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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第三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取得重大实践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指引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重大成就,全面小康社会即将建成,为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奠定了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来,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政策体系日益完善,激励机制不断创新,制度环境持续优化,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遵循、各地区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指引,践行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

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新发展理念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集中反映了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五年来,落实新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政府及社会各界的自觉行动和普遍实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促进了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发展方式加速转变。

思维方式加速转变。坚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顺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摆脱原有的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着重树立形成与新发展理念关系密切的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全球思维、底线思维。更加注重战略思维,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充分发挥,党的十九大系统谋划的七大战略深入实施,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更加注重辩证思维,坚持用客观的、发展的、全面的、系统的眼光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研判发展环境时既抓住机遇又直面挑战,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既强调胆子要大又强调步子要稳,用辩证思维谋划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得到提升。更加注重创新思维,用新发展理念破除传统思维定势,在把握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加强变革和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重大创新举措。更加注重全球思维,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提出并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国际社会共担时代责任、共促全球发展,彰显中国思想方法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更加注重底线思维,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科学研判形势发展和隐藏的风险挑战,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保持战略定力,牢牢把握主动权。

行为方式加速转变。伴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转化,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各地方、各部门谋划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行为方式加速转变,更加聚焦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加注重质量效益,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及考核方式,推动政府从追求经济规模和速度,转向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更加注重问题导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集中各方面资源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聚焦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更加注重内外联动,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立足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并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更加注重抓工作落实,建立健全规范化制度,对重大任务重视细化措施、细分责任、细排时间,通过加强监督检查,狠抓政策落地与实施,严厉查处问题整改不到位等行为。

发展方式加速转变。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发展理念的贯彻落实有力推动了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加注重发挥消费的基础性作用,我国商品市场规模持续增大,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步伐明显加快,以网络消费为代表的新兴消费蓬勃发展,服务消费增长迅猛,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更加注重推动新旧动能转换,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行业过剩产能得到有序化解,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强,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更加注重新型要素驱动发展,推动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技术创新、体制改革、管理创新、结构调整等正成为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初步构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协调性和韧性明显提升。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和信息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加速,服务业拉动作用日益凸显,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助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在2012—2019年保持6.7%的年均增长率,2019年超过11.5万元/人(按2015年不变价)。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2012—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从51.1%提升至55.4%,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内生动力大幅增强。创新驱动和引领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1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2.19%(见图3-1),已经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全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3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创新对改善经济效率的作用不断增强,2019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1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4.4%,较2012年分别提高6个和4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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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12—2019年我国R&D支出及与GDP之比

发展协调性持续巩固。通过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城乡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3年以来累计超过1.4亿农村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高于中等收入国家52%的平均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比2012年末缩小了1.0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3年的2.81下降至2019年的2.64。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一批新的城市群、都市圈、增长带成为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区域发展协同性总体增强,发展空间布局持续优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中。

发展韧性明显提升。近年来,我国积极夯实产业基础,增强产业链韧性,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城乡区域发展空间广阔,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且随着我国科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人才队伍还将不断壮大,“人才红利”对经济的推动效应将加速显现。特别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在面对国内外困难复杂局面时更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突破前行的强大力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用三个月左右时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取得明显进展,“破”“立”“降”向纵深推进,“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有效贯彻落实,供给体系适应性和灵活性不断增强。

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有序推进。去产能方面,2016年以来出台实施化解火电、煤炭、钢铁、石化、玻璃、水泥等行业产能政策,整体工作推进成效显著,工业产能利用率由2016年底的73.8%上升至2019年底的77.5%(见图3-2),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大幅提升。去库存方面,2019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较2015年末下降31.79%,其中商品住宅待售面积下降55.17%。去杠杆方面,2017—2019年宏观杠杆率年均提高2.2个百分点,比2012—2016年年均增幅低10.0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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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

降成本成效显著。着力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全面推开营改增,将税率简并至三档并调低税率;扩大小微企业税收优惠范围和力度,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取消减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推动融资成本有所降低。多次实施定向降准;推动落实差别化信贷政策,发展应收账款融资;规范银行业服务收费,降低融资中间环节费用,降低征信查询服务收费;推动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推动企业社保负担明显下降。多次降低社会保险费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降至16%,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改用全口径平均工资核定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推动用能用地成本进一步降低。通过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强化输配电价监管、清理基金附加、扩大电力市场化交易等措施,持续降低企业用电成本;降低成品油、天然气门站价格和跨省管道运输价格;推动网络提速降费;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等方式降低用地成本。着力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水平。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取消省界高速公路收费站,降低铁路、港口等领域政府定价收费标准,规范企业收费行为,推进货物运输结构调整,发展多式联运和“互联网+”物流新业态。据统计,2016—2019年累计降成本约6.7万亿元,企业负担明显减轻,竞争力稳步提高。

补短板扎实推进。瞄准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实施一批补短板重大工程,加快推动城乡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基础设施均衡、人民生活水平大体相当。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后续扶持政策体系正逐步形成。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步伐加快,推动实施一批基础设施、生态工程和特色产业项目。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深入推进,基本公共教育短板加快补齐,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持续改善,养老育幼服务扩容提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地下综合管廊(网)工程稳步推进。美丽乡村建设深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扎实展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60万亿元、70万亿元、80万亿元和90万亿元大关,综合实力大幅跃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

一、经济总量迈上新台阶

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12—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从53.9万亿元增长到99.1万亿元(见图3-3),年均增速7.1%,始终维持在合理空间,高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增速(见图3-4);GDP占世界的比重从2012年的11.4%提升到2019年的超过16%(见图3-5),2019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人均GDP从2012年的3.99万元增长到2019年的7.09万元(见图3-6),按照现行汇率比价计算,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位居前列。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我国人类发展指数从2012年的0.699提高到2018年的0.758,已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跃升至高等人类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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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2012—2019年我国GDP及其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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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主要经济体GDP增速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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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我国GDP占世界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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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2012—2019年我国人均GDP

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升。创新驱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能力明显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支撑经济发展的能力越来越强,2012—2019年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年均分别增长11.4%、9.2%和10.4%;移动通信手持机和微型计算机设备产量分别达到17.0亿部和3.4亿台,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达到70%以上;汽车年产量达2 572万辆,连续多年蝉联全球第一。服务业的拉动作用日益凸显,2012—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8.1%;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2015—2019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网上零售额年均增速分别达到12.42%、26.3%;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近4年年均增速高达19.4%和11.1%,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财政收入与经济发展更加协调,2012—2019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速7.43%,从11.7万亿元增长到19.0万亿元,与GDP之比从21.8%稳步下降到19.2%。企业盈利能力逐步稳固,2012—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平均增速为7.6%。

二、内需拉动作用明显增强

消费新增长点不断拓展。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汽车、家电、电子产品等领域回收网络体系加快完善。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服务体系和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完善,消费重点区域示范引领作用不断彰显。服务消费潜力得到释放,养老、家政服务、体育等领域消费发展壮大,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夜间餐饮、购物、演艺等服务不断丰富。放心消费环境逐步形成,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日趋完善,消费者维权渠道更加畅通。2012—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从20.7万亿元大幅提升至41.2万亿元,增速超过同期GDP增长。2019年全国网上零售额达10.6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20.7%。

