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对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始终有着清晰的认识。我国正经历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层出不穷、相互交织。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习近平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反复强调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迈入新阶段。

一、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安全强调事物的稳定和平衡，发展强调事物的更新与进步。如何在安全和发展之间建立起相互促进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开放推动了发展，但也带来了安全风险。为此，我们党在积极探索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的关系中，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稳定压倒一切”等论断，提出要将发展的速度、改革开放的力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结合起来，从政治上回答了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的关系，积累了正确处理好开放、发展和安全关系的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子越迈越大，我国与世界的互动越来越密切、交流越来越频繁。尤其互联网时代催生了人才、技术、资金、信息跨国界大规模流动，给国家发展和安全带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面对国际环境和国内发展阶段发生的深刻变化，习近平作出了“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1]的科学论断，为正确处理改革开放、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第一，从政治领域看，越是改革开放，越容易引发不同观念的碰撞、思想意识的多元、文化价值的争夺，西方反华势力就越容易将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突破口，乘机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尤其是利用互联网平台，加大渗透力度，制造思想混乱，争夺人心，争夺群众，企图制造“颜色革命”，颠覆我国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开放带来的“西化分化陷阱”，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习近平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改革开放决不是向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2]。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3]。面对互联网这个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4], “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利有节开展舆论斗争”[5], “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6], “坚决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切实维护以政权安全、制度安全为核心的国家政治安全”[7]。

第二，从经济领域看，越是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越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秩序中，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波动随时会波及我国经济发展，带来“黑天鹅”事件或“灰犀牛”事件，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特别应注意的是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问题。习近平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8]“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9]“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必须充分认识金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实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一件大事，扎扎实实把金融工作做好。”[10]这要求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第三，从科技领域看，越是改革开放，我国在科技领域越容易与西方国家形成市场分工，在核心技术领域依赖西方技术进口，面临被西方“卡脖子”的风险，甚至被长期锁定在产业分工格局的低端。面对这种风险，习近平指出，“高端科技就是现代的国之利器……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11]。“只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竞争和发展的主动权，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12]“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中，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增强综合国力、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13]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习近平指出：“数字经济、互联网金融、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新应用快速发展，催生一系列新业态新模式，但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时间差、空白区。网络犯罪已成为危害我国国家政治安全、网络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等的重要风险之一。”[14]“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要从国际国内大势出发，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15]

二、统筹发展和安全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

习近平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6]“我们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把风险思考得更深入一些，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挑战，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推进。”[17]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各类矛盾风险易发期，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将明显增多，既面临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又面临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在这样的背景下，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习近平多次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要求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在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基础上，增加了“更为安全”的发展目标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既需要政治上的高度重视，也需要法治上的制度保障，安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维稳和维权、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

法律是定分止争的重要手段。合理界定权利义务和责任，从源头上预防矛盾纠纷，公正及时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上都要依靠法律、厉行法治。第一，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党治国理政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越来越凝聚在法治之中，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使得改革和发展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安全。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完善信访制度，完善各类调解联动工作体系，构建源头防控、排查梳理、纠纷化解、应急处置的社会矛盾综合治理机制。更加注重倾听人民群众呼声，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规范执法行为，维护司法公正，筑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三，大力推进涉外法治研究，积极应对和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涉外和跨国法律争端，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