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作出的重大判断。谋划和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

一、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内涵

科学认识当前形势，准确研判未来走势，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前提。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态势，面对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局面，习近平同志科学分析经济发展阶段性新特征，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为新时代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了根本依据。

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习近平同志用“九看”概括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趋势性变化。（1）从消费需求看，消费已经从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2）从投资需求看，传统产业、房地产领域投资相对饱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3）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出口低成本比较优势发生了转化，亟待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国际收支双顺差局面正在向收支基本平衡方向发展。（4）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5）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劳动力低成本优势在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6）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正逐步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7）从资源环境约束看，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8）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各类隐性风险正在逐渐显性化，必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9）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边际效果明显递减，必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科学进行宏观调控。

以上九个趋势性变化，既是新常态的外在特征，又是新常态的内在动因，正在重构我国经济发展的增长模式、动力结构、产业结构、要素结构，推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长速度变化、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的新特点。

一是增长速度变化，从高速转向中高速。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既反映了经济增长的客观趋势，又体现了我国宏观调控目标新的取向。一般来说，后发展国家的追赶型经济发展大致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会有较快的增长速度。其原因在于产业空间大，可以模仿式发展，资源环境压力不大，有充裕而低成本的劳动力，GDP的基数小，增长空间大。进入第二阶段，快速发展的条件不复存在，产业空间相对饱和，模仿式发展的效应迅速递减，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劳动力成本提高，经济规模增大，经济增长速度势必慢下来。但这不是退步，而是一种进步，这个时期的关键任务是通过鼓励创新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第三阶段，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经济发展速度放慢且基本稳定。其原因在于经济规模持续增大，而且产业精细，新的比较优势主要靠人力资本和科学技术，而不是靠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对应的大体是第二阶段，增长速度变化是发展阶段的自然反映。

二是发展方式转变，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增长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不再简单以速度论好坏。不是经济发展速度高一点，形势就“好得很”；也不是经济发展速度下来一点，形势就“糟得很”。经济发展要聚焦于提高质量和效益，实现投资有回报、产品有市场、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环境有改善；经济发展更多依靠效率改进，包括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科技进步贡献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发挥数据对其他要素效率的倍增作用。

三是经济结构优化，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在需求结构方面，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消费以及网上购物、定制消费等方式广泛发展，带来新的发展机会；在产业结构方面，服务业快速发展，2018年我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已经接近60%；在城乡结构方面，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2018年城镇化率达到59.58%；在区域结构方面，中西部地区表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不断拓展着区域发展的新空间。

四是增长动力转换，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断提高，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正由“跟跑者”向“并行者”甚至“领跑者”转变，产业、产品、生产方式、产业组织、商业模式、管理体系等各个方面的创新不断深入。与此同时，世界正面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这既给我国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也给我国发展提供了赶超发达国家的重大历史机遇。新常态下，需要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发展新动力，从而创造一个新的增长周期。

新常态是党中央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所作出的新的理论概括，有确定的理论内涵和明确的实践要求，对这一概念不能泛化和滥用，更不能在其他领域其他问题上随意贴标签。必须科学理解其内涵，精准界定其外延。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在认识新常态上，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其一，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我们要因势而谋、因势而动、因势而进。其二，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新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不要滥用新常态概念，搞出一大堆‘新常态’，什么文化新常态、旅游新常态、城市管理新常态等，甚至把一些不好的现象都归入新常态。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1]

二、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特征表明，我国经济向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化的阶段演进是一个自然过程，符合事物发展螺旋式上升的运动规律。也就是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大趋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40多年来，尽管遇到各种困难，但我们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奇迹。我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改革开放之初是第十一位；2005年超过法国，居第五；2006年超过英国，居第四；2007年超过德国，居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国制造业规模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发展的奇迹。然而，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我国在发展中遇到了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经济大而不强，发展质量不够高，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一）经济结构矛盾突出。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阶段，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结构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追求的是速度、规模和数量，对结构问题关注不够。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导致房价过快上涨，进一步推高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解决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优化结构，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

（二）增长内生动力亟待重塑。过去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是投资和出口，但这种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从投资来看，投资增长面临需求、金融和环境等多重制约。2013—2018年，我国投资增速分别是18.6%、15.7%、10%、8.1%、7.2%、5.9%，下滑态势非常明显。2013—2018年，我国出口增速分别是7.9%、6.1%、-2.8%、-7.7%、7.9%、7.1%，波动很大，外需增长不稳定。随着人口老龄化及对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过去依赖人口红利带来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失，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也在逐步减弱。因此，立足内需，培育内生动力，特别是依靠消费拉动，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

（三）资源环境约束日渐增强。我国的资源和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相当大比重，对于资源和能源的需求大、消耗高。据世界银行统计，目前我国的钢铁、铜、镍、铝消费量均居世界第一位，石油消费量居世界第二位。在资源、能源、环境等制约因素增大、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倒逼产业转型升级，走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新路已成为必然选择。

（四）国际空间越来越受到挤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进入以长期结构性调整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期。伴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实体经济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生产要素成本的优势不断凸显。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重大影响，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深度调整，相应地给全球的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进口和出口格局带来深刻变化。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蓄势占优和新兴经济体追赶比拼的两头挤压和双重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主要考虑应对的“变量”，特别是美国等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壮大，千方百计掣肘阻挠我国经济发展。面对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迫切需要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

因此，进入新常态，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大势，既看到经济增速换挡的表象，更要从本质上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的趋势，推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演进。

三、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

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但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支撑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基础和条件没有变，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拥有足够的韧性、巨大的潜力和不断迸发的创新活力。正如习近平同志在2018年12月19—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的：“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这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带来重大机遇。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2]。这就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从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研判发展机遇，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新的内涵。

（一）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综合实力显著提升。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1%，总量突破99万亿元人民币，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超过16%，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如今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建造，凸显了中国新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环境变化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带来新机遇。部分国家逆全球化对国际贸易和投资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加大了全球经济风险，加剧了全球资本和产品的竞争，但是不会改变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全球化进入新阶段，未来的全球化不再仅由西方决定，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建立在平等相待、利益共享、包容互惠等原则之上的“新全球化”，代表着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为倡导并积极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成为新全球化“引领者”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必将极大增强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科技革命带来技术与产业升级的新机遇。科技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周期最主要的变量，也是决定经济质量的重要因素。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塑造着全球经济结构和政治格局。面对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新契机，我国在5G技术、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等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和增长潜力，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四）我国拥有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经济的韧性和回旋余地大。2019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按世界银行划分标准，处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目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概有4亿多人，这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消费潜力巨大。

同时也要看到，战略机遇期也是重要考验期，新常态下必须保持定力、用好机遇，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稳是主基调，是大局。要用“稳”来应对“变”，坚持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特别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还要全面落实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的任务，提振市场信心，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用“进”来实现“稳”，主动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绿色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而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49页。

[2]《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8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