重点领域有效投资合理扩大。补短板领域投资快速增长,投资在优化供给结构、提升供给质量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投资条例》发布实施,重点领域项目资本金比例适当降低。重大项目储备机制不断健全,专项债券项目建设有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更加规范,民间资本积极参与补短板重点领域建设。2012—2019年,第三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从54.3%提升至68.1%。通过合理扩大有效投资,持续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充分彰显,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三、基础设施显著改善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十纵十横”综合运输大通道初步形成,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城市轨道交通通车里程稳步增长,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有序发展,邮政、快递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度显著提升。一大批重大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实施,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建成投运,川藏铁路前期工作扎实推进。2019年,我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3.9万公里,其中高铁总里程已达3.5万公里,成为世界上高铁里程最长、运输密度最高、成网运营场景最复杂的国家;全国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超过6 700公里,成为全球开通地铁城市最多、客运量最大的国家;城际铁路运营里程已超过3 000公里,市域(郊)铁路运营里程已达到1 162公里;全国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接近15万公里,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民航运输机场达235个,旅客运输量6.6亿人次。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不断完善,一大批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能源重大工程建成投产,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覆盖全国、连通海外的能源管网初步形成,智慧能源、储能、综合能源服务等一大批能源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我国已成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2019年我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39.7亿吨标准煤,煤电、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居世界第一。11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和西气东输三线东段、西段等重大工程建成投运,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加快推进。截至2019年底,我国油气长输管道总里程累计约为13.9万千米,其中天然气管道约8.1万千米。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用电的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作取得显著进展,“十三五”时期实现153.5万眼农田机井通电、6.6万个小城镇(中心村)电网改造升级、7.8万个自然村通动力电,惠及1.6亿农村人口和1.4亿亩农田。

农田水利条件明显改善。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深入实施,持续加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大投入兴修农田水利,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建成运行和开工建设,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不断完善,农田灌溉条件明显改善。深入开展“沃土工程”建设,大力改造中低产田,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推进。截至2019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7.2亿亩,完成10.58亿亩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任务,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成效显著,金融乱象得到有效遏制,金融生态得到净化,金融系统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不断完善;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得到解决,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污染防治阶段性目标顺利实现,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

一、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取得积极成效

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宏观上管好货币总闸门,微观上推动企业降杠杆、控制居民部门杠杆率过快增长、积极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使宏观杠杆率高速增长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宏观杠杆率年均增幅从2012—2016年的12.2%大幅下降至2017—2019年的2.2%,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呈现稳步下降态势,从2016年的峰值157.6%下降至2019年的151.3%,政府部门杠杆率缓慢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控制在合理水平(见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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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2012—2019年我国各部门杠杆率及宏观杠杆率年增幅

金融等领域重大风险得到有效防控。地方政府债务存量风险有序化解,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低于国际通行的预警线。依法加快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形成了覆盖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预算管理、新增债券发行、存量债务置换、风险预警、应急处置、信息公开、日常监督等各环节的闭环管理体系。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增加流动性供给,中小银行局部性、结构性流动性风险得到稳妥化解。通过及时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策,适时启动逆周期因子,调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有效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金融市场发展更加规范。监管制度短板加快补齐,资管新规及配套实施细则颁布出台。金融市场乱象得到整治,影子银行无序发展风险得到控制。金融秩序得到大力整顿,互联网金融等涉众风险得到有效治理,国内173家虚拟货币交易及代币发行融资平台已全部无风险退出。高风险机构得到平稳有序处置,中小银行“精准拆弹”取得阶段性成果。民营企业债券违约事件得到有序处置。金融生态得到净化,金融系统抵御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房地产市场调控有序推进。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二、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贫困人口从2012年末的9 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末的551万人,累计减贫9 348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见图3-8)。52个未摘帽贫困县2020年将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2013—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 079元增加到11 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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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2012—2019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及农村贫困发生率

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10.8万所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达到99%,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达到98%,约960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贫困地区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快速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方式,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专栏3-1

易地扶贫搬迁:解决了全国约1/5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易地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实现贫困群众跨越式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途径。2015年11月27日,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把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五个一批”精准扶贫工程重要组成部分。

“十三五”期间,全国规划对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占全国贫困人口近1/5),涉及22个省份近1 400个县市。截至2020年6月底,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取得决定性成就,全国共建成集中安置区约3.5万个,建成安置住房266万多套,约96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已基本实现搬迁入住。

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不仅有效解决了近1 000万贫困人口的脱贫发展问题,推动迁出区生态环境恢复了绿水青山,还为搬迁群众脱贫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为其他国家类似地区减贫和移民事业提供了重要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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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各地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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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安置类型人数比例

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加快构建。在脱贫攻坚伟大实践中,注重加强党对脱贫攻坚工作的全面领导,建立了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的责任体系,上下联动、统一协调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的帮扶体系,多渠道、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和最严格的考核评估体系,形成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有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贫困治理中,通过制定综合性扶贫脱贫思路,以扶贫对象需求为导向、分类施策,采取针对性扶贫措施,使扶贫资源供给与扶贫对象需求有效衔接,扶贫综合性与精准度有机结合,实施了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坚实支撑。

中国减贫方案和减贫成就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从减贫速度看,中国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明显快于全球下降速度。特别是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来,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 300多万,有力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贺信称赞中国的减贫方略,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三、污染防治迈出关键步伐

生态文明建设有力有序持续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碧水保卫战、推进净土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格局加快形成。

大气环境治理方面,出台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实施,经过不懈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重污染天气较大幅度减少。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从2013年的72.4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9年的44.2微克/立方米,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从118.5微克/立方米下降到74.3微克/立方米,分别降低39.0%和37.3%,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从2016年的43.9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9年的36.3微克/立方米,PM10浓度从79.1微克/立方米下降到63.8微克/立方米。二氧化硫(SO2)浓度持续大幅改善,2019年全国SO2浓度为11微克/立方米,与欧美等国家浓度相当,比2013年下降65.6%,337个城市连续两年SO2全部达标。同时,摸清了重污染天气成因,厘清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秋冬季以PM2.5为特征的大气重污染成因,构建了国内最大的天地空综合立体观测网,定量解析了污染排放、气象条件、化学转化对大气重污染的影响并形成科学共识。

>>专栏3-2

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成果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事业发展实现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相继出台,40多项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改革方案制定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修订施行,《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国家节水行动方案》《循环发展引领行动》印发实施。在福建、江西、贵州、海南开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水环境治理方面,大江大河治理成效日益显现。截至2019年底,全国1 940个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为74.9%,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见图3-9)。扎实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农业农村污染治理等行动计划。全国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黑臭水体消除96.2%,排查长江入河排污口60 292个、渤海入海排污口18 886个,长江流域总磷超标断面个数同比下降40.7%。以长江水环境治理为例,通过推进劣Ⅴ类国控断面整治、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绿盾”行动、“三磷”排查整治、“清废”行动、饮用水水源地保护、黑臭水体治理、工业园区污水处理设施整治等重点工作,长江等水环境保护修复工作取得明显进展。2020年一季度,长江流域好于Ⅲ类水质断面比例提高到94.5%,同比上升7.1个百分点;劣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下降到0.4%,同比降低1.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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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2015—2019年我国水环境质量总体趋势

