出口禁令，世界贸易组织在2020年4月的报告中指出，有80个国家和地区采取了限制口罩、防护服、食品出口的措施，如美国对口罩出口采取许可证制度，部分国家囤积医疗物资和食品，一些国家限制粮食出口等。世界银行2020年3月数据显示，有46个发展中国家对呼吸器征收5％～25％的进口关税。世界贸易组织2020年6月报告显示，2019年10月16日至2020年5月15日期间，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实施了154项新的贸易政策和相关措施，其中59项是贸易限制措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行动203项，明显高于此前平均水平。当前疫情走势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旅行禁令、入境管控、技术壁垒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可能成为部分国家的“新常态”。

（二）应对疫情冲击全球正在行动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和组织的领导和协调下，各国在共同抗击疫情、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方面付出了积极努力。为促进对病毒的研究，全球科学家对新冠病毒及其病症的学术研究成果及时全面地进行了分享，为加快疫苗研发、完善对症治疗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疫情在全球多点暴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积极向医疗水平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物资及技术援助，支持相关国家扩大检测范围、完善诊疗系统、提升防控有效性。2020年3月末，二十国集团举行抗疫特别线上峰会，在加强国际合作、及时分享信息、保障医疗物资供应、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其中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缓债倡议得到了广泛支持和响应，为遭受疫情传播和经济下行双重打击的不发达国家带来了“雪中送炭”的效应。由欧盟牵头、全球数十国共同参与的全球募捐活动募集超70亿欧元，用于研发疫苗等。中国始终秉持开放合作精神，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及有关国家通报疫情信息，同各国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向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物资援助、分享防控和诊疗经验，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三）走出阴影需国际社会携手努力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巨大冲击再次证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远未结束，未来走出疫情阴影、恢复发展繁荣需要全人类携手加强协作，付出更多努力。首先，各国紧密协作有效开展联防联控国际合作成为当务之急。聚焦建立联防联控网络，加强科学研究和诊疗救治的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在多边机制内加强对话交流与政策协调力度，在全球抗疫中担负更多责任、发挥更大作用，向应对疫情能力薄弱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物资、技术、人力支持，完善其公共卫生体系和疫情防控能力。其次，必须坚决反对污名化和疫情政治化。人类的共同敌人是病毒，将病毒和疫情污名化、政治化丝毫无助于早日控制病毒蔓延、走出疫情阴影，国际社会应形成广泛的共识，让团结、合作、担当、作为的精神引领全世界人民取得全球抗疫胜利。最后，消除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尚需付出大量努力。各国应联手稳定和恢复世界经济，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实施有力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维护金融市场稳定，防止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世界经济陷入大规模、长周期衰退。坚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减免关税、取消壁垒、畅通贸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安全与顺畅运行。

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全球贸易和投资深度萎缩，政府债务大幅提高，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世界经济复苏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复杂。疫情促使各国经济走势进一步分化，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面临严重困难。疫情发生后，我国迅速采取强有力措施，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效，基本阻断本土疫情传播，为全球抗疫作出重大贡献，也为我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世界经济面临多重挑战

（一）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

为应对疫情，各国纷纷采取防疫封控措施，不同程度地对经济按下了“暂停键”，导致大量生产活动陷入停顿，交通、运输、旅游、销售等服务业损失惨重，失业率骤升，需求萎缩，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产生的快速而巨大的冲击以及防控措施造成的经济停摆使世界经济陷入严重收缩。

世界银行2020年6月8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乐观情况下，2020年全球经济将收缩5.2％，是“二战”以来程度最深的经济衰退，也是自1870年以来出现人均产出下降的经济体数量最多的一次衰退，2021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反弹至4.2％。如果疫情年内得不到控制，年底发生二次冲击的话，悲观情况下，全球经济将收缩8％，2021年仅能实现1％的增长。其中，2020年发达国家经济将萎缩7％，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将出现60年来的首次收缩，整体下滑2.5％。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0年6月发布季度经济展望，预计在乐观情况下，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6％，2021年回升至5.2％，悲观情况下世界经济将收缩7.6％，2021年反弹至2.8％（见表4-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认为，到2021年底，收入的损失将超过过去100年除战争以外的任何一次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6月《世界经济展望（更新）》预测，2020年世界经济萎缩4.9％，2021年增长5.4％。

