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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缘政治走势依然错综复杂
当今时代最为鲜明的时代特色，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交汇。“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下，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要准确把握危和机同生并存的辩证关系，紧扣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坚定不移抓机遇用机遇，准备迎接和战胜挑战，牢牢把握战略主动。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大变局加速演变。未来一段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世界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面临深刻调整变化，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存在较大变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呈现新趋势新特点，国际安全形势更趋复杂。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既存在潜在风险挑战，也存在可以把握用好的重要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疫情防控成效差异成为影响各国经济表现的重要因素。全球疫情何时结束尚未可知，疫情中、疫情后世界主要经济体分化态势仍将继续，新兴经济体综合实力将继续提升，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可能从欧美转移至亚洲，全球经济格局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冲击影响巨大，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国际交往受限、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全球经济出现大萧条以来最严重衰退，对世界经济中长期发展带来的负面冲击不容低估。2020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下降4.9％和5.2％。
发达经济体经济陷入严重衰退。发达经济体投资消费持续低迷，失业率大幅攀升，主要经济指标明显下滑，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IMF预计2020年发达经济体GDP将下降8％，其中，美国、欧元区、日本GDP分别下降8％、10.2％、5.8％（见表4-1）。从历史经验看，发达经济体在经济严重衰退后失业率下降和经济复苏过程往往较为缓慢。美联储预计到2021年底美国失业率将不低于6.5％，在疫苗问世前，其经济难以完全复苏。未来一个时期，在疫情影响外部冲击和内在结构性矛盾共同作用下，发达经济体经济前景不容乐观。
表4-1 世界经济实际GDP增长率预测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2020年6月。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受到较强冲击。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外需市场持续低迷、海外资本加快回流、本国疫情持续加剧等多重挑战，经济脆弱性凸显，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向IMF寻求财政援助。IMF预计2020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将下降3％，其中，印度、巴西、俄罗斯、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GDP分别下降4.5％、9.1％、6.6％、2％。疫情冲击下，全球总需求大幅萎缩，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震荡，可能进入新一轮价格下行周期；国际资本加快向发达经济体回流，新兴经济体跨境资本流动风险加大，本币贬值压力和债务风险加剧；全球贸易投资受到严重制约，传统出口导向型新兴经济体将受到较强冲击。未来一个时期，新兴经济体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赶超发展难度可能加大。
疫情后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各方普遍认为，疫情发展情况对全球经济具有重大影响，若全球疫情在2020年内得到控制，世界经济2021年有望实现复苏，IMF和世界银行分别预计2021年世界经济增速为5.4％和4.2％。疫情后世界经济虽有望重回增长轨道，但存在较强“疤痕效应”，增速可能较疫情前有所放缓。在极端情况下，若疫情出现季节性反复甚至长期蔓延，发生全球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将急剧上升，不排除陷入全面萧条的风险。
世界经济多极化趋势仍将延续。疫情暴发前IMF预测，2019—2023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平均经济增速为4.8％，发达经济体平均增速为1.7％，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将保持较强上升势头。此次疫情中，对第三产业依赖性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受冲击更为严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有望相对较快恢复，IMF预计2021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GDP将增长5.9％，高于发达经济体4.8％的增速。从中长期看，新兴经济体总体将保持崛起势头，国际力量对比将更趋平衡。
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长期存在的风险隐患逐步暴露，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收入差距扩大、主权债务攀升等制约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仍未消除，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减少、低利率环境等新的制约因素凸显，长短期因素交织叠加，外生冲击与结构性问题共振，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不确定性增强。
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当前全球普遍面临人口出生率下滑、人口老龄化加剧的较强压力，预计未来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将普遍出现劳动参与率下降、人口抚养负担加重的情况。联合国2019年人口展望报告预计，全球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由目前的13.5％上升到2030年的16.5％，其中亚洲将由目前的13.4％上升到17.2％。IMF研究认为，全球老龄化负担将持续加重，到2050年将有55个国家老年抚养比超过40％，接近目前日本的人口老龄化程度。
结构性改革进展缓慢。发达经济体结构性改革迟迟难以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投资需求增长乏力，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测算，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下降，2008—2018年美国、德国、英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较国际金融危机前分别下降0.7个、0.2个、0.3个百分点。为应对疫情冲击，发达经济体再次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持续推升金融资产和房地产价格，金融与实体经济脱节趋势明显，加剧不同阶层民众收入差距，社会不满情绪增强。发展中国家也普遍面临经济结构单一、社会治理能力不强、民族宗教矛盾尖锐等挑战，经济抗风险能力不足，保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难度较大。
全球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国际金融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杠杆率整体水平明显攀升。国际金融协会（IIF）数据显示，全球债务总额已经由2008年的178万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019年的255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比重超过322％（见图4-1），随着各国为应对疫情继续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预计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占GDP比重将进一步上升到342％。IMF预计，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将达到101.5％，较2019年大幅提高18.7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明显减小。此次各国应对疫情支持政策规模巨大，政府负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继续大幅攀升，一些国家财政赤字货币化趋势明显。未来一个时期，发达经济体财政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收窄，流动性宽松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用更趋减弱。此外，民粹主义和单边主义势头上升，制约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能力，不利于共同应对国际经济金融风险。
图4-1 全球债务总额及其占GDP比重变化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协会。
伴随主要经济体力量对比加快变化，大国之间竞争博弈日趋激烈。但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
中美大国战略竞争加剧但仍存合作空间。随着中美综合国力不断接近，美国不适应感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高科技、地缘安全等领域对我国针对意图明显。同时，中美同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经济在未来较长时期内仍具有较强互补性，双方经贸联系紧密，人员往来密切，在促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反对恐怖主义、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领域具有广泛共同利益，中美仍具有管控分歧寻求合作的较大空间。