土壤保护方面,净土保卫战取得积极成效。中央财政设立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2016年以来累计下达280亿元,有力支持了土壤污染状况详查、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建设、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应用试点、土壤环境监管能力提升等。目前,我国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农用地土壤环境状况总体稳定。

固体废物管理方面,“无废城市”建设稳步推进。发布8项“无废城市”建设相关国家标准,筛选70多项“无废城市”建设试点亟须的污染防治技术,磷石膏、废玻璃资源综合利用增值税优惠政策调整完善,绿色矿山有序建设,累计创建了231家绿色商场,支持24个畜牧大县开展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试点城市绿色金融得到大力发展。一些“无废城市”试点城市探索推进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全量焚烧、近零填埋模式,取得阶段性成效。

资源使用效率方面,单位GDP能耗水耗大幅下降。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工作部署,大力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单位GDP能耗从2012年的0.76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9年的0.571吨标准煤/万元,降幅达25.5%,2012—2019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42.6%。国家节水行动稳步推进,全国用水效率进一步提升,万元GDP用水量从2012年的129立方米降至2019年的67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从2012年的76立方米下降到2019年的42立方米。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国。2019年,我国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3.4%,比上年上升1.3个百分点。

生态保护方面,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稳步推进,天然林保护制度不断完善,退耕还林还草进一步扩大,荒漠化、石漠化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湖泊、湿地面积不断扩大,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效显现,重大生态修复工程推进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生态状况显著改善。特别是我国森林质量与效益不断提高,森林多种功能得到实现,健康稳定优质高效的森林生态系统正逐渐形成。2015年底我国森林覆盖率为21.66%,2019年底为22.96%,森林蓄积量达到175.6亿立方米。

我国始终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重要位置。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国家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得到全面提升,创新对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作用凸显,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重大科技成果持续涌现

战略高技术研究成果丰硕。超级计算机连续10次蝉联世界之冠,采用国产芯片的“神威·太湖之光”获得高性能计算应用最高奖“戈登·贝尔”奖,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取得天宫、神舟、嫦娥、长征系列等重要成果,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载人深潜、深地探测、国产航母、大型先进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核电、天然气水合物勘查开发、纳米催化、金属纳米结构材料等正在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悬浮试验样车下线。

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新突破。基础研究支持力度不断加大,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建设得到加强,“从0到1”的原始创新加速积累。布局建设核高基、宽带移动通信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实施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创新成果加速涌现。

二、科技创新重大工程项目稳步推进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和性能不断优化。近年来,我国围绕战略高技术向深空、深海、深地、深蓝拓进的需要,布局建设了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的5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已建成30个;其中,上海光源、强磁场、散裂中子源、中国“天眼”、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高能同步辐射光源等一批综合性能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设施,推动我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综合性能迈上了新台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建设过程中,成功突破了800毫米孔径、磁场强度10特斯拉的铌三锡超导磁体设计及加工等技术难关,打破国际技术封锁,带动了西部超导等一批国产装备企业发展。高能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国内首次实现加速器小孔径真空室内壁镀膜,打破国际垄断禁售,推动我国超高真空领域技术发展。随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相继投入运行,有力推动我国一批重要学科领域实现从跟跑向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转变,增强了我国在粒子物理、核聚变、载人航天、基因检测等前沿领域的国际话语权。

三、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有序推进

区域创新体系持续完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北京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科技创新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积极推进,协同发展、各具特色、国际一流的区域创新高地正在逐渐形成。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等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原始创新根基更加牢固。通过集中支持、协同支持、持续支持,这些高地的创新集聚效应更加明显,创新体系更加健全,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较大幅度提升。

产业创新体系不断健全。聚焦解决集成电路、生物育种等战略性领域关键技术问题,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布局建设了一批国家产业创新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台,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高新区成为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核心载体,169个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达12万亿元,经济总量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2.5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15.1万家。

科技体制改革和创新生态建设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一批基础性的科技制度建立起来,成果转移转化机制不断完善,打通了科技、金融、产业和成果转化的通道。通过破除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唯奖项“四唯”倾向,科技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2019年全国技术交易额达到2.2万亿元,超过了2019年度全社会研发支出总额(见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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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2012—2019年全国技术交易额

创新创业创造深入推进。《关于强化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深入发展的意见》出台实施,创新创业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家支持建设了120家双创示范基地、5 739家众创空间,推进建设297家国家级和2 690家省级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创业服务能力进一步提高。创新创业服务支撑体系不断完善,全社会创新创业热情持续高涨,“互联网平台+创业单元”新模式新业态加速发展,改变了传统服务模式,引领带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实现更大规模、更高质量创业就业。

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对外开放迈出重大步伐,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快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正在形成。

一、重要领域改革取得重大突破

政府职能转变持续推进。深入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部门行政审批事项削减44%,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取消,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压减74%。全面改革商事制度,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事项压减87%以上,注册资本由“实缴制”改为“认缴制”,“多证合一、一照一码”改革不断深化,使企业开办时间缩短1/3以上。取消、停征、减免1 100多项中央和省级政府行政事业性收费。深化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公共资源交易效率不断提高。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即将全面完成,包括422家全国性协会和5万多家地方协会在内的约70%的协会已完成脱钩,373家全国性协会和近2万家地方协会正在有序实施脱钩改革。政会分开、管办分离、自主办会、有效监管的新型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建立。

营商环境持续优化。颁布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构建中国营商环境评价体系,2018年在全国22个城市开展了两批次试评价;2019年,对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部分地县级市等41个城市和东北地区21个城市开展了营商环境评价。规范投资审批行为,投资审批“一网通办”水平不断提高,投资项目审批环节继续精简。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逐步推行,“互联网+监管”事项清单加快制定,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功能和服务不断完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金融信用信息数据库服务网络覆盖全国。积极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出台《关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金融服务民营企业的若干意见》,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健全。开展清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拖欠民营企业、小微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全国共梳理出逾期欠款8 900多亿元,截至2019年底已清偿75%。在多项政策推动下,我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我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从2013年第91位跃升至2019年第31位。

国有企业改革持续深化。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在国企分类、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资监管体制、改革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等方面出台35个配套文件,基本形成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混合所有制改革加快推进,先后启动四批超过200家国企混改试点,在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方面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初步实现了企业活力增强、国有资本功能放大的改革目标。

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完善。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出台《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印发实施。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改革试点取得突破,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修订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推动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开展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试点,推动一级市场多方式出让,二级市场灵活流转,出台《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出台《关于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进一步畅通劳动力流动渠道,建立起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财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现代预算管理制度框架更加健全,正式实施新预算法,建立以四本预算为主体的政府预算体系,完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制度;出台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加大人大审查监督力度。税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全面推开“营改增”,征收66年的营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持续推进增值税改革,降低增值税税率、减并税率级次,构建更加简洁、公平的增值税制度,逐步建立留抵退税机制,完善消费税制度,开征环境保护税,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初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房地产税立法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

金融体制改革步伐加快。创新完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为主的金融调控框架,形成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创设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流动性调节工具,完善“三档两优”存款准备金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2013—2019年,广义货币M2增速由13.6%回落到8.7%,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由17.5%回落到10.7%,货币供应增长与名义经济增长基本匹配。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存款保险制度顺利实施。全面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健全利率走廊,完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形成机制(LPR),推动贷款基准利率和市场利率“并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增强。