（二）疫情给本已疲弱的世界贸易带来重击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贸易长期增长缓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1—201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平均增速为4.5％，2011—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平均增速仅为2.4％（见图4-1）。2017年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与多个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使本已增长乏力的国际贸易雪上加霜，2019年全球货物贸易量较上年下降0.1％。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严重冲击。世界贸易组织2020年4月底预测，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乐观情况下将萎缩12.9％，悲观情况下将萎缩31.9％，远远超过2009年2.1％的萎缩程度，已接近大萧条时期的年度收缩值。同时，几乎所有地区的贸易额都将出现两位数的下降，北美和亚洲的出口受到的打击最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预测，2020年国际贸易全年降幅将达到20％。

（三）全球直接投资将大幅萎缩

自1990年起，全球直接投资步入快速增长期，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量2000年达到约1.4万亿美元的阶段峰值，2001年受互联网泡沫破裂影响大幅下滑43％，2007年再次达到1.9万亿美元的阶段峰值，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分别萎缩21.8％和20.8％，2015年又达到2.03万亿美元的阶段峰值，此后逐年下滑（见图4-2）。目前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将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显著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6月公布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额为1.54万亿美元，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流量将减少40％至1万亿美元以下，是2005年以来首次跌破万亿美元的水平。2021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还将继续萎缩5％～10％，直到2022年才会开始复苏。

（四）短期内世界经济前景仍面临高度不确定性

疫情对经济运行而言属于一次外部冲击，但对个别领域可能会带来永久性损害，增加全球经济风险点和动荡源。从目前看，由于控制疫情的前景高度不确定，存在疫情二次暴发的巨大风险，世界经济受损程度还可能加大。受疫情控制进程的影响，世界经济走出L形或者W形轨迹的可能性均存在。

（五）中长期看世界经济复苏仍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人口增长趋缓和老龄化制约劳动力供给。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年》预计，到21世纪末全球人口增长率将呈现继续放缓趋势，2030年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11.7％，较2019年的9.1％提高2.6个百分点，未来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将普遍面临人口出生率下降、人口抚养负担加重、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挑战。二是投资动力不足将进一步导致生产效率和经济增长潜力下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全球价值链在经历了20年的持续增长之后于2010—2012年达到峰值，此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在所有区域的投资收益率明显下降，2018年平均收益率为6.7％，较2012年的8.1％下降了1.4个百分点，成为跨国直接投资下滑的重要因素。三是技术进步带动全要素生产率明显提高在中期内还难以实现。当前，世界范围内新技术新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但能够持续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技术和产业仍未形成，依托重大技术革命的应用和生产率跃升开启新增长周期尚需较长时间。四是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减小。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债务规模持续扩大，主要经济体政府负债率明显攀升，央行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步伐缓慢，压缩了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受上述诸多因素制约，全球潜在增长率仍将疲软，世界银行在2018年6月出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指出，未来十年将是其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集相关数据以来经济潜在增速最慢的十年。综合来看，世界经济在较长时期仍将延续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的“三低一高”的疲弱增长态势。

二、各国经济走势可能出现重大分化

由于各国防控能力和成效、经济和社会基础等存在一定差异，疫情对不同地区和经济体的冲击不同。据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发达国家经济将下滑7％，2021年回升至增长3.9％；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2020年经济下滑2.5％，2021年反弹至增长4.6％。

分地区看，2020年经济收缩程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东亚及太平洋地区收缩0.5％、南亚地区收缩2.7％、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收缩2.8％、中东及北非地区收缩4.2％、欧洲和中亚地区收缩4.7％、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收缩7.2％（见表4-2），与1960—2020年平均增速相比，上述地区增速分别低7.6、7.8、6.2、8.7、7.8和10.7个百分点。由此可见，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各地区经济均带来巨大冲击，其中最严重的是拉美地区。

分主要经济体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预测均显示2020年衰退程度最严重的是欧元区，情况最好的是中国，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能够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见图4-3和图4-4）。

疫情推升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各国经济稳定复苏面临不同挑战。为了抵御疫情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的巨大负面冲击，各国纷纷出台大规模财政救助计划，利率降至零利率或是负利率，同时采用非常规的量化宽松甚至无限量量化宽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截至2020年6月下旬，全球各国政府宣布的财政措施规模已达约11万亿美元。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截至2019年底，全球债务占GDP比重为322％，比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高40个百分点，预计2020年全球债务水平可能激增至342％（基于全球GDP收缩3％计算）。一方面受疫情影响经济活动和财政收入急剧萎缩，另一方面各国为应对疫情实施大规模财政支持措施，导致政府债务和赤字率激增。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19年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平均高达105％，预计2020年政府债务率超过130％，平均赤字率高达16.6％，未来爆发政府债务危机的风险进一步加大。部分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在二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下请求暂停偿还债务，45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已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紧急融资，引发对相关国家债务可持续性的担忧。与此同时，据国际金融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债务已经超过5.3万亿美元，随着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上升。