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和各方共同愿望。国际社会面临“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四大挑战，解决国际减贫、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地区热点问题等各类传统和非传统挑战仍需加强国际合作，求和平、谋发展的时代潮流不会改变，建设繁荣美好世界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共建“一带一路”的成果更加惠及各方，将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以货物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为主的经济全球化传统动能更趋疲弱。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受阻，主要发达经济体积极推动建立排他性保护性较强的区域贸易协定。受疫情影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明显抬头，各国内顾倾向进一步加剧。未来一个时期，国际经贸规则主导权之争更趋激烈。经济全球化虽然遇到逆流，但求合作、谋发展仍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世界经济和全球产业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分工格局，不可能完全脱钩，也不可能根本逆转。
经济全球化遭遇挫折挑战，给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但从中长期来看，经济全球化符合全球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符合科技进步的方向、符合多数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其深入发展的根本大势难以改变。全球产业分工对经济全球化具有强大诉求，交通基础设施及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降低了物流和信息传输成本，技术进步促进一批新产业新业态兴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各区域广泛分布。跨国公司根据各国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产业链供应链全球布局，对降低关税壁垒、强化国际产业合作具有积极意愿，成为经济全球化长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近年来，部分发达经济体积极通过贸易保护政策推动全球贸易规则体系重构，对新兴经济体带来新的挑战。WTO贸易规则体系面临较强改革压力。2017年以来，西方国家以推动WTO改革为名，要求解决“非市场导向”问题，就国有企业补贴、市场准入、强制性技术转让、数字贸易壁垒、发展中国家地位认定等方面制定新规则。一些国家阻挠上诉机构法官补选，影响WTO行使贸易争端解决功能，削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能力。各主要经济体围绕WTO贸易规则改革持续展开复杂博弈，美国认为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划分的高收入国家、G20成员、贸易额占全球5‰以上的国家等四类国家，不应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应从发展中国家“毕业”，涉及中国、印度、南非、阿根廷、沙特阿拉伯等20多个国家。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加快落地。国际贸易规则体系面临复杂调整博弈，发达经济体积极主导推进“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高标准贸易规则，大型区域性贸易协定成为强化区域经济循环的重要动力。欧日经济伙伴协定（JEEPA）、美墨加协定（USMCA）、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已经全面生效，东盟发起并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经济体加入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呼之欲出。主要经济体积极推进各类大型自贸协定，区域性、排他性、保护性明显，新兴经济体面临更高贸易投资规则要求。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度演进、相互交织，正处于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科技竞争越来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方面，可能重构全球经济格局和创新版图，进一步影响甚至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新一轮科技革命呈现智能化主导、融合式“聚变”、多点突破的态势。以5G、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与生物工程、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技术交叉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加速广泛展开，将前所未有地推动生产生活方式发生颠覆性变革，现有产业形态、分工和组织方式面临深刻变化。从微观层面看，企业组织形态将逐步由大型公司向平台化、分散化和普惠化转变。从中观层面看，新兴产业将日益发展壮大，新技术在传统领域的广泛运用也将推动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大量涌现。从宏观层面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更加依赖资本和技术投入，将对各类要素分配占比产生深远影响。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将弥合全球劳动力成本和生产成本差距，深刻改变国家间比较优势和发展位势。科技革命将全面影响全球能源格局、安全格局和产业格局。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决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能源技术革命将大幅降低对传统能源依赖，改变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太空、深远海、信息网络等技术战略地位更加凸显，国防安全格局将发生深刻改变。全球价值链布局发生变革，技术和市场可能取代成本成为价值链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全球产业格局将深刻调整。科技革命或再次拉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差距。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发达经济体牢牢掌握技术、资金和规则优势，且仍在加大战略投入。同时，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和技术成为决定各环节成本的主要因素，劳动力在生产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用低人工成本吸引制造业转移、加快工业化的机会窗口可能逐渐收窄，若没有新的开放路径和赶超模式，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差距可能趋于拉大。
尽管发达国家仍主导全球创新格局，但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快速提升，各国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将空前激烈。近五年来，美国、欧盟所占全球研发投入的比例持续下降，而我国占比已经增至20％以上。虽然我国在基础研究水平、核心技术掌控能力、领军人才数量等方面尚有差距，但在研发投入、新兴产业发展、独角兽企业等创新指标增速方面名列前茅，创新发展前景可期。从长期看，我国将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一极，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将成为创新活跃地带，多极化全球创新格局将逐步成型。
随着近年来全球贸易增速明显放缓，全球价值链在全球经济中占比持续下降。受疫情影响，各国更加重视供应链安全、推动产业链收缩，生产网络区域化、本地化趋势更加明显，国际产业分工格局面临深刻变化，区域性经济循环有望进一步强化。
受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战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全球价值链活动持续放缓，各国参与度普遍降低，全球价值链的长度和跨境次数明显下降。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相关研究，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其跟踪研究的17个大型行业全球价值链中，有16个处于持续收缩状态。2007—2017年，虽然全球贸易绝对值持续增长，但在同一批价值链中，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从28.1％下降到22.5％。
疫情影响下，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链条环节较多、运输距离较长等问题进一步暴露，越来越多企业转而在主要消费市场附近采购。主要发达经济体更加强调重要产品自给自足，减少民生等关键领域对外依赖，制造业回流可能加快，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本地化、多元化倾向增强，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产业链体系加快形成。未来一个时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有望推动相关伙伴国之间贸易投资增长，发挥推动构建东亚经济循环体系的重要作用。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技术将深度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各个环节，全球价值链加快向生态化、智能化、平台化以及多业态融合的方向转变，新型价值链不断出现。疫情对全球人流物流形成较强冲击，传统产业链供应链线下供需对接模式受到较强制约，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数字化进程有望加快，各国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有望提升经营效率、降低运营成本，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升级重塑。
受生产成本比较优势变化、中美经贸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叠加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出现调整，原有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加快推动减税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原有世界经济大循环面临调整。与此同时，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进入到突破迸发的关键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国家间由于数字基础设施投资、高端人才储备、知识经验和关键共性技术差异所导致的“数字鸿沟”逐步扩大，发达经济体吸引产业回流的能力可能得到提升。
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大幅降低信息交互成本和改变生产模式，全球信息流、服务流相较商品流将更加频繁，从而推动各种新型分工模式迅速发展。制造业研发环节可能独立于生产环节，各国研发团队开展协同创新并最终转化为产品或服务，将成为高技术制造业分工的新热点。生物医药等领域采用研发合同模式整体外包研发环节，将成为服务业跨国分工的热点。各类微观主体共享互联网平台以及大数据资源，彼此互为需求方和供给方，共同开展扁平化、分散化合作的新型分工模式将加快发展。
随着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平衡发生深刻变化，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世界政经格局变化趋势，存在深刻调整和不断完善的客观需要。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全球多边机制以及国际组织的影响力、有效性面临的挑战进一步加剧。“十四五”时期，全球治理格局将更加复杂多变，传统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将发生深刻变革，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有望逐步提升。