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取消下放审批权促进投资便利化,实行企业投资项目负面清单制度,四年三次修订核准目录。确立非核准类企业投资项目告知性备案管理制度。建立以精简前置、并联审批为核心的新型核准制度,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加强政府投资法治化建设,推动出台《政府投资条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和优化服务,同步推进权力取消下放后的配套制度建设,建设应用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推动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深化工程咨询行业改革。

价格改革深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明显提升。水电油气运等重点领域价格改革纵深推进,竞争性领域和环节价格大幅放开,中央政府定价项目由约100项缩减为16项;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由平均100项缩减为平均32项,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和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市场调节价比重已超过97%。输配电、天然气管道运输等垄断环节价格监管不断加强,以“准许成本+合理收益”为核心的定价制度基本确立。公用事业、公共服务、能源资源等领域价格机制进一步健全,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不断创新完善,在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推动提升供给质量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逐步健全

贸易强国建设稳步推进。积极适应外贸发展新常态,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货物贸易转型升级和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积极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和外贸综合服务企业等贸易新业态,利用数字技术推动对外贸易线上线下融合。加快服务外包向高技术、高附加值、高品质、高效益转型升级。出台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口岸管理体制改革、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支持性政策,持续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发展。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世界各国产品开拓中国市场提供机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2019年,我国实现商品进出口总额达45 761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24 990亿美元,连续11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

外商投资环境持续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颁布实施,构建了新时代外商投资促进、保护、管理基本制度,为形成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投资环境提供更有力的法制保障。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压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农业等领域推出重大开放措施,在自贸试验区进行扩大开放试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给予内外资平等待遇,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分别缩减至33条、30条。多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外资进一步融入我国产业体系和创新体系。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跨国投资低迷、各国引资竞争加剧的条件下,我国吸收外资实现逆势增长,达到1 412.3亿美元(见图3-11),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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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2012—2019年我国吸收外资规模

推动境外项目合作有序开展。搭建多双边合作机制,引导企业按照“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商业原则、国际惯例”的原则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场合作。深化重点领域国际合作,推动有条件、有实力的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推动形成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全面带动中国设计、品牌、工程装备和技术标准走出去,对外承包工程的规模、效益和影响力全面提升。健全促进对外投资政策和服务体系,推动中资企业境外合规经营,有效防范境外合作风险。2019年,中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1 171.2亿美元,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7个国家和地区开展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区域协同开放格局初步形成。东部地区开放优势不断巩固,西部地区开发开放全力推进,中部地区开放型经济加快发展,东北地区开放合作培育新亮点,边境经济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区域开放平台加快建设,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的区域开放新格局初步形成。实现沿海省份自由贸易试验区全覆盖,向全国累计复制推广223项制度创新成果。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积极探索对接国际规则标准、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推动国内制度创新与国际经贸新规则接轨。

>>专栏3-3

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建设稳步推进

一、自由贸易区建设稳步推进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不断提高自贸试验区发展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高地。2013年9月以来,我国分5批先后设立了上海、广东、天津、福建、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海南省全岛、山东、江苏、广东、河北、云南、黑龙江等18个自贸试验区,并设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形成了东西南北中、陆海统筹开放态势。自贸试验区设立以来,各自贸试验区已累计复制推广223项制度创新成果,带动全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引领示范作用。

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式启动

2020年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了在海南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总体制度设计和分步骤分阶段安排。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开局的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高质量高标准建设自由贸易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提出推进贸易自由便利、投资自由便利、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人员进出自由便利、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建立与高水平自由贸易港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自由贸易港治理体系,营造国际一流的自由贸易港法治环境,有针对性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一系列重大任务和政策举措。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强与联合国、二十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国际组织合作,在推动经济增长、结构性改革、科技创新、数字经济、基础设施投资等议题中积极贡献中国方案。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坚决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旗帜鲜明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基础丰富区域合作机制,深化同77国集团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加强国际社会应对资源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的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防范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挑战。

三、共建“一带一路”取得重大进展

加强政策沟通,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共识持续扩大。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多领域、多层次常态化合作机制初步建立,复合型国际合作框架正在形成,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截至2020年6月底,已与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范围涵盖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大洋洲等五大洲大多数国家以及联合国等各大重要国际组织。与哈萨克斯坦、老挝等多个国家签署合作规划,合作范围稳步扩大。

加强设施联通,一批标志性项目取得实质性进展。“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欧班列成为共建“一带一路”重要品牌,截至2020年6月底,累计开行超2.5万列,运送货物230万标箱。疫情发生以来,中欧班列在国际物流受阻的情况下高效运行,逆势增长,对稳定国际供应链、助力沿线国家共同抗疫作出了突出贡献。铁路、海运、民航、邮政快递、能源等领域规划合作及政策对接稳步推进。

>>专栏3-4

中欧班列运营情况

中欧班列(英文名称CHINA RAILWAY Express,缩写CR express)是指按照固定车次、线路、班期和全程运行时刻开行,运行于中国与欧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集装箱等铁路国际联运列车,是国际铁路运输的新型组织方式。中欧班列安全快捷、绿色环保、受自然环境影响小,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运价水平相当于空运的五分之一,运行时间是海运的四分之一。

中欧班列应中欧间投资贸易的不断扩大而产生,随“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而壮大。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推动下,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方面共同推动中欧班列从初期培育走向成熟壮大,开行规模不断扩大,开行质量显著提高。目前,已联通欧亚大陆20多个国家100多个城市,成为深化我国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明星品牌,被誉为“一带一路”上的“钢铁驼队”。

中欧班列已形成西、中、东三条主通道,沿主通道铺划了35条运输干线。西通道从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口岸出入境,中通道从内蒙古二连浩特口岸出入境,东通道从内蒙古满洲里口岸出入境。截至2020年6月底,中欧班列累计开行超2.5万列,其中去程约1.5万列,回程约1万列,累计运送货物超过230万标箱,综合重箱率达到99.1%。运送货物涵盖手机、电脑、服装、机电、粮食、酒类、木材等诸多品类,整车进出口、运邮成为新的增长点。特别是2020年上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运、空运普遍受阻,中欧班列发挥其国际铁路联运分段运输、受人员检疫等限制较少的优势,全力保持安全稳定运行,开行规模实现逆势增长,累计达到5 122列,运送货物10.5万标箱,同比分别增长36%、41%,为稳定国际供应链、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已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向意大利、西班牙、德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发运超过367万件、2.7万吨防疫物资。中欧班列成为国际防疫救援物资运输的骨干渠道,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力量”。

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通过提升交通区位优势、匹配供应链需求、优化要素空间组织,促进了物流与制造、商贸等产业联动,推动了产业落地和集聚,带动了国内外沿线地区经济发展。一方面,中欧班列开辟了我国内陆开放、向西开放的新通道,缩短了与欧洲及沿线国家的时空距离,改善了广大内陆地区的开放条件,有力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在中欧班列的带动下,重庆、成都、西安等城市的外向型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内陆地区重要的开放高地。另一方面,中欧班列为沿线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许多国家正是通过中欧班列,认识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如白俄罗斯、波兰等中东欧国家,正是通过开行中欧班列强化了本国交通枢纽地位,带动了经济发展。