就业市场面临严峻考验。国际劳工组织2020年6月报告指出，疫情对于全球就业市场的冲击范围之广、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超出预期。2020年第二季度，美洲就业挑战最为严峻，工作时间减少18.3％，相当于7 000万人失业；欧洲和中亚地区、亚太地区、阿拉伯国家工作时间均减少13％以上。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工作时间减少14％，相当于损失了4亿个全职工作岗位。预计第四季度将损失4.9％的工作时间或1.4亿个工作岗位。如果第二波疫情出现，这一数字可能升至11.9％或3.4亿个工作岗位。即便在最理想状况下，劳动力市场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因此存在全球持续发生大规模失业的风险。

疫情加剧贫富差距影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疫情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影响存在巨大差异，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更易受到严重冲击，中低端岗位、兼职人员以及非正式就业人群大量失业，再就业难度大，极易陷入贫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疫情将对全球范围内的低收入家庭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显著加剧不平等。预计2020年超过90％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出现人均收入负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0年6月预计，2020年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将减少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全球近12亿学龄儿童（约占全球总数的70％）受到影响。这将导致学习机会显著丧失，对低收入国家儿童的未来收入前景产生较大不利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表示，这场疫情可能导致约1亿人陷入极端贫困，抵消过去三年全球在减少贫困人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贫困人口增加、社会收入差距加大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若处理不当，可能引发社会动荡，给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各国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今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紧密联系，各国都是全球合作链条中的一环，日益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国际贸易投资萎缩，消费和生产停滞，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全方位冲击。疫情促使各国反思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定位，提高对产业安全的重视程度，加快调整产业布局的步伐，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同时也要看到，确保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维护全球化并不矛盾，开放、稳定、安全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是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一、全球产业布局加速重构

（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持续向纵深发展并不断调整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利润最大化的驱动下，以构建最优价值链为战略导向加快全球布局，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向纵深发展，以东亚、北美和欧洲三大生产网络为中心，形成相互依存、联系日益紧密的国际生产、服务、贸易和投资格局。新兴经济体快速成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不断提高，中间品贸易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

从发展历程看，1990—2007年全球价值链贸易增长最为迅速。据世界银行测算，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已占据全球贸易52％份额，增长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子和交通行业，其中服务行业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增长明显，成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参与度均显著上升。以贸易类型占GDP比重为衡量标准，世界银行将各国全球价值链参与类型分为四类，即商品贸易（主要为初级产品贸易）、有限的制造业、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以及创新活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与欧洲一些国家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价值链转移，发达国家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则从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向创新型活动，非洲、中亚以及拉丁美洲大部分国家仍停留在商品贸易和有限的制造业价值链中。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推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的重要手段。据世界银行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率每增加1％，人均收入增长将超过1％，远高于标准贸易带来的0.2％收入增长。全球价值链也促进了就业增长，尤其为女性就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受保护主义、技术变革、要素成本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全球产业布局加快调整。各国努力降低对中间品贸易的依赖，逐步完善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具体表现在：一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快调整。随着土地、劳动等要素成本上升，我国沿海地区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加快向低成本经济体转移，印度、越南、孟加拉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泰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快速融入全球产业链分工。二是发达国家对长期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岗位流失现象予以校正，鼓励制造业回流，美国、日本、欧洲等均出现部分制造业企业回归本土，拉动本国制造业就业增长。三是多边贸易谈判成效有限，区域贸易合作快速推进，推动部分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内重新配置。

（二）疫情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生产和贸易大幅萎缩，并通过各国之间中间品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带来巨大冲击。受疫情影响，企业生产停滞、物流不畅，对制药、半导体、汽车制造等全球化程度较高的行业造成较大影响。全球供应链中断对全球经济供给端造成了严重负面影响，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新冠肺炎疫情从供应端和需求端同时影响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产业链、供应链面临较大挑战。

疫情充分暴露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脆弱性，跨国公司更加重视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产业链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分散化趋势可能加速演进。各国位于价值链不同生产制造环节的垂直专门化分工模式面临调整，靠近终端用户市场可能将成为影响传统制造领域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二、产业安全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考量因素