近年来，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金砖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未来一个时期，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持续攀升，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诉求不断增强，其话语权、影响力有望继续提升。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间将围绕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进行复杂博弈，在联合国改革、WTO多边贸易机制改革等关键议题上，协调难度仍然较大，全球经济治理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风险可能加大。
二战后，西方主导和推动建立了以联合国、世界银行、IMF、WTO等为支柱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发挥了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但现有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难以适应发展需要，有效性、包容性、安全性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世界银行、IMF等国际治理机构变革缓慢，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诉求难以得到充分体现。当前，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存，主要经济体国内政策的外部效应日益突出，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往往引发世界经济剧烈波动。未来一段时期，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有望延续变革趋势，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和治理体系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展模式弊端持续暴露，主导地位面临较强挑战，新兴经济体普遍选择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自主发展道路，全球治理理念和价值取向更趋多元化。新兴经济体在重要全球治理平台的代表性不断提升，有利于推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强化各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互学互鉴，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协调发展。
疫情冲击下，全球公共卫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部分国家地区卫生体系薄弱、应对疫情能力不足问题凸显，国际社会对加强应对疫情国际合作、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呼声不断增强。未来一个时期，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更加凸显，亟待国际社会团结应对全球公共卫生挑战，更好发挥联合国和世卫组织领导作用，提高全球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协作水平，提升公共卫生问题在国际议程中的位置，推进健康领域重大国际合作。
近年来，受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和资源禀赋制约等影响，我国能源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从中长期看，全球能源治理体系仍有待完善，新兴能源消费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话语权和定价权有待提升，全球能源供给保障和能源安全仍面临诸多挑战。
全球能源结构正向清洁化、低碳化、电力化转变，非常规油气开采技术重大突破提升油气资源的供应能力，天然气应用将更加普遍，可再生能源成本加快下降，与常规化石能源“平价上网”前景可期。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加快调整，从需求看，世界经济增长的单位能耗将持续下降，全球能源需求将平缓增长。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能源需求大幅增长，亚洲将成为全球石油天然气主要进口地，需求“重心东移”趋势加速。据埃克森美孚公司2019年世界能源展望报告，与2017年相比，2040年OECD国家能源需求将下降6％，非OECD国家将增长68％，其中，中国、印度和非洲国家将分别增长21％、90％和67％。从供给看，随着美国页岩油气革命的冲击和多种新兴供应源的相继出现，油气生产供应呈现“重心西移”和“多中心化”的发展趋势。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数据，美国天然气出口量从2010年的308.4亿立方米增长到2019年的1 316.5亿立方米。相关研究认为，美国即将成为能源净出口国。随着美国逐渐从传统的石油消费国向石油出口国转变，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全球石油市场掌控能力逐步削弱，全球原油供给端呈现美国、俄罗斯和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OPEC之间三方博弈格局。中东局势对国际能源市场仍然影响较强，委内瑞拉、伊朗等重要能源供应国存在较强政治和安全风险，可能加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当前，新的能源科技成果不断涌现，能源技术创新进入高度活跃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迭代，对世界能源格局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主要能源大国均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快能源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成为能源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传统化石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核能安全利用、能源互联网、大规模储能、先进能源装备和关键材料等重点领域加快突破创新。世界主要国家均把能源技术创新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突破口，抓紧抢占发展制高点。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体系未能体现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变化趋势，国际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农产品定价中心集中在欧美发达经济体，中国、印度等新兴能源消费大国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体系中的话语权仍有待提升，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整体较弱。国际能源格局多极化趋势明显，美国加快实现能源独立，越来越将能源作为谋求地缘政治和战略利益的手段。世界主要大国围绕保障能源供应、控制能源战略通道、影响国际能源市场价格、引领能源创新变革的博弈更趋激烈，可能引发能源产区、通道与要冲所在敏感地区的地缘冲突，加剧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国际能源安全环境趋于复杂，对于新兴能源消费大国维护能源安全不断提出新挑战、形成新风险。
“十四五”时期睦邻友好、互利合作仍是世界的主流，但伴随大国关系深刻调整，传统安全风险明显上升，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重大传染性疾病、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风险持续蔓延，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对全球和平稳定发展形成重大风险挑战。
“十四五”时期，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呈现增多趋势，其中亚太、中东和欧洲依然是主要热点地区。亚太方面，美国积极实施“印太战略”，印度提出“季风计划”战略构想，日本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朝鲜半岛问题走势仍存变数，中亚、南亚地区局势稳定存在风险，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中东方面，美俄等域外大国，以及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域内大国之间斗争博弈将继续上演，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矛盾突出，伊朗核问题陷入僵局，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热点国家持续冲突。欧洲方面，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抬头或加剧欧盟的分裂与震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欧洲一体化发展势头，不仅危及欧洲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甚至对全球政治秩序、经济格局和社会走向产生进一步影响。此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风险呈上升趋势。宗教原教旨主义通过信息技术等手段传播，影响力及扩散范围将更加广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国际化趋势增强，化整为零向欧洲、东南亚、中亚等持续渗透，极端主义总体呈扩大趋势，反恐局势更加严峻复杂。
受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影响，各国达成气候变化协同政策更加困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报告显示，如全球变暖得不到有效遏制，全球气温最早将在2030年较工业革命前时期上升1.5摄氏度，并将在未来持续上升。全球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和海平面上升，持续冲击农业生产稳定，严重威胁部分岛国及世界沿海地区安全。