加强贸易畅通,经贸投资合作不断扩大。截至2019年底,我国与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7.8万亿美元,成为25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 000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累计超过9 000亿美元。自贸区建设步伐加快,我国与10多个沿线国家签署自贸协定。成功举办两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蒙古等邻国相继开通7条边境口岸农副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道”。

加强资金融通,多元化投融资体系不断建设。推动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设立了丝路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等20多支专项基金,多边金融合作网络正在形成。与21个沿线国家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与7个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公开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合作建立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金融监管及能力建设合作不断强化。

加强民心相通,人文交流合作不断深入。教育、文化、卫生、援外等领域务实合作稳步开展,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在全球47个国家设立了40个中国文化中心和20个旅游办事处。在政党、社会组织、智库、生态环保等领域建立多边对话机制,国际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发起成立“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纪录片学术共同体,发起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计划、“一带一路”图书馆合作项目、版权贸易合作计划等倡议。中国“一带一路”网正式开通。

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水平不断提升,现代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基础设施网络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产业发展向中高端迈进,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

一、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步伐加快

产业规模不断壮大。2019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份额接近30%,相当于美、德、日三国的总和,连续10年位居世界首位,钢铁、水泥、汽车等220多种工业品产量稳居世界第一,我国制造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不断巩固。2019年服务业增加值是2012年的2.2倍,服务消费在居民消费中占比超过50%,服务业支撑作用不断增强,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新引擎。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9.1∶45.4∶45.5调整为2019年的7.1∶39∶53.9(见图3-12),服务业占比和发展质量明显提升,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装备制造业营业收入在制造业中的占比稳定在27%以上,建成了一批规模化的产业基地和产业集群,形成了体系化的产业链和全球化的供应链,产业核心竞争力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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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2012—2019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

创新能力显著增强。产业研发投入规模和强度显著提高,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一批关键技术和产品取得突破进展,一批企业依靠技术创新迈向产业链中高端,一些领域正由“跟跑者”向“并跑者”“领跑者”转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我国排名连续四年上升,2019年位居世界第14位,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唯一进入前20名的国家。

产业变革加速推进。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突破,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加速向产业领域渗透和拓展,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有所提升。随着5G商用的规模效应和乘数效应不断释放,产业聚合正催生产业新变革。节能环保、清洁生产等绿色工艺和技术装备水平稳步提升,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明显下降。制造业服务化加快发展,部分制造企业已从过去单纯提供产品向提供产品和服务转变,服务溢价显著提升。

二、网络强国建设成效显著

网络发展速度全球领先。高速光纤网络已覆盖全国所有城市、乡镇以及99%以上行政村,贫困村通宽带比例超过95%。全国光纤接入用户占比超过93%,位居全球第一。4G网络从无到有,现已建成全球最大运营网络,发展用户规模12.6亿户。5G进入商用时代,发展进入快车道。

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突破。建设了涵盖全产业链的技术研发试验外场,在大规模天线、网络架构、网络编码等关键标准和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建成全球距离最长的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线路“京沪干线”,与“墨子号”量子卫星协同实现星地量子密钥分发,初步具备了安全服务能力。建成全球最大的基于互联网协议第六版(IPv6)的下一代互联网示范网络,IPv6规模商用部署进程加速。

信息通信产业快速发展。形成涵盖研发制造、网络运营、应用服务等各环节的产业体系,建成了结构完整、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链,形成了一批世界领先的创新型企业。目前,我国信息产业规模和电子信息产品出口额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进入全球电信运营商营收前10强,世界市值排名前30位的互联网企业中,我国占据10席。

网络安全制度体系日趋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云计算服务安全评估办法》等网络安全领域相关管理制度相继出台,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等领域制度标准和规范逐步完善。网络安全治理成效明显,网络环境进一步净化,重点行业网络安全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网络安全产业规模稳步增长,云安全、数据安全、工业互联网安全、移动安全等领域成为投资热点。网络安全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大,网络空间安全成为高等学校一级学科,网络安全学院建设快速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协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美丽乡村建设成效显著,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区域经济布局进一步优化,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初步形成。

一、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

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谷物、肉类、花生、茶叶、水果等农产品产量连续位居世界第一,粮食产量保持在6亿吨以上,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7%,自主选育品种占比达95%,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8.3%。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取得显著进展,2019年我国小麦、玉米、稻谷三大主粮已基本实现机械化,2012—2019年,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从57%提高到70%以上。设施农业、观光休闲农业、农产品电商等新模式快速发展,拓展了农业多种功能。2019年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游客32亿人次,营业收入超过8 500亿元,产业内涵由原来单纯的观光游,逐步拓展到民俗文化、农事节庆、科技创意等领域,促进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蓬勃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向农业农村领域快速延伸,农产品电商方兴未艾。

新型经营主体大量涌现。国家着力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数量快速增加,规模日益扩大。截至2019年底,全国家庭农场超过70万家,依法注册的农民合作社达220.1万家,从事农业生产托管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42万个。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不断壮大,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退役军人、科技人员等返乡入乡人员加入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新型经营主体和新型职业农民在应用新技术、推广新品种、开拓新市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在成为引领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

农村现代化成效显著。农村道路、水、电、气、暖、通信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实施,农村“厕所革命”加快推进,基本卫生条件明显改善,美丽乡村建设迈出新步伐。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一步巩固完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扎实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出台实施,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基本完成。

二、新型城镇化建设成效显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展良好。户籍制度改革全面落地并向纵深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重点群体落户门槛不断降低。超大城市不断优化积分落户制度,中西部(除西藏)和东北地区除省会(首府)城市外,其他城市基本实现落户“零门槛”,东部地区城市落户条件普遍降低,一些城市专门为特殊行业人员开辟落户通道。居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基本公共服务扩面提质。截至2019年底,累计发放超过1亿张居住证。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加快覆盖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常住人口。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已纳入公租房保障和住房公积金缴存范围,进城落户农民工子女与当地户籍学生一视同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建立,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平台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人钱挂钩、钱随人走”“人地挂钩、以人定地”政策框架不断完善,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较多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的补助机制持续优化,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成为制定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安排各地区城镇新增建设用地规模的重要依据。

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城镇发展格局初步形成。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镇布局结构不断优化,集聚效应明显增强,形成了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哈长、北部湾等城市群,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部分城市群已经具备较强的国际经济影响力。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以10.4%的国土面积,集聚40%的人口,创造55%的国内生产总值。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其他重要节点城市等中心城市的人口、经济集聚和向外辐射服务能力持续增强。19个国家级新区、20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68个国家高新区成为城市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城市群内部大城市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逐步增强,城市间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加速一体化,产业分工效率持续提高,人才流动、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环境质量等多方面合作机制不断完善。

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持续增强。城市作为全国产业发展载体和创新高地的作用日益增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初步形成人工智能发展核心区,对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绿色城市建设扎实推进,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地区散煤治理有序开展,“2+26”城市全部纳入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试点范围。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再上台阶,在80个城市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信息惠民试点,自然资源、城管、交通、水利、环保等领域的数据融通和示范应用不断加强。人文城市建设逐步深入,特色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提速。