（一）从效率优先到兼顾效率与安全

长期以来，跨国公司利用信息化、标准化等应用和管理技术，构建了复杂的产业链供应链，最大限度提高了效率和利润率，客观上也为各国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实现互利共赢提供了机遇。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发展，许多产品的生产环节在全球布局，这种高度分工、密切配合的模式取得良好成效，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这种模式也存在某一环节生产中断对整个产业链造成严重影响的可能性。近年来发生的局部灾害、地缘政治冲突、经贸摩擦等对产业链布局虽有冲击，但尚未引发链条大规模断裂。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曾经破坏了日本制造业部分产能，导致全球电子产品供应链断裂，相关产业和国家受到较大影响，但几个月后冲击的影响被消化，原有产业链很快恢复平衡。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导致物理空间隔断、物流停滞、人员流动受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疫情冲击下受阻，引发各国对目前全球产业链布局模式风险的担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密切相连，各国生产关系错综复杂，即使单个国家的疫情出现缓解，其生产活动仍可能从供需两端受到疫情尚未缓解国家的冲击。疫情的冲击沿产业链供应链被放大和延长，全球生产复苏牵一发而动全身。疫情引发了一些国家和跨国公司警惕供应链单一化带来的风险，产业链配置的逻辑将逐步由主要考虑生产效率，转向兼顾效率与产业安全。各国可能更加注重从保障经济安全需求出发，确保关键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包括鼓励战略物资生产向本地集中，如保障公共健康安全的医疗健康产品、部分工业原材料；鼓励企业将关键产业供应链布局在周边地区等，全球价值链可能在效率和安全中趋向新平衡。

（二）共同维护开放稳定安全的全球产业链

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下企业主动选择的结果、全球资源优化配置的结果，简单地人为调整或转移供应链不仅违背产业规律和效率原则，还将付出巨大成本。试图关起门来打造封闭、独立的产业链，既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经济现实。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链、供应链紧密联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维护世界经济稳定的关键。在这其中，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至关重要，不仅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更为打赢全球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重要贡献。《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显示，2020年3月1日至5月31日，中国向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其中，口罩706亿只，防护服3.4亿套，护目镜1.15亿个，呼吸机9.67万台，检测试剂盒2.25亿人份，红外线测温仪4 029万台，有力支持了相关国家疫情防控。

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将不断延伸和拓展。在此背景下，更加需要加强与经贸伙伴的沟通协调，加强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协作与互信，及时解决供应链上的难点堵点，进一步加强国际协调合作，共克时艰，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网络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产生活，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格局、利益格局、安全格局。世界经济加速向以网络信息技术产业为重要内容的经济活动转变。要把握这一历史契机，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要加大投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4]。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赴浙江考察时再次强调，要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赋予的机遇，抓紧布局数字经济[5]。

一、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融合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一）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催生基于数据获取、传输、存储、处理、应用的一系列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中快速扩散和突破应用，推动产业加快融合，催生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尽管数字经济在国际上还没有统一测算体系，但相关数据已显示出在传统经济增长乏力的形势下，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贸易日趋活跃，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有力支撑了世界经济稳步发展。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指出，根据定义的不同，数字经济的规模估计在全球GDP的4.5％～15.5％之间；2018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出口达到2.9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出口的50％。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19年）——加速腾飞　重塑增长》报告中对47个国家的数字经济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47个国家数字经济总规模超过30.2万亿美元，占GDP比重高达40.3％。其中38个国家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美国数字经济规模蝉联全球第一，达到12.34万亿美元，中国依然保持全球第二大数字经济体地位，规模达到4.73万亿美元，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数字经济规模分别达到2.40万亿美元、2.29万亿美元、1.73万亿美元和1.15万亿美元。据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移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委会、数字岛研究院共同编写的《2019—2020中国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9年全球主要国家中有30余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增速显著高于本国同期GDP增速，数字经济成为应对经济下行风险的关键。