全球人口增长速度总体趋缓，生育水平和意愿普遍下降，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需求进一步上升，社会保障体系面临重大挑战。全球人员流动更为便捷，各类传染病传播速度和扩散范围扩大，新型病毒和耐药性病菌加速涌现，跨区域、跨国界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频现。全球污染排放持续增加，地区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和民众公共健康形成严峻挑战。对新技术负面影响估计不足、监管不够的问题突出，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深度融合，对社会治理造成新的挑战。网络安全和技术伦理问题增加社会不确定性，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导致传统认知伦理受到冲击，各类不确定性风险明显增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期新内涵，变压力为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洞察世情国情变化，准确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开阔了视野、坚定了信心。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号巨轮在劈波斩浪、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进程中创造和维护了新机遇，赋予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以新的内涵。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要素资源配置更趋优化，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升级，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为把握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创造有利条件，为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重大机遇。要素禀赋持续优化，有力助推供给质量提升。伴随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城乡区域发展更趋协调，社会结构加快变化，我国要素供给质量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提升，具备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对冲劳动力总量减少、持续提升人力资本水平的较大空间。铁路、公路、桥梁、水利工程等传统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完善，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新型基础设施加快发展，与技术、高素质人才等生产要素联系更加紧密，成为拉动需求增长和推动供给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要素禀赋决定供给质量和层次，我国要素比较优势加快从传统的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转向高素质人才、高质量基础设施、知识产权、大数据等优质生产要素，供给结构也由过去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低端服务等较低层次，转向以高品质消费品、高端设备、新型服务等为代表的新供给，将有效推动我国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需求潜力加快释放，推动供需向高层次均衡跃升。随着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完成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广大乡村人口将释放出对更高品质商品和服务的较强需求，为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进入以人为本、规模和质量并重的新阶段，“十四五”时期将有较大规模乡村人口转入城镇，消费理念、消费习惯均会发生较大变化，也将带动消费结构升级。随着我国加快由中高收入经济体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中等收入群体有望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将大幅度增加对于航空旅行、高质量商品、高品质养老托幼服务等“高端消费”的需求。需求结构的持续升级将倒逼供给质量和层次提升，实现供需不断由低层次平衡向高层次均衡跃升。收入分配更趋优化，有效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平衡性。近年来，我国职工工资保障机制更趋健全，劳动在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相对上升，二次分配政策力度不断加大，社会收入分配更多向劳动者倾斜，相对贫困地区、农村人口、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此外，基于网络化、分散化、扁平化、去中心化的新型生产方式，有利于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实现自身价值，也有利于推动收入分配更趋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优化有助于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加快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推动供求关系形成“收入提升—需求升级—供给升级—创造新的需求”的良性循环，有效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积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厚积薄发”，已经进入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越、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新阶段，全球创新格局深刻变化总体对我有利，科技创新将越来越成为我国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当前我国应用技术和集成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积累形成了丰富的科技创新人才体系，技术要素比较优势更趋明显，正在进入全球知识产权大国行列，全社会创新意愿不断增强，为我国加速由集成创新迈向原始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十四五”及更长时期内，我国科技教育投入成效将持续显现，高素质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科技体制改革将持续深化，将逐步成为全球原始创新的重要源泉。创新能力特别是原始创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既有利于我国在新兴产业领域抢占全球制高点，把握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主动，也有利于传统产业依托新技术进行升级改造，带动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全球创新格局深刻重构，带来我国增强全球创新治理能力、倒逼创新发展的重要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创新力量对比“东升西降”趋势更加显著。我国在全球创新链中地位日益重要，全球创新治理体系总体上朝着于我国有利的方向发展，我国有望在全球创新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美大国科技竞争将倒逼我国持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我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博弈存在较强运筹空间。我国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具备强大国内市场和丰富创新人才资源，已成为国际科技研发和交流合作不可或缺的力量。美对我科技战略打压受到跨国企业、国际学术界教育界广泛反对，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也普遍不愿选边站队，我国有望持续深化国际科技交流，有力助推科技自主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颠覆性创新带来“归零效应”，形成我国跨越赶超发展重要机遇。大科学时代，学科间交叉融合态势加强，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以几何级数渗透扩散，前沿技术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变革发展，带来若干领域的革命性变化，推动形成颠覆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创造新的技术轨道和经济范式，产生明显的催化、叠加、倍增效应，成为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引擎，将深刻改变国际创新竞争格局。颠覆性创新具有强大替代效应，使传统产业长期积累的知识、技术、资本、市场、人才等方面投入成为沉淀成本，带来传统产业的“归零效应”和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颠覆性创新抓住了就是重大机遇，为我国后来居上、换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以开放促改革和以改革促开放的双向互促阶段，深化改革开放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将加快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深化改革不断释放我国发展优势，加快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深化改革促进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动制度建设和治理效能更好转化融合，不断提升我国制度竞争力，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深化改革加快完善市场机制，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促进统一大市场加快形成，有利于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深化改革加快完善产权制度，加强民营企业产权保护，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稳定社会预期，有利于充分释放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动力活力。深层次改革攻坚不断取得更大新进展，促进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我国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重大改革任务深入推进，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加快构建，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各类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加快实现自主有序流动，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将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有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制度型开放与全面深化改革协同推进，释放经济创新发展活力。我国对外开放的重心将由以吸引各类生产要素流入为主，转向更好统筹优化配置国内国外优质生产要素。制度型开放的深入推进，将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生产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有机统一，使我国成为对高端人才、先进技术、数据资源、创新投资等优质要素更具吸引力的开放高地，大幅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和创新发展活力。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有利于更好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的重要经验，当前我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世界经济联系更趋紧密。我国凭借独特的市场规模优势、营商环境优势、产业基础优势、投资回报优势和科技创新优势，发挥世界经济发展“稳定器”和“动力源”作用，将成为国际开放合作的重要引领者和贡献者，有利于我国在与各国互利共赢发展中实现自身发展质量的提升。