特色小镇规范发展机制不断健全。坚持规范纠偏、典型引路两手抓,推动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各地区认真学习借鉴浙江经验,紧密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总体上看,特色小镇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涌现出一批产业特色鲜明、要素集聚、宜业宜居、富有活力的精品特色小镇。有的小镇成为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的新引擎,有的开辟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有的开拓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新空间,有的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支点,有的搭建了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新平台。据有关机构对225个特色小镇的抽样调查,每个特色小镇平均入驻企业150多家、吸纳就业5 000多人、有效投资10亿元、贡献税收几千万元。

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进

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登高望远、统筹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势,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确立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各地区、各部门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完善区域政策,推动各项战略任务精准落地,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协调性进一步增强。

>>专栏3-5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扎实推进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

协同发展规划体系“四梁八柱”基本形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京津冀“十三五”规划及12个专项规划出台实施。雄安新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两翼建设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规划政策体系基本构建,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批复实施,第一批市级机关搬入副中心挂牌办公,通州区与北三县协同发展规划出台实施。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效明显。2014年以来,疏解一般制造业企业1 055家,关停退出一般制造业企业2 387家,疏解提升各类市场和物流中心累计达694个,常住人口2017年以来连续三年下降。交通、生态、产业等重点领域率先突破。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运,京张高铁建成通车;2019年京津冀13个主要城市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下降约53%;北京现代汽车沧州第四工厂等产业转移项目建成投产。协同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构建。截至2019年底,京津冀全面创新改革试验18项改革举措基本完成并逐步向全国推广,中关村企业在津冀设立分支机构累计超过8 000家。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深入推进。三省市基础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和学校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双向转诊、检验结果互认等医疗卫生协作持续推进。

二、长江经济带发展

共抓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协同并进。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形成了“1+N”的规划政策体系,顶层中层设计基本完成。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狠抓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深入实施生态环境污染治理“4+1”工程,长江水质持续改善。推动长江水运航道区段标准、船舶标准、港口码头管理、通关管理“四个统一”建设,长江南京以下12.5米深水航道、荆江航道整治工程已投入使用,5万吨海船可直达南京,3 000吨级船舶可常年通达重庆,黄金水道功能不断提升;长江干线14个主要港口疏港铁路已全部开工建设,长江集装箱江海联运运量已占到总运量的60%,长江经济带海关实现通关一体化。积极支持上海崇明、湖北武汉、重庆广阳岛、江西九江开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支持浙江丽水、江西抚州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努力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建立“负面清单指南+沿江11省市实施细则”的负面清单管理体系,基本实现了对岸线开发、河段利用、区域开发、产业发展的分类管控。建立“国家—省—市”三级水环境质量监测预警体系,实现长江国控断面水环境质量统一监测、统一发布、按月评价、按季预警。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2019年为80.7%,较2015年底提高13.7个百分点,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由2015年的42.2%提升至2019年的46.5%,实现了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

三、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对外公布实施,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大湾区科技创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专项规划,以及金融、财税和商务等领域支持大湾区建设的有关政策措施陆续印发实施,“1+N”规划政策体系逐步完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有序推进,“两廊”(广深港、广珠澳科技创新走廊)、“两点”(河套、横琴创新极点)建设框架逐步搭建。加快推进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港珠澳大桥、南沙大桥建成通车,新横琴口岸投入使用并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便捷模式,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更加通畅。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加快构建,港澳居民在内地就学、就业更加便利,大湾区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四、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建立。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印发《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海南自贸试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人才体制机制创新、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等重大实施方案,深化细化法治建设、民航发展、移民与出入境、教育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先后对外发布77项制度创新案例,实现全省85%的政务服务事项“不见面审批”。洋浦、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等重点功能平台发展迅速。市场主体超过100万户,新设立外资企业和实际使用外资连续两年翻番。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正在有序推进。

五、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一体化制度设计加快完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发布,金融支持、税务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实施。协同开放格局不断完善,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和江苏自贸区获批,特斯拉上海临港超级工厂实现量产,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一期顺利验收,小洋山北侧集装箱支线码头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协同创新体系不断健全,上海牵头搭建了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整合三省一市2 400多家机构的3万多台(套)大型科学仪器设施。一体化发展成果更多惠及长三角居民,异地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覆盖长三角全部41个城市,长三角实现跨省身份认证、电子证照共享,三省一市搭建养老数据交换平台,初步建立起统一的急救医疗网络体系,所有通地铁城市实现扫码过闸互通,沪苏浙合作加强太湖蓝藻水华等联合防治,长三角市场监管信息资源实现整合,市场主体数据库基本建成,第一批17条省际断头路全部开工,其中3条已贯通,商合杭、沪通铁路开通运营。

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正加紧开展顶层设计,编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研究提出今后一个时期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目标任务、重点工程和政策措施。同步谋划实施一批生态、水利、治污等支撑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工程,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步。

七、西部大开发

出台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印发《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和成渝、北部湾、关中平原、呼包鄂榆、兰州—西宁等西部重点城市群发展规划。推进沿边地区开放发展,加强沿边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建设。2012—2019年,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由5 086万人减少到323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7.5%下降到1.1%。截至2019年底,西部地区累计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37亿亩。

八、东北振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加快推动东北地区经济企稳向好若干重要举措的意见》等系列重要文件印发实施,出台支持东北全面振兴的具体政策和工作方案70多项,支持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国企改革、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强与东部地区对口合作。东北全面振兴取得积极进展,经济运行逐步企稳,重大项目加快落地,结构调整扎实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社会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九、中部崛起

研究制定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2016—2019年,中部地区生产总值从160 646亿元提高到218 738亿元,年均增长7.8%,高于同期全国6.6%的年均增速,居“四大板块”首位,占全国经济的比重从20.6%提高到22.1%,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为支撑全国经济稳定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十、东部率先

东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领跑全国,创新动力不断增强,产业升级有力推进,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持续提升,东部地区产业有序向中西部转移,区域发展新动能新亮点不断涌现,对全国发展的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对外开放潜力进一步释放,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能力不断增强。

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不断增强。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地区引领作用不断凸显。地区发展动能持续增强,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快速集聚,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2019年,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和长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到8.5万亿元、11.6万亿元、23.7万亿元,占全国比重达43%;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达到46.1%,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加快发展,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发挥着龙头带动作用。一些龙头省份的引领带头作用不断显现。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超3万亿元的省份数量从6个增至13个,其中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0.77万亿元,成为首个突破10万亿元的省份;江苏、山东、浙江、河南超过了5万亿元。经济发展轴引领带动作用更加明显。沿海经济带带动作用凸显,2019年,沿海的10个省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比重达50.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达73.8%,福建、河北等5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长江经济带发展领跑全国,2019年11个省市中有9个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云南、江西等6个省份跻身全国增速前十。高铁经济蓬勃兴起。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后分别拉高批发零售业增速6个和1个百分点。武广高铁开通后,沿线地区与非沿线地区增速差距扩大1个百分点,武汉、长沙、广州旅游收入增速提高40%以上。

