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习近平同志在2015年11月初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

一、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是大势所趋、形势使然。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结构性问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主要表现在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这时，侧重于解决短周期经济波动问题的需求政策，不仅难以应对长周期中所出现的结构性问题，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加剧结构失衡，造成债务增加、产能过剩乃至增速下滑的局面。无论是二战之后的美国，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主要经济体，基本都采用凯恩斯需求管理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其经济增速在经历了短期恢复之后，很容易再次出现下滑，甚至滞胀状态。因此，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政策，从供给侧发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2]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刻内涵，需要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大关键点。

“供给侧”是指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在供给侧。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宏观管理的两种基本方法，目的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达到基本平衡，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如果主要矛盾出现在供给侧，则宏观经济管理方法以供给管理为主；如果主要矛盾出现在需求侧，则宏观经济管理方法以需求管理为主。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是通过调节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来刺激或抑制需求，进而推动经济增长。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通过优化要素配置和调整生产结构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3]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供求矛盾发生变化，主要矛盾在供给侧，宏观经济管理需要从注重需求管理转变为注重供给管理。

“结构性”是指供给侧的矛盾主要是“结构”而非“总量”。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4]解决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定政策，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为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结构性’三个字十分重要，简称‘供给侧改革’也可以，但不能忘了‘结构性’三个字。”^[5]

“改革”是指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途径是深化改革。经济运行之所以出现供给侧和结构性问题，根本原因是存在体制机制障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不充分，政府干预过多。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依靠改革创新。一方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让政府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发挥作用。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优化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减少行政性命令，更多依靠市场手段和法律手段，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用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用政策引导市场预期，用规划明确投资方向，用法治规范市场行为。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把握好三个基本要求：其一，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要深入研究市场变化，理解现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其二，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要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着力提升整个供给体系质量，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其三，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同时要加强激励、鼓励创新，增强微观主体内生动力，提高盈利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潜在增长率。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的要求是“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巩固“三去一降一补”成果，推动更多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降低全社会各类营商成本，加大基础设施等领域补短板力度。要增强微观主体活力，发挥企业和企业家主观能动性，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和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正向激励和优胜劣汰，发展更多优质企业。要提升产业链水平，注重利用技术创新和规模效应形成新的竞争优势，培育和发展新的产业集群。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形成国内市场和生产主体、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大、金融和实体经济良性循环。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同于供给学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不久，一些人把它等同于西方供给学派。为此，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首先，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6]

西方供给学派，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问题而产生的一种经济学说。供给学派认为，滞胀完全是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所造成的累积效应，为此在政策主张上，一是减税特别是削减边际税率，二是减少政府干预。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受到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的重视，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里根政府制定政策的依据，形成所谓“里根经济学”。

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分析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资本论》第2卷第3篇“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中关于两大部类保持适当比例关系的论述，深刻分析了供给与需求在数量和结构上的平衡问题。这些思想对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供给学派的主要区别在于：

一是理论基础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供给学派的理论基础是以“市场万能”和“萨伊定律”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因此，与供给学派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放任思想不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按照“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市场和政府相结合”思想实施经济政策，强调供给与需求的辩证统一。

二是政策手段不同。供给学派把减税作为其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除此以外，里根政府为刺激投资，还实行加速折旧和投资税收抵免等措施，同时主张放松管制、平衡预算、降低通货膨胀。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减税只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内容，除了减税以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的是通过改革，对供给结构进行调整，实施“三去一降一补”，同时更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上下功夫，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三是改革目标不同。供给学派的改革目标不仅在于走出当时“滞胀”的困境，而且要回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传统，改变过去数十年来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以实现经济长期增长和繁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目的虽然也是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繁荣，但是具体目标与供给学派有着巨大的差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绝不是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是摆脱“滞胀”的困扰，而是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是增加有效供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式，主要是从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增加有效技术供给、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方面着力。

第一，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增加有效制度供给。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有没有活力和动力，关键在市场主体。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关键在深化改革，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经济结构的调整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释放经济主体的活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决破除制约发展活力和动力的体制机制障碍。一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的精神，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基础性制度。二是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缩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推动“非禁即入”普遍落实。政府要最大限度减少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形成竞争性市场体制。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去干。三是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性导向作用，健全财政、货币、产业、区域、消费、投资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改革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第二，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有效技术供给。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7]。所谓“全要素生产率”，通常也叫作技术进步率，是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指标。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着眼，立足于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就是要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各国的创新实践表明，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最活跃的创新单元，政府需要为企业从事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增加有效技术供给。一是要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强化原始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二是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三是健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一体化创新机制；四是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发挥金融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技术创新中的支持作用；五是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产业升级，发挥创新驱动在提高企业供给质量与效率方面的引领与支撑作用。

第三，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增加高质量产品供给。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没有需求，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需求可以催生新的供给；没有供给，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供给可以创造新的需求。”^[8]因此，强调供给结构的调整，并不意味着忽视需求。相反，下一阶段的供给结构调整，必须围绕消费需求的转型升级而展开。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告别了短缺经济，居民消费结构出现新一轮升级转换，更多转向“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我国经济进入消费主导型的时代。如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成为经济发展新的空间所在。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要努力满足最终需求，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教育、育幼、养老、医疗、文化、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改善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能力。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投资依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扩大投资的重点在于加大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注释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87页。

[2]《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权威人士谈当前经济怎么看怎么干》，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页。

[3]《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9页。

[4]《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页。

[5]《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8页。

[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1页。

[7]《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页。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