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建设美丽中国和持续优化生态环境，有利于形成经济新增长点和增强发展可持续性，有利于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和增强我国国际影响力，是新形势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加快绿色发展将有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质量问题，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生态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问题，只有着力推进绿色发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真正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质量问题。绿色发展以能源低碳化、产业循环化为主要方向，通过改进设备、重塑工艺流程、使用清洁能源等方式，积极推动产业绿色改造，从根本上减少污染物生产排放，具备较强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大力推动绿色发展，能够有效引导人流、物流、资金流流向生态产业，逐步引导市场主体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将释放强大经济发展动能，有利于推动产业变革和绿色创新发展。绿色经济体现内涵式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绿色发展与产业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发展深度融合，将形成新的高质量供给，催生新的绿色增长动能。从产业方面看，我国节能环保、清洁能源、清洁生产等绿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逐步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我国制造业产能改造升级潜力巨大，在推动新建产能对标全球领先水平、占领绿色技术制高点等方面具有巨大潜力空间。推动产业绿色发展、向绿色经济要生产力，将有效促进产业结构高端化，有利于打造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从投资方面看，我国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具有巨大投资潜力，污水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每年新增投资需求超过1万亿元。从消费方面看，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全社会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化，将推动绿色产品、绿色服务需求保持较快增长，绿色建筑、电动汽车、清洁取暖、高效制冷、智能家电等绿色需求已经成为居民消费升级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将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有利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国高举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大旗，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通过气候外交、绿色倡议和绿色行动，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有效维护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负责任大国形象不断展现，国际社会认同和国际话语权不断提升。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与我国绿色发展理念相近，在绿色发展技术方面具有较强优势，积极与我国开展生态环保绿色合作。广大新兴经济体迫切希望借鉴我国绿色发展经验，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生态文明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前景广阔。
近年来，我国与世界互动关系深刻调整，在市场、资源、国际事务、治理规则等方面，逐步由对外依赖、积极参与、被动接受，转向相互依存、主动引导、双向互动。我国已经具备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营造更好发展外部环境的条件和能力。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为我国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提供机遇。全球经济增长重心由发达经济体加快转向新兴经济体，以我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政经格局中影响力总体提升。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支撑带动作用更趋凸显，各方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重大问题上对我国更加倚重，我国在国际合作中“朋友圈”越来越大，志同道合者越来越多，为我国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朝着于我国有利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际经贸规则重构为我国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发展提供机遇。全球经贸格局深刻变化，发达经济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意愿和能力明显削弱，现有国际经贸规则体系难以为继，新兴经济体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不断增强。当前，维护经济全球化发展方向、推进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仍是主流，国际社会普遍期待负责任大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使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规则更加公平公正合理，构建和平发展新范式。各方对我国更好发挥“中国作用”、引领推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期望不断增强。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多元化为增强我国发展理念吸引力提供机遇。当前，原有全球治理体系弊端日益显露，全球经济治理理念呈现多元化发展格局。在长期国际经济合作和全球经济治理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基本理念，以及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相比传统结盟、排他、“零和”的旧观念，新理念更加注重全球经济治理的公正性、平等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充分体现各参与方的利益诉求，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肯定认可。全球经济治理平台的新一轮创设为推动落实我国发展方案提供机遇。近年来，“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机构影响力不断提升，成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补充，为各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助力支持，为我国更好参与引导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分享中国发展经验、发展方案，主动创造发展新机遇提供重要支撑。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分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分阶段明确了到2035年和本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我国将由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发展将呈现阶段性新特征，面临新变化新挑战。
目前，我国拥有联合国标准下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规模自2010年以来连续位居世界第一，服务业规模和质量不断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力不断提升。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发展环境的变化，产业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体系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向着更高级的形态发展。三次产业结构持续调整。2019年第二、三产业占比分别为39％、53.9％，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平均在20％～30％、70％左右的水平相比，还有较大调整空间。按照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左右的五年间，工业占比普遍下降了2～4个百分点。“十四五”时期我国第一产业占比可能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比重关系将逐步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占比提升。随着我国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工业体系正逐步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制造业技术含量和盈利能力稳步提升，“十四五”时期我国工业增加值率将有望扭转下降态势。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发展较快。传统服务业的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从2015年的34.7％减少到2019年的32.8％，信息技术、金融、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占比则稳定在50％左右的水平（见图4-2）。随着服务业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十四五”时期现代服务业占比将持续增加。