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数字产业化增势稳定、结构优化，我国已建成全球较为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移动通信等优势领域实现全球同步，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紧跟全球先进水平且潜力巨大。产业数字化成为数字经济主要引擎，公共服务数字化转型加速，工业数字化正在释放潜力。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最新统计数据，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数字经济名义增长率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7.85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二）数字经济助力疫情防控及经济复苏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数字经济在全球疫情防控和稳定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均显示出重要作用，也因疫情而加速发展。世界经济论坛盘点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数字经济的影响，认为数字支付、远程医疗和机器人等10大关键技术的发展趋势都有所加快，而这些技术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同时帮助企业保持运转，让社会更具韧性。全球资讯机构BDO指出，数字经济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通过支持远程工作、电子商务、数字内容消费、平台化运作、数字化健康方案等五方面帮助经济社会维持运转。疫情导致远程工作的比例大幅提升，各种支持在线办公的工具也不断涌现。更多企业和组织依靠线上平台运作，在线学习、大型会议几乎全部以云视频方式进行。实体商店的大面积关闭促使消费者转向网络购物，生鲜配送需求量大增，实体-线上整合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居家隔离使人们更多依靠数字内容满足娱乐需求，51％的全球互联网用户在疫情期间对流媒体服务的消费增加，流媒体服务商奈飞（Netflix）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新增用户1 600万，许多电影从线下到线上放映的间隔时间明显缩短。疫情还推高了卫生系统数字化程度，远程诊疗更为普及，3D打印加速个人防护设备等关键医疗物资生产，数字化的接触追踪手段在东亚地区有效帮助了疫情防控，欧洲也正在推广类似方法。

世界经济论坛研究显示，疫情正在加速数字商务的增长，随着传统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减少，数字商品和服务贸易重要性将与日俱增。疫情暴发后，跨境电子商务呈指数级增长，预计2020年全球数字支付市场增长11％。随着全球疫情防控趋向长期化，各国更加意识到数字经济的独特性、便捷性，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选项。数字经济对就业吸纳、消费迭代、产业升级、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国际竞争力提升等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向各个领域的渗透随着疫后复苏将进一步加快。

二、解决国家间数字鸿沟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上升

（一）疫情进一步暴露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

解决国家间数字鸿沟一直是联合国、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全球治理平台和对话机制重点关注的议题。2019年二十国集团大阪峰会《数字经济宣言》指出，数字化在为社会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引起了一定的担忧。应对数字鸿沟问题，应致力于采取以证据为基础的政策方法，同时努力改进对数字经济的衡量指标，使创新技术能够得到尽可能广泛的接纳和使用。各国应当携手努力，增进社会对数字经济的信任，利用数字化带来的益处，有效应对相关风险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数字经济发展，同时也进一步暴露了不同国家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20年4月发布研究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拉大了互联网连接者与非连接者之间的差距，数字化转型方面的不平等妨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数字技术利用能力，对全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疫情期间，不同国家间的数字鸿沟在居家办公、在线购物和远程教育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发达国家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数字平台蓬勃发展，积极开展远程医疗、远程工作和在线教育，生活娱乐新方式不断涌现。另一方面，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由于缺少上网设备或无法支付高昂的数据费用，经济状况较差的人无法采取远程办公等数字化应对方式，将在照常上班过程中增加感染风险，在隔离期间无法通过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满足生活需求，“能否上网”问题成为“生死存亡”的关键。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全球约3.63亿儿童和青少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正常上课，原本的教育不平等被“数字鸿沟”进一步放大。疫情期间，部分地区的数字化应用能力明显不足，数据汇聚和共享程度较低，很难运用数字技术开展疫情研判、精准施策等工作。

（二）弥合数字鸿沟面临多重挑战

后疫情时代，全球数字经济不平等趋势可能继续存在并加剧，数字鸿沟将成为影响全球经贸格局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难以进入数字轨道的国家后发劣势将进一步显现。加强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缩小数字鸿沟的共识更趋强化，迫切性更加突出，世界各国需要携手迎接数字化机遇并共同应对相关挑战，包括制定新的政策和法规，以弥合正在扩大的数字鸿沟，提升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和包容性，使更多国家能够享受数字红利。

弥合全球数字鸿沟的先决条件是保障信息通信技术连接。各国亟须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通信网络升级改造、通信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协调合作，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全球数字经济红利。同时，各国应科学制定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加强国际数字经济合作，推动确立全球数字规则和统一标准。当前全球数字规则协商主要集中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数字贸易谈判，但进展不尽如人意。一是缺乏对数字贸易内涵的统一认定，各方对数字贸易内涵认知差异较大，导致提出的数字贸易规则内容和标准存在巨大差异，严重影响了全球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形成。二是现行多边体系尚未对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工业互联网设备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公平透明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体系，不利于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三是各方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的立场难以协调，相关规则制定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四是全球数字平台的集中整合加剧数字不平等，数字经济应用场景被少数平台主导，需要警惕发展中国家可能沦为单纯的数据提供者同时又必须为使用数字服务付费的趋势。目前看，受疫情冲击影响，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国际经贸规则碎片化、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增多，构建全球数字规则、弥补国家间数字鸿沟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将进一步上升，促进全球数字经济包容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疫情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与几十个国家领导人及国际组织负责人通电话、见面或致慰问电。在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关键时刻，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发表致辞，站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度，提出全力搞好疫情防控、发挥世界卫生组织领导作用、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恢复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际合作六点重要倡议，呼吁各国携起手来，共同佑护各国人民生命和健康，共同佑护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团结合作的中国主张在全球引发广泛共鸣，对提振全球抗疫信心、推进国际抗疫合作、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6]。