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加快发展。赣闽粤、陕甘宁、大别山、左右江、川陕等重点革命老区脱贫攻坚取得重大进展。边境建设水平不断提升,边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沿边开发开放平台日益丰富,边境贸易稳步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实现较快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持续增强。生态退化地区综合治理稳步推进,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不断健全。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探索出各具特色的转型路径。老工业城市调整改造取得阶段性成效,新旧动能加快转换。

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国民文明素质和构建安定有序的现代社会,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人群,精准发力、补齐短板,教育现代化、全民健康、文化旅游等领域建设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逐步提升。

一、教育现代化稳步推进

各级各类教育快速发展。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人民群众受教育权利得到更好保障。2012—2019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由28 655亿元增长到50 175亿元,增长75.1%;学前教育在园幼儿由3 686万人增长到4 714万人,三年毛入园率由64.5%提高至83.4%;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由1.45亿人增长到1.54亿人,九年义务教育毛入学率由91.8%提高至94.8%;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由85.0%提高至89.5%(见图3-13);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由3 325万人增长到4 00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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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我国各级各类教育入学(园)率

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不断扩大。2017—2018年,中央财政投入学前教育专项资金300亿元,地方财政投入超过3 000亿元。2019年中央财政进一步加大投入,将学前教育专项资金从之前的每年约150亿元提高到168.5亿元。相继实施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和优质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扩容项目,集中支持各地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逐步提升。

义务教育发展更加公平均衡。截至2019年底,全国有2 767个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占全国总县数的95.32%。中西部地区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县数占比达到93.24%,城乡义务教育差距逐渐缩小。城乡二元结构壁垒有效破除,“乡村弱”“城镇挤”问题不断改善。实施城乡统一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标准,健全与国家课程标准相匹配的中小学装备配置标准体系,实现“两免一补”政策全覆盖。

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不断提高。截至2019年底,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共有学校2.44万所,在校学生3 994.9万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水平已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通过实施教育基础薄弱县普通高中建设项目、普通高中改造计划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中西部贫困地区加快发展高中阶段教育的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建立了完善的高中阶段学生资助体系,为农村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对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公正起到了积极作用。

高等教育向普及化阶段迈进。截至2019年底,高等教育毛入学率51.6%,跨入普及化发展阶段。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2 688所,其中,本科院校1 265所,高职(专科)院校1 423所;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11 260人,其中,本科院校15 179人,高职(专科)院校7 776人。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大幅提升,符合条件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覆盖绝大多数省(区、市),从本专科到研究生教育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健全。高校区域布局和办学能力结构不断优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大力实施,中央财政投入持续加大,通过“部省合建”模式,在尚无教育部直属高校的省份,支持中西部高水平大学建设。

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印发实施,推动职业教育走入特色发展道路。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19年底,我国有职业院校1.15万所,在校生2 857.2万人,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分别占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2019年提出职业教育面向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大规模扩招100万人,成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促进就业、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重要举措。

二、健康中国战略稳步实施

公共卫生体系更加健全。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从2012年的3.9张提高至2019年的6.3张,每千人执业(助理)医师数从1.94人提升至2.77人。重大疫情防控和医疗救治能力增强,全国重大疫情救治和应急医学救援网络初步建立,医疗卫生行业平战结合和转换机制建立健全,医疗应急物资储备建设积极推进。有力应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重大慢性病机会性筛查逐步推广,建立了以健康管理、筛查和早诊早治为重点的慢性病防控体制,基本实现常见慢性病健康管理全覆盖。

医疗资源配置更加优化。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不断健全,公立医院服务能力和运行效率大幅提升。医疗集团、医共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助网等多种模式医疗联合体健康发展,进一步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实。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范围稳步扩大,逐步形成长效激励机制。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不断健全。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危急重症、疑难病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资源得到均衡配置。康复、老年病、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安宁疗护等接续性医疗能力进一步提升。社会办医健康发展,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和兼职制度不断完善。

中医药传承创新健康发展。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建立,每个县基本具备中医药服务能力,所有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均能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规范发展。中西医结合进一步发展,重大疑难病、危急重症临床疗效充分显现,中医在新冠肺炎预防和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深入发展,中医药防治技术和新药研发取得进展。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初步建立,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政府文化管理权不断下放转移,有效激发了市场与社会活力。政府通过购买、委托、外包与规范化资助、扶持、奖励的方式推动多元参与,引导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领域,营造更加规范化、公平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文化产业协会、民间组织“中间人”管理作用充分发挥,创建了更为包容、多元的平台以广泛吸纳民间团体和个人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联动协同治理模式。

文艺创作繁荣发展。文化创造活力进一步迸发,讴歌新时代、反映新成就的优秀文艺作品不断涌现,弘扬了主旋律,传播了正能量。结合改革开放4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以及国家重大战略,有计划地推出了一批现实题材作品。科学设置艺术奖项,严格评奖标准和评奖程序,文艺评价制度不断完善。实施艺术人才培养工程,人才队伍更加壮大。实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戏曲振兴、剧本扶持等7项重大艺术工程,成效显著。举办了中国艺术节、中国京剧艺术节等重大文艺活动,拉动了演出市场繁荣。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公共文化设施总量显著增长,公共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文化馆、综合性文化中心、群众艺术馆、文化站等群众文化机构稳中有增,公共图书馆面积和数量显著增加,各类博物馆数量明显增加。截至2019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 196个、群众文化机构(文化馆站)44 073个、博物馆5 132个。公共文化服务城乡联动发展机制不断完善,逐步实现优质资源、服务下沉,县城、农村、社区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得到有效改善。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状况明显改善。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持续深化,文物保护力度不断加大,“考古中国”研究等一批重大工程顺利实施。全面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水平,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体验中心,初步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传播格局。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机制不断健全,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文旅产业蓬勃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新趋势,文旅消费不断扩大,市场主体不断壮大,服务品质不断提升。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达5.8万家,实现营业收入8.6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全国旅游总收入达6.6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1%。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特别是乡村旅游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体育产业快速发展,各种健身场所迅速兴起,有力促进群众体育运动开展。全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2平方米以上,近4亿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我国运动员在各项国际比赛中捷报频传。

四、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

社会治理法治化有序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出台对慈善活动进行明确界定,同时在规范慈善组织设立运营、慈善财产来源和使用、开展慈善服务、促进慈善事业发展等方面作出规定,开启了中国慈善活动的新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颁布助推社会治理步入新时代,既有利于社会组织治理结构的完善,也有利于促进社会治理的创新。司法监督制度不断健全,人民监督员监督范围进一步扩大,监督程序进一步完善,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进一步拓宽,人民监督员广泛性、代表性进一步增强,队伍结构更加合理。