图4-2 传统服务业与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十四五”时期，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发展，产业数字化转型的范围、深度和效能还将持续拓展优化，将进入以智能技术广泛赋能、产业互联升级重构、智能驱动加速显现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上云企业比例将持续提升。目前，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比重仍然不高，随着技术条件不断改善、平台赋能不断增强、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尤其是围绕数据生产要素的基础性制度日趋完善，工业网络改造、工业数据采集、装备数字化升级将不断加快，数据驱动的生产模式将加速拓展，使更多企业通过上云用数赋智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占比有望继续攀升。数字经济将成为“十四五”时期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趋势加快发展，我国2019年数字经济规模达35.8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6.2％。2017年美国数字经济规模以11.5万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德、英、美数字经济规模占比分别达61.4％、60.3％、59.3％，我国仍存在显著差距和较大增长空间。未来一段时期，数字经济将成为带动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将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现代化水平。
“十四五”时期，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加快调整重构，我国产业链将呈现两大趋势性特征。本土产业循环将更加健全、产业链更加完备。近年来，我国国内产业循环进一步增强，产业链补链、增链的趋势更加明显。我国货物贸易依存度已从2006年峰值的64.2％下降至2019年的31.8％（见图4-3），出口产品中的外国增加值占比从2005年的26.3％下降至2015年的17.3％，最终需求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2005年的80％提升至2015年的86％，“十四五”时期这些趋势还将继续强化。我国提升产业全球价值链位势难度增大。在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压力下，我国产业逐步向更高附加值业态发展。我国出口产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从2005年的15.6％稳步提升至2015年的17.5％，但距离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22％的平均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十四五”时期，受国际经贸格局更趋复杂、国际技术交流合作限制增多因素影响，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难度可能进一步加大。
图4-3 我国货物贸易依存度年度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近年来，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投资消费比例关系更趋协调，需求结构发生深刻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适应内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
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巨大内需潜力，在疫情冲击下发挥着稳定全球最终需求的重要作用。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全球化呈现生产分散化、消费区域化的特征，我国全球生产中心地位可能相对弱化，而强大国内市场的全球吸引力将不断增强，成为重要竞争新优势。随着我国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国内经济循环将进一步畅通和加强，强大的国内市场将成为支撑周边生产网络、构建以我为重心的区域经济循环体系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不断巩固，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的特点更趋明显。城乡住户一体化调查数据显示（见图4-4），2013—2019年全国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占比从31.2％下降到28.2％，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和居住等发展型消费支出占比从52.5％提高到57.2％，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已提高到45.9％。按照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演变的一般趋势，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服务性消费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将呈现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发展的趋势。但也应看到，受疫情冲击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影响，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面临挑战，未来消费升级仍存在一些阻碍和瓶颈。
图4-4 2013年和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结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十四五”时期，我国投资增长仍具有广阔空间，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有效投资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投资内部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的趋势将会延续。生产性投资有望保持平稳增长。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及新技术广泛应用，推动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将为生产性投资打开增长空间。根据制造业大国相关经验，在类似发展阶段，生产性投资潜在增速区间保持在3％～5％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可能放缓。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在较长时间保持较高增速，随着基础设施总体水平逐步提升，叠加债务水平和投资回报率约束，土地财政空间收窄，地方政府融资更加规范，或将导致基建投资增速回落。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将成为重点投资方向，并将引致更多相关领域投资增长。
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已进入从以商品输出为主，转向商品和资本输出并重的阶段，内需持续扩大带动进口较快增长，促进贸易收支平衡和贸易结构优化。货物贸易顺差和服务贸易逆差均趋于收缩。我国货物贸易结构更趋优化，一般贸易增长较快，占货物贸易总额已经接近60％，加工贸易占比持续下降。货物贸易顺差在2015年达到5 939亿美元的峰值后回落至2019年的4 215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由2018年的2 582亿美元降至2019年的2 178亿美元，随着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加快发展，服务贸易逆差有望进一步缩小。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占比将持续“一降一升”。2012—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货物贸易比重从89％以上逐年回落到85.4％，服务贸易占比持续提升。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速，数字服务贸易不断发展，随着我国服务领域加快扩大对外开放，特别是数字经济方面优势逐步显现，我国服务贸易有望保持较快增长。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开放水平还不高、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仍有待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占比将持续较快上升。国际经贸摩擦形势更趋严峻，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发生变化，2019年欧盟、东盟、美国和日本为我国前四大贸易伙伴（见表4-2），其中东盟首次取代美国成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前十一大贸易伙伴占比超过73％。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约30％，随着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需求水平持续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经贸联系将更趋紧密。
表4-2 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占贸易总额比重变化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海关总署。
受技术追赶空间相对收窄、劳动供给数量逐年减少、资本回报率不断下降、生态环保标准持续提升等因素影响，更多依靠扩大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投入以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实现可持续发展将更多依靠提升要素投入质量和要素使用效率。
近年来，我国人口增长趋势总体放缓，人口老龄化压力加大，65岁以上人口的数量和比重呈现加速上升态势。劳动力供给连续下降，近五年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年均降幅约440万人，流动人口数量2014年达到2.53亿人的峰值之后逐步回落。2018年以来，就业人数总量开始下降，劳动力数量优势和与之相关的低成本优势进一步被削弱。与此同时，人力资本的质量明显提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至10.5年，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进一步缩小。2019年，我国毕业大学生达834万人，其中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类专业毕业生占比接近60％，其数量和比例均明显高于美国，这将为推动产业升级、强化创新驱动提供重要人才保障。
我国人均物质资本存量约相当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当前水平的1/3，但明显高于上述经济体在类似我国发展阶段时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资本规模快速扩张受到资本结构不合理和储蓄率下降的制约。我国资本结构中建筑类比重偏高，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和设备类投资的比重偏低，且从2012年开始，结构失衡还存在固化的倾向。高投资与高储蓄往往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我国国民储蓄率仍保持在40％以上，但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居民消费持续增长，储蓄率自2011年以来一直呈下降趋势。