一、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关乎人类生存发展

人类文明进程中一直面临疾病威胁，鼠疫、天花、霍乱、埃博拉、流感、登革热、黄热病、疟疾等给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损失。过去几十年里，新发、再发传染病的暴发频率和对人类社会的冲击影响呈上升趋势，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风险日渐增大。世界卫生组织2007年出版的《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报告指出，相互依赖和相互关联的世界为传染病的快速传播创造了机会。传染病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发传染病以空前的、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被发现。在过去5年里，世界卫生组织还在全世界范围内核实了超过1 100起疾病流行事件。

自2002年非典型性肺炎（SARS）暴发后，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频发（见表4-3）。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在3个月内迅速波及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影响了将近70亿人口的正常生活和工作，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安全和健康。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范围之广、速度之快、破坏性之强、影响之深远，把公共卫生安全问题在全球治理议题中的地位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公共卫生安全在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议程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显著提升。当前，疫情对世界经济增长、人类生命健康安全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冲击仍在不断发酵，考验各国执政党和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决策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也检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体系和机制的效能。

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协同治理机制亟须完善和增强

19世纪以来，随着人们对贸易、旅游与疾病传播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国家之间采取合作的方式来防范和应对跨越国界的健康问题成为国际共识。1851年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巴黎召开，揭开了现代意义上国际公共卫生合作的序幕。1948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标志着以世界卫生组织为核心协调各国开展公共卫生安全等领域合作的制度化和机制化。

作为卫生安全领域最大的全球性多边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充分发挥着全球卫生治理职能，也是国际社会进行疾病防控的中心力量。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充分运用其专业优势和卫生技术权威，为全球疫情防控提供科学风险警示、防控手段和诊疗标准建议，全力协调国际社会抗击疫情，特别是为卫生能力脆弱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指导，有效提升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例如在非洲出现确诊病例后，世界卫生组织任命2名特使，专门为非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提供战略咨询，并帮助确定非洲优先防控国家，提供检测试剂盒，为非洲卫生人员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在线课程培训。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还发挥着重要的领导协调作用，是全球抗疫合作不可替代的“国际协调者”。为抵制谣言和虚假信息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协调行动，正视听、明是非，为全球合作抗疫营造客观积极的舆论环境。世界卫生组织还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评估新冠肺炎疫情的潜在经济影响，制定应对措施，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同世界各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积极开展高层沟通，分享疫情信息和防控经验，推动诊疗药物、疫苗研究、病毒溯源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并为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提升共同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中国已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两批共5 000万美元现汇援助，并将在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支持受疫情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抗疫斗争以及经济社会恢复发展，为全球抗击新冠疫情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在疫情防控中，其他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和相关机构与世界卫生组织相互协同，共同为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贡献了重要力量。为加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联防联控，二十国集团举行历史上首次领导人视频峰会并发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峰会声明》，协调应对健康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寻求援助的低收入和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总额约500亿美元的贷款。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对现有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提出了挑战，也暴露了全球协同治理机制在实际执行中的短板和不足。一是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多边卫生合作机制，世界卫生组织有待进一步提升领导力及协调力，进一步提高应对全球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响应速度、整合协调机制等。二是共识互信不足，部分国家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不同国家由于文化习俗、卫生体系、国情民意等多重因素，在认识上、原则上、行动上对国际协同应对疫情存在差异。三是存在疫情防控洼地，部分国家卫生防疫系统、专业化疾控知识、危机管理能力较为薄弱，缺乏对卫生系统建设和公共产品研发、供给的长期投入。为更好应对当前疫情及今后可能发生的全球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须坚定捍卫国际多边主义，健全完善惠及全人类、高效、可持续的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治理机制，加大长期投入，提升全球协同治理的效能。

[1]《习近平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2020年3月12日），《人民日报》2020年3月13日。

[2]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上的发言（202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2020年3月27日。

[3]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2018年11月17日），《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

[4]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6年10月9日），《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