社会治理信息化显著提升。“互联网+政务服务”深入推进,政务服务效率大幅提升。全国各级政府整合网络资源,优化办事流程,加强业务协同,统一的网上服务大厅纷纷建立。群众通过当地政府的网上服务大厅实现越来越多事项的“一窗受理”“一网通办”“最多跑一次”,甚至是“一次不用跑”“不见面审批”,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明显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政务信息公开深入推进,政府工作更加阳光化、规范化。各级政府和部门积极推进决策、执行、管理、服务和结果全过程公开,全面扩大公众参与,使社会大众全面深入参与到政府治理的各个环节。各级政府广泛应用大数据、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科学技术改进管理服务,极大提升了社会治理能力。智能治理基础建设深入推进,高标准建设“雪亮工程”。智能治理深度应用,智能化助推决策科学化、防控一体化、服务便捷化取得明显成效。智能治理安全保障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安全防控体系初步建立。依托物联网、数字化平台实现网格化管理在大部分城市铺开,使社会事件处置变被动为主动,集碎片为整体,实现社会治理数据的实时收集、计算和社会服务管理态势动态监测。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扎实推进。围绕贯彻落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诚信建设长效机制不断健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实现全覆盖。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联通46个部门和所有省区市,“信用中国”网站开通运行,成为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公开的“总枢纽”和“总窗口”。重点领域联合激励和惩戒制度陆续实施,并在治理法院执行难、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顽瘴痼疾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重点领域事前信用承诺、事中信用分级分类监管、事后信用奖惩相关制度不断建立健全,贯穿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快形成。“信易贷”积极推广,有力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信用法》立法工作扎实推进,湖北、上海等7个省市出台综合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地方性法规。市场化信用服务体系有序发展,征信、信用评级、信用担保等信用服务机构提供日益多样化的信用产品和服务。

多元纠纷化解格局显现。仲裁和诉讼制度逐步健全。《关于完善仲裁制度提高仲裁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发布,仲裁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发挥,仲裁与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断健全。诉讼机制进一步完善,以立案登记制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增设巡回法庭为代表的诉讼便民利民改革深入推进,设立知识产权法院、跨行政区划法院,一线办案力量、人均办案量、结案率普遍增长,增强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在线纠纷解决机制迅速发展。2017年,全国首个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在浙江正式运行,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参考样本。云南省、北京市、安徽省、河南省、广东省、山东省等地建设并上线了具有当地特色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平台。

围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大力发展各项社会事业,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明显成效,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保持同步增长,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一、居民收入和消费稳步提升

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3万元(见图3-14),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降至27.6%、30.0%,大体接近发达国家水平。2013—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7.1%,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壮大,按照家庭年收入10万元至50万元的标准,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过4亿人,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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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2013—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同比增长

居民消费层次持续提升。家电全面普及,汽车快速进入寻常百姓家,2018年全国居民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33辆,高于新加坡;居住条件日趋改善,2018年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分别为39平方米和47.3平方米,2019年城镇住房自有率达到96%,居世界前列。移动电话普及率由2015年的95.5部/百人上升至2019年的114.4部/百人,2019年移动互联网用户接入流量是2015年的29倍。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深入实施,2019年农村地区快递网点超过3万个,乡镇覆盖率达96.6%。

二、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城镇就业规模进一步扩大。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得到有效落实,就业水平总体稳定,就业质量稳步提升。截至2019年底,“十三五”期间全国城镇累计新增就业5 378万人,城镇新增就业连续七年保持在1 300万人以上(见图3-15);城镇登记失业率保持在4.05%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在5.2%以内。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城镇困难人员就业总体稳定,四年累计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706万人,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2 209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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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重点群体就业保障能力进一步提升。深入实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促进计划和基层成长计划,加强就业引导帮扶,推进青年见习、“三支一扶”等专项计划,帮扶高校毕业生就业。落实农民工常住地就业服务,开展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试点,推进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强农民工就业帮扶。搭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健全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策体系。完善公益性岗位开发管理办法,加强贫困劳动力精准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

就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深入推进人力资源市场改革,推动就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初步实现就业信息全国互联互通。出台《加快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和应用工作的指导意见》,加快建设省级集中、业务专网管理和互联网经办服务一体的公共就业服务应用系统。出台《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推进人力资源市场诚信体系建设。加强公共就业服务标准化建设,发布《公共就业服务总则》等8项国家标准。大力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建立并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公共实训基地建设。

就业保障支撑体系进一步完善。“十三五”以来,中央财政累计安排就业补助资金1 300多亿元。完善《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扩大资金使用范围,简化申请程序。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进一步完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探索开展新就业形态统计监测,正式发布城镇调查失业率。扩大失业监测范围,开展失业预警试点。

三、社会保障水平逐步提高

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成。2019年,基本养老覆盖人数达到9.68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2015年的82%提高到89.25%。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立,中央调剂比例稳步提升至3.5%,企业人员基本养老金稳步提高。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持卡人口覆盖率达到82.8%,基本实现全国一卡通。社会保险筹资机制更加完善,待遇正常调整机制逐步建立,统筹层次和保障水平稳步提高。

全民医保制度更加健全。2019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达到13.54亿人,基本覆盖城乡全体居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制度改革持续深化,医保基金统筹层次和统筹水平不断提高,基本医保基金的地市级统筹全面实现,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医保缴费参保政策不断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推进,实现基本医保的复合式付费方式覆盖所有统筹区域。基本医保参保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范围进一步扩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更趋完善,医疗保障扶贫、目录调整工作扎实推进。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实现县(区)全覆盖。

总的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新发展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看,《“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进展顺利。一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资源环境四大类25项主要指标进展顺利,完成进度总体符合预期,预计绝大部分指标能如期完成。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个别指标完成情况存在不确定性,要全面完成规划目标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截至2019年底,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互联网普及率、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城镇棚户区住房改造、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森林发展、空气质量、地表水质量、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等9项主要指标,已提前实现规划目标。另一方面,《“十三五”规划纲要》部署的165项重大工程项目扎实推进,770条细化任务有序实施,工程项目进展情况良好、符合预期进度,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建成投运。这165项重大工程项目有效发挥了稳增长、补短板、强弱项、惠民生的关键牵引作用,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二、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加快转向高质量发展轨道,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初步构建,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创新驱动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协调性和韧性明显提升。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工业化和信息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加速,服务业拉动作用日益凸显,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助推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能。产业发展迈向中高端,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全员劳动生产率在2012—2019年保持6.7%的年均增长率,2019年超过11.5万元/人(按2015年不变价)。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明显,2012—2019年我国最终消费率从51.1%提升至55.4%,2019年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7.8%,连续6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内生动力大幅增强。创新驱动和引领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2019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即R&D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达到2.19%(见图3-1),已经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全年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3件,首次超过美国,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创新对改善经济效率的作用不断增强,2019年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2019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接近1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14.4%,较2012年分别提高6个和4个百分点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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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12—2019年我国R&D支出及与GDP之比

发展协调性持续巩固。通过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城乡发展协调性显著增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速,2013年以来累计超过1.4亿农村人口成为城镇居民,2019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6%,高于中等收入国家52%的平均水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比2012年末缩小了1.05个百分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2013年的2.81下降至2019年的2.64。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一批新的城市群、都市圈、增长带成为牵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步伐不断加快,区域发展协同性总体增强,发展空间布局持续优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逐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系中。

发展韧性明显提升。近年来,我国积极夯实产业基础,增强产业链韧性,形成了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供应链体系健全、产业配套能力强、生产组织高效,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面前经受住了考验。我国拥有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巨大,城乡区域发展空间广阔,抵御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较强。我国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具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而且随着我国科教事业进一步发展,人才队伍还将不断壮大,“人才红利”对经济的推动效应将加速显现。特别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在面对国内外困难复杂局面时更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凝聚起突破前行的强大力量。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和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卓绝努力,用三个月左右时间,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全国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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