改革开放前30年，伴随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我国要素资源配置效率持续较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在4％以上，近年来受各种因素影响增速有所放缓。未来一段时间，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快提升，将更多依靠技术进步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更多依靠扩大高水平开放和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更多依靠发挥市场规模优势和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十四五”时期，进一步释放增长潜力，需要不断推动经济增长动能从依靠要素数量投入，转向更多依靠要素质量提升。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为重要要素之一。当前数字经济正在加快引领新经济发展，数字经济覆盖面广且渗透力强，与各行业融合发展，形成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增长点，同时在城市交通、老年服务、城市安全等社会治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凸显，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将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城乡结构变动将呈现新的特征。同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正在逐步形成。
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6％，城镇化发展更多由速度增长转向质量提升。预计“十四五”时期，由城乡划分范围调整带来的城镇人口增长将明显下降，城镇人口自然增长率将略微下降，此外，随着农民工数量总体下降，城乡之间迁移人口对城镇化的贡献率也将进一步下降。预计“十四五”时期，我国城镇化率仍将继续攀升，但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
当前，经济增长带和增长极的带动作用较为突出，经济和人口向大城市及城市群集聚的趋势更加明显。在新形势下，区域政策将更加强调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使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建设用地等资源将向中心城市和重点城市群倾斜，进一步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将推动形成若干能够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地区，以及一些重要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引领作用将进一步强化和凸显。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乡村地区发展的基础设施短板和弱项得到有效补齐，城乡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加快，乡村地区要素产权得以激活，将进一步优化乡村地区要素资源配置。“十四五”时期，城乡之间的融合度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和农村“二元化”特征将更趋淡化，更加强调城市圈、城市群等区域一体化发展，各类要素将融入区域整体规划中进行统一配置，乡村发展的要素供给和保障水平将不断提升，有利于释放乡村发展活力和潜力。
“十四五”时期，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不断完善落实，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效果逐步显现，区域发展协调性总体上有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各区域在总体发展更趋协调中也存在分化发展态势。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已初步走上高质量发展轨道，一些北方省份增长放缓，全国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各板块内部也出现明显分化，部分省份内部也存在分化现象。特别是部分区域发展面临较大困难，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补齐短板、激发活力，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
近年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有力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呈现稳步改善提升趋势，但过去长期积累的环境问题解决起来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并不稳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重要窗口期，生态环境治理仍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
随着全社会对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认识持续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体系不断健全，我国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功能性总体提升，但受历史欠账较多、生态系统修复周期较长等因素影响，生态系统质量功能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不高，全国乔木纯林面积达10 447万公顷，占乔木林比例达58.1％，占比偏高；全国乔木林质量指数为0.62，整体仍处于中等水平。草原生态系统整体仍较脆弱，中度和重度退化面积仍占1/3以上。土地质量问题依然严峻，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61亿公顷，沙化土地面积1.72亿公顷，水土流失面积2.74亿公顷，局部区域水土流失问题仍然在加剧。近岸海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不佳，红树林面积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减少了40％，珊瑚礁覆盖率下降、海草床盖度降低等问题较为突出，自然岸线缩减的现象依然普遍，防灾减灾功能退化。部分河道、湿地、湖泊生态功能降低或丧失。
近年来，我国水资源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但人多水少、时空分布不均的基本水情难以改变，单位国土面积水资源、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仍处于国际较低水平，水资源保障仍是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水资源供给结构性矛盾突出，部分地区水资源过度开发，经济社会用水大量挤占河湖生态水量，水生态空间被侵占，流域区域生态保护和修复、用水保障、水质改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面临严峻挑战。2019年全国仍有65个国考断面水质为劣Ⅴ类，黄河、淮河、辽河、海河和松花江流域水质总体仍为轻度污染，仍有8个入海河流断面水质为劣Ⅴ类（见图4-5）。地下水水质总体上并不乐观，一些地区长期大规模超采地下水，形成地下水漏斗区，引发地面沉降、海水入侵等生态环境问题，部分地区地下水污染严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有72个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源存在不同程度的超标情况，部分城市过度挖湖引水造景，加剧水资源紧缺，破坏水系循环。全国废污水排放总量居高不下，不少河流污染物入河量超过其纳污能力。
图4-5 2019年七大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西南诸河水质状况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2019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近年来，大气环境治理取得明显成效，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但也应看到，大气环境质量改善成效并不稳固，污染物新增量仍处于高位，“靠天吃饭”的情况仍然突出，空气质量改善提升的空间仍然较大。2019年全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180个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不达标，占比达53.4％；累计发生重度污染1 666天，比2018年增加88天；PM2.5平均浓度为36.3微克/立方米，仍然高于国家二级标准35微克/立方米的水平。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PM2.5平均浓度仍为国家二级标准的1.6倍左右，区域空气重污染过程时有发生。汾渭平原近年来主要空气质量指标呈恶化趋势，是当前全国SO2浓度最高的区域。长三角、成渝、长江中游等地区季节性大气污染问题突出，特别是秋冬季时节，北方地区重污染天气仍然多发频发。
贯彻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有待进一步深化，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路径有待进一步探索，对生态环境治理的规律性认识有待进一步增强。迫切需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进一步落实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的要求，防止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活动大量挤占和破坏生态空间。生态环境保护具有明显的公益性、外部性，盈利能力低、项目风险多，加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仍不够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缺乏有效途径，激励社会资本投入生态建设的有效政策和措施仍然不足，社会资本进入意愿仍然不强，生态环境治理多元化投入的体制机制有待加快建立健全。同时，随着人民群众对环境风险的认知能力提升、防范意识增强、容忍度降低，将对生态环境治理水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我国社会结构加快调整，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服务和社会保障压力，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源增多、“燃点”降低，社会治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2019年我国14亿人口中，0～15岁占17.8％，比2015年小幅上升0.2个百分点；16～64岁占69.6％，比2015年下降2.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占12.6％，比2015年上升2.1个百分点（见表4-3）。综合当前各年龄段人口规模、新出生人口及人均寿命变化等因素，“十四五”时期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特征可能由“十三五”时期“两升一降”转变为“两降一升”，即：新出生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进一步下降，老年人口持续增加。联合国人口署预测，2025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14％，将达到其划定的深度老龄化社会标准。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推高医疗费用和医保支出规模，特别是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下降，将导致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对养老保障可持续性造成严峻挑战。同时，人口老龄化将极大影响消费需求、改变消费结构，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提升需求迫切。
表4-3 2015年和2019年人口年龄占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形成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中等收入群体。“十四五”时期，我国有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居民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将不断提高，多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中等收入群体将逐步扩大。但仍要看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相对经济发展水平滞后明显，美、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与我国相近阶段，中产阶级迅速扩大，占比接近或超过50％，我国与之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中等收入群体内部不平衡问题仍然突出，农村“扩中”任重道远，中等收入群体中较低收入人群占比较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存量和增量也很不稳定，部分中等收入群体就业稳定性较低、福利保障水平不高，部分退休人群面临退出中等收入群体风险。此外，严峻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也将对就业和收入产生较大影响，“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形成面临更多困难和挑战。
家庭结构变化受经济和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人口政策、社会保障体系等多重因素影响，我国家庭结构变化经历了规模小型化、结构多样化、成员居住分散化等过程。未来一段时期，结婚率和生育意愿下降、离婚率上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人口老龄化等推动家庭规模缩小的因素将依然存在，但边际影响可能有所减弱。受抚幼需要增强等因素影响，家庭规模小型化速度可能有所放缓，家庭规模可能继续保持稳定或略有下降。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将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家庭规模小型化、年龄结构老化、育儿需求增加，可能使家庭养老资源减少，老年人幸福感降低，“一老一小”居家照料问题凸显，对社会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十四五”时期，我国城乡居民需求结构、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等将逐步演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持续增加，基本需求标准逐步提高、高级需求进一步凸显，与民生保障手段方式相对落后的矛盾更加突出。公共服务供需错位问题仍然突出，医疗卫生、养老等重点民生领域存在有效供给不足的突出问题，供给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仍然有待提升，同时市场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主动参与、高品质精准化适配供给的局面尚未形成，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相对不足和配置不均等问题日益显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爬坡过坎、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一些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矛盾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宏观政策边际效应有所弱化，内生增长动力有待进一步释放。受内外部环境深刻复杂变化影响，各领域长期存在的重大风险也呈现出一些新变化，不确定性总体增强，对未来一个时期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新挑战。
伴随我国开放水平不断提升，与全球市场共振联动持续增强，外部输入性风险影响加大。银行表外业务增多、局部地区不良贷款暴露增加、公司信用类债券部分品种违约率上升、P2P网贷和非法集资等风险持续暴露，股市、债市、期市、汇市风险叠加，金融系统风险持续积累。同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化解压力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财政受疫情影响较大，收支平衡压力加大。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的基础尚不稳固，一些家庭受疫情冲击财务状况恶化，可能进一步加剧房地产市场风险。此外，就业增长、收入分配、粮食安全、资源能源供应等也面临不少短期困难和中长期矛盾，风险挑战增多。
在内外部环境综合作用下，社会领域新旧矛盾风险可能叠加放大，对社会治理提出新挑战。社会多元发展使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伴随社会结构加快变化、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利益群体诉求更趋复杂，收入差距拉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紧张等矛盾日益突出，治理复杂性不断增加。民生保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人民群众健康需求不断增强，医疗资源紧平衡态势可能加剧，社会保障支出压力不断加大。疫情对就业民生保障带来较强冲击，部分农民工返岗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度加大，居民收入增速放缓叠加物价上涨，部分群众基本生活面临的困难增多。
人员大规模流动将加快各类传染性疾病传播，大范围、跨区域的紧急公共卫生事件仍有可能发生，卫生、防疫等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点增多，应急综合保障需求明显增大。我国已经建立了包括风险监测、识别、研判、预警和防控在内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但在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监测直报体系、加强日常培训和应急演练、畅通社会公众参与渠道、建立共防共治体系等方面还有不少可以改进提升的空间。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各领域联系更加紧密，重大风险传导能力增强，某一领域风险可能向关联性较强的领域传导。经济、社会等领域一些问题社会关注度较高，可能被传导扩散，形成舆论热点。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扰乱渗透更为复杂，网络舆情风险预警、态势感知、应急处置的难度加大，容易致使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风险，甚至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综合分析，未来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主动影响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将明显增强，具备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和把握用好战略机遇的积极条件。
从外部环境看，随着中美两国综合实力进一步接近，大国竞争博弈加剧，这将成为制约我中长期发展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世界经济复苏困难较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全球经贸规则和产业分工体系加快调整重塑，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也应看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势难以根本逆转，变局中危和机同生并存，世界发展“东升西降”趋势明显，大国竞争博弈的“时”与“势”在我一边。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战略地位将进一步巩固，综合竞争力将不断提升，将由被动适应外部环境逐步向主动影响塑造外部环境转变，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步伐不可阻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重要历史机遇。
从自身发展看，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质量和效益有待提升、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一些重点领域风险较高，特别是受疫情冲击下公共卫生等方面暴露出一些短板弱项，这些问题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不少困难和挑战。也应看到，我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我们有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雄厚物质技术基础，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内需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特别是，我们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面对困难复杂局面时能够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突破前行的强大力量，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有利条件和优势所在。
“十四五”时期，要清醒认识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复杂变化，深刻认识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把握发展规律，发扬斗争精神，善于化危为机、转危为安，走稳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延长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崭新局面。
“十四五”时期，地缘政治格局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呈现增多趋势，其中亚太、中东和欧洲依然是主要热点地区。亚太方面，美国积极实施“印太战略”，印度提出“季风计划”战略构想，日本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朝鲜半岛问题走势仍存变数，中亚、南亚地区局势稳定存在风险，亚太地区大国博弈竞争加剧，地缘政治格局更趋复杂。中东方面，美俄等域外大国，以及伊朗、土耳其、沙特等域内大国之间斗争博弈将继续上演，地区各国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矛盾突出，伊朗核问题陷入僵局，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热点国家持续冲突。欧洲方面，英国脱欧和民粹主义抬头或加剧欧盟的分裂与震荡，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欧洲一体化发展势头，不仅危及欧洲国家治理和社会转型，甚至对全球政治秩序、经济格局和社会走向产生进一步影响。此外，恐怖主义极端主义风险呈上升趋势。宗教原教旨主义通过信息技术等手段传播，影响力及扩散范围将更加广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国际化趋势增强，化整为零向欧洲、东南亚、中亚等持续渗透，极端主义总体呈扩大趋势，反恐局势更加